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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磨合论”已成为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磨合”强调“磨合”而来的新的文学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若从文化创造的角度重新审视新文学，能够衍生出更多新的学术命题，也为新世纪文学之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经验，成为观照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窗口。文章主要从“文化磨合”的主体间性、对新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参考点、为新世纪文学发展提供方法指导以及对它的反思四个方面进行阐释该理论的创新与不足。
关键词：文化磨合;主体间性;文化创造
李继凯基于对文学文化发展的历史现实和自身规律的认识以及文化全球化趋势的认同，从文化创造的视角观照文学，提出了“文化磨合论”，认为两种文化的相遇交流必有“磨合”阶段，一般主要包括古今、中西、雅俗文化之间的磨合。我国自晚清民初以来，中外文化在思想与实践层面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复杂性的“文化磨合思潮”。就新文学而言，即使举着全面反传统的旗帜，仍然是在古今中外多元多样的文化“磨合”中产生的，“磨合”中的文化创造精神促进了中国封建文化体系的解构和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建构。“文化磨合”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中我国文化进入世界性跨文化语境的必然选择，已从文化追求上升为理论的、文化的高度自觉，成为中国文化实践及文学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有效策略。
一、“文化磨合”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强调“唯我独尊”的主体性理论的反思与发展，它以“之间关系”为第一原则，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地位平等，互为主体，克服了主体主义中强势主体压制弱势主体的缺陷。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看，“文化磨合”与“文化碰撞”、“文化融合”存在差异。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任何一种文化都难以在封闭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文化交流成为必然，文化冲突成为常态。“文化磨合”与“文化碰撞”，前提均为异质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而这种冲突从根本上说是在主客二分的唯我思维，中心化思维之下的文化主体性冲突 [1]。前者化解冲突的方式是讲求“和合”，即多对话、不对抗、不互灭，增进文化共识共存;在时代语境中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上，较之于“文化碰撞”而言更合乎和谐共生、求沟通与求发展的人类愿望 [2] 。“文化碰撞”则是一种暂时的，且带有暴力性和征服性的方式，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状态，形成敌对关系。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轰轰烈烈进入国门，带来文化启蒙的同时，也使我国文化处于失语状态，成为西方文化的接受体甚至派生物。由此，“文化磨合”在面对冲突与差异时，不主张侵略与强制的态度，而是将异质文化视为与中国文化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体，消除主体之间的压制关系，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达成主体之间的共生共存，体现出主体间性的智慧。如鲁迅、郭沫若、张爱玲、林徽因等人，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的创作始终是坚守中国主体与西方主体的对话立场，将外来文化“来而能化”，又与中国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创造出新的文化传统。
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来分析，“文化磨合”与“文化融合”之间也存在差异。“文化融合”指两个独立的文化体系通过长久的接触，互相借用，互相影响而大致达到接近程度（通常较难以达到完全相同的地步）的现象[3]。即它是使两种文化的形态趋同。在“文化融合”中，必定有一方为优势文化，一方为弱势文化，那么被融合的弱势文化所付出的代价是彻底丧失主体性。由此，“文化融合”是一种在交流中具有排他性的现象，更多体现了文化主体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在互相影响的过程将对方作为客体。而“文化磨合”的根本目标在于文化创造，强调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各文化主体都是所创造的新的文化主体中的新成员，是建立在不同文化体系的主体承认之上的。
二、作为研究新文学的参考点
众所周知，新文学的崛起益于“拿来主义”，但它更是從模仿学习到创造的结果，鲁郭茅巴老曹等即为典范。“‘五四’新文化本身就是古今中外文化交汇、磨合的结果，其中有文化冲突、摩擦，也有文化互动、激活，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象”[4]，倘若从“文化磨合”中的“文化创语”出发，不仅凸显新文学的成就，也从文化创造的角度对新文学重要作家的定位与解读开辟出一个新的学术范式。在此以对鲁迅、胡适的定评为例。
鲁迅形象的塑造与阐释向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重点与难点。现有的30-50年代的文学史与文艺思潮运动史，如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因受阶级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具有为新文学确立政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的使命与作用，塑造出“战斗的”、“革命的”、“政治的”鲁迅形象。进入80年代，随着重写文学史的浪潮，鲁迅形象也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被看作体现现代文学史写作转型的标志性著作——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5];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世界性的文化巨人”[6]，将鲁迅形象上升到了文化层面。值得注意的是，钱本开始注意到鲁迅文体的创造力，严本“对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鲁迅创作方法的来源问题做了有说服力的文学史定评”[7]，肯定鲁迅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古今中外综合张力的成果。李继凯吸收钱理群、严家炎等人的研究成果，从“文化磨合”的角度出发，认为鲁迅是新文学“文化磨合”即文化创造的典型代表，肯定鲁迅的文体是经过接收外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应用本民族传统形式的磨合过程中创造出的“合金型”文体，他的艺术创造意识和付诸实践的创造力在“磨合”中产生。李继凯从动态的、纵向的文体史角度探析鲁迅文体创造及演变，突破以往文学史中“文学的”、“思想的”等固化的鲁迅形象的藩篱，从鲁迅文体创新意识的历史生成及发展出发研究，认为鲁迅是“现代杂文文体的奠基者和扛鼎者”[8]。他尤其注意鲁迅在“文化磨合”中构建新文体的实际，强调鲁迅通过古今中外的“拿来”以拓宽文体创新道路，从不同角度概括出鲁迅六种特征于一身的文体家形象，即“鲁迅是现代型文体家、实践型文体家、杂合型文体家、批评型文体家、创新型文体家、大师级文体家”[9]。这种看似繁多的总结，正符合鲁迅创作的复杂和“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 在以往政治化的文学史中，能否进入文学史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观照下进行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胡适的资产阶级身份决定他在文学史中的形象不容乐观。纵观现存的文学史，对胡适的评判如出一辙，尤其是在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于胡适的评价非常苛刻，批评道：“胡适后来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吹嘘为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并且说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这只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有意的篡改和嘲弄”[10]。在新诗方面，文学史也对胡适的《尝试集》进行小心翼翼地评价，态度暧昧。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分析，实在是有失客观。钱理群先生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说道：“现代文学这门学科还是在党史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现在要突破它就是要摆脱现代文学史作为党史的一部分的属性，摆脱政治对它的控制。”因此在他主编的《三十年》中，从文学本身对胡适的作品进行评价，认为“胡适无疑是第一个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充满了矛盾，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11]，肯定胡适新诗创作的坎坷。
“文化磨合论”反复强调，新文学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皆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磨合”中诞生的产物，新文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建设功能，在“文化磨合”的语境中，即使是改良，也是非常值得珍视的。李继凯从“文化磨合”的根本目的即文化价值的创造与建设的角度，全面把握胡适的白话文主张，重估胡适的历史贡献。他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对新文学创作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变革与重建，起着不可轻视的重要作用。胡适的明智之处正是在于将文学革命的努力集中于语言形式的转换问题上，因为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来看，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语境中，对语言形式的高度重视恰恰也是抓住了新文学、新文化创造诸问题的根本所在，并以新的文学史观寻找白话文学的历史传统[12]，肯定胡适为新文学生存的合法性和它的生命力而奠定基础的“形式先行”的策略。当然，他也不否认胡适有逻辑反复、循环自证等逻辑策略方面的问题。另外，对胡适“尝试性”新诗中反对旧传统、消解封建威权以及对个性自由的渴念等创造新文化的方面给予肯定。
以“文化磨合”理论为指导，迈出二元对立文化观的桎梏，从文化辩证法出发，集中通过文化创造的视角观照新文学及其重要人物的方方面面，为当下研究新文学催生出新的学术生长点，揭示出历史人物及文学作品中久为人们所忽视的现象或现实。
三、“文化磨合”中构建新世纪文学经典
新世纪文学是相对传统文学和“五四”新文学而言的，它是历时性的概念，是对传统和新传统的继承与扬弃，也构成对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向的认同。从“文化磨合”的视角考量新世纪文学之发展，发现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处于多元的、具有包容性的新型场域之中，它的大环境决定其必然展现出众声喧哗的一面。
谈及“文化磨合”影响下的新世纪文学之发展，李继凯侧重强调它的潜力与文化创造力，某种程度而言是对一直以来存在的诸如“厚古薄今”、“崇洋贬中”等一刀切言论的有力回击。诚然，受“磨合思潮”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焕发出新的活力。就创作主体和文学作品而言，作家具有“放眼看世界”的意识，作品中也呈现出有容乃大的格局;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不再机械地接受西方文论，而是形成自己的理论与见解。文学与新媒体的联姻、网络文学的崛起扩大文学的受众群体，民族文学、地域文学、底层文学等具有本土化特征和注重作家自身生命体验的文学书写成为新世纪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新世纪文学之园林百花齐放，但难免良莠不齐。“文化磨合”带来多元化与包容性的同时，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近于媚俗与功利化的趋势成为非常突出的现象，畅销与成名或为部分作家的第一创作动力，从而消解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再者，网络媒体的宣传与评价置评论家于失语状态。纵观新世纪文学之现状与前景，保持文化自信的乐观态度之时更应时刻保持警惕。在新世纪多元共生的文学系统中，倘若平衡文学之生态圈，须有所变，亦有所不变，在适应时代发展节奏的同时能够回归文学本身。
“文化磨合”为审视和理解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提供了可取的重要视角与策略，同时也期待在当今的时代语境中，要在“磨合”中建构新的经典作品。譬如新世纪文学种类中，生态文学作为“文化磨合”所产生的一种新型文艺现象，具备深刻的现实关怀、实事求是反映生态环境现状的精神，其经典化不仅是文学自身的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要求。尽管生态批评仍然被主流批评界边缘化，但并不能否认它的巨大发展潜力。当然，其经典化的实现不仅要靠作者努力提升文本本身价值，也需要接受者——读者与学者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定位。
倘若从“文化磨合”的视角，通过生态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来预测新世纪中国文学创造新经典的可能性，须强调这种“磨合”而來的作品应始终将人类命运与现实关怀作为核心与灵魂。
四、“文化磨合”之思考
“文化磨合”作为文化建设策略之一种，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世界文学进入中国的有效途径，是文化全球化中异质文化的和谐交流观，不仅为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新的视角，且为新世纪文学文化的发展提供经验与理论指导。但并无十全十美的理论，“文化磨合”中也存在些许矛盾与不足。
首先，该理论中“磨合”与“融合”概念含混。“文化磨合”为体现“磨合”说的先进性，与“碰撞”说略作对比，但并未将“磨合”与“融合”明确区分。笔者在第一部分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对二者的异同进行界定，但部分时候作者有将“融合”作为“磨合”的子概念之嫌。如《“文化磨合思潮”与“大现代”中国文学》中有言：“与西方的‘解构’思潮不同，在中国更强大的思潮是讲求‘磨合’，即使其过程会有摩擦甚至磨难，但追求化合、和合、契合、融合的目标却非常明确”;再如“文化人士不论信奉什么主义，骨子里都期望通过不同文化的对话、互动、融合、汇通或衬托，来实现自己心中的文化愿景。”如此，无独有偶，笔者浏览中国知网所收录的“磨合”、“融合”的相关文献，发现许多学者并未将二者加以区分，大多是互换使用。在异质文化的复杂交流之中，“磨合”与“融合”的确难以界定与区分，但在强调文化对接而非对立的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观念之中，两个概念的含混与互用有失严谨，从某种程度上也就失去了“磨合”与其他同义概念相比而体现出的主体间性的智慧。 其次，“磨合”对“文化消费”存在偏见。《“文化磨合”中的新文学》中指出，“磨合”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内容，积极的磨合体现为文化创造，而消极的体现为文化消费。前者毋庸置疑，后者则明显体现出对文化消费的偏见。当今文学与市场互相依赖，披着“新经典”外衣的畅销书几乎成为“文学”的代名词，纯文学或说严肃文学在快餐时代迅速冷门，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选择，这是“文化消费焦虑”的根本所在。但消费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在影响文学发展趋向的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刺激着经典文学走入更多大众的视野，诸如世界读书日、网红书店、文学作品影视化等，都为文学的接受与再传播提供着宽广的平台。
“文化磨合论”的提出本身就属于新世纪文化创造的产物，是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文学，是对以往文化实践和文学发展的普遍存在的历史现实与历史文化现象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文化辩证。无论从对待异质文化的观念与态度还是我国文化未来发展的策略来看，“文化磨合”说都具备先进性，作为一种与时俱进兼创造性的新型概念，它還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亟待我们去发现和思考。
参考文献
[1]汤先萍，夏天成.主体性反思下的异质文化冲突与适应——兼论文化融合与文化共建[J].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2]李继凯.“文化磨合”中的新文学[J].长江学术，2006年第4期。
[3]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4]李继凯.“文化磨合思潮”与“大现代”中国文学[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5]、[11]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页、第122页。
[6]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5页。
[7]赵学勇，田文兵.文学史书写的鲁迅“形塑”及演变——以唐弢、钱理群、严家炎编的《文学史》为例[J].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
[8]、[9]、[12]李继凯.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第168页、第65页。
[10]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0页。
作者简介：马佩仪（1994年-），女，回族，宁夏，硕士研究生在读，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文化磨合;主体间性;文化创造
李继凯基于对文学文化发展的历史现实和自身规律的认识以及文化全球化趋势的认同，从文化创造的视角观照文学，提出了“文化磨合论”，认为两种文化的相遇交流必有“磨合”阶段，一般主要包括古今、中西、雅俗文化之间的磨合。我国自晚清民初以来，中外文化在思想与实践层面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复杂性的“文化磨合思潮”。就新文学而言，即使举着全面反传统的旗帜，仍然是在古今中外多元多样的文化“磨合”中产生的，“磨合”中的文化创造精神促进了中国封建文化体系的解构和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建构。“文化磨合”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中我国文化进入世界性跨文化语境的必然选择，已从文化追求上升为理论的、文化的高度自觉，成为中国文化实践及文学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有效策略。
一、“文化磨合”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强调“唯我独尊”的主体性理论的反思与发展，它以“之间关系”为第一原则，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地位平等，互为主体，克服了主体主义中强势主体压制弱势主体的缺陷。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看，“文化磨合”与“文化碰撞”、“文化融合”存在差异。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任何一种文化都难以在封闭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文化交流成为必然，文化冲突成为常态。“文化磨合”与“文化碰撞”，前提均为异质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而这种冲突从根本上说是在主客二分的唯我思维，中心化思维之下的文化主体性冲突 [1]。前者化解冲突的方式是讲求“和合”，即多对话、不对抗、不互灭，增进文化共识共存;在时代语境中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上，较之于“文化碰撞”而言更合乎和谐共生、求沟通与求发展的人类愿望 [2] 。“文化碰撞”则是一种暂时的，且带有暴力性和征服性的方式，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状态，形成敌对关系。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轰轰烈烈进入国门，带来文化启蒙的同时，也使我国文化处于失语状态，成为西方文化的接受体甚至派生物。由此，“文化磨合”在面对冲突与差异时，不主张侵略与强制的态度，而是将异质文化视为与中国文化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体，消除主体之间的压制关系，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达成主体之间的共生共存，体现出主体间性的智慧。如鲁迅、郭沫若、张爱玲、林徽因等人，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的创作始终是坚守中国主体与西方主体的对话立场，将外来文化“来而能化”，又与中国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创造出新的文化传统。
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来分析，“文化磨合”与“文化融合”之间也存在差异。“文化融合”指两个独立的文化体系通过长久的接触，互相借用，互相影响而大致达到接近程度（通常较难以达到完全相同的地步）的现象[3]。即它是使两种文化的形态趋同。在“文化融合”中，必定有一方为优势文化，一方为弱势文化，那么被融合的弱势文化所付出的代价是彻底丧失主体性。由此，“文化融合”是一种在交流中具有排他性的现象，更多体现了文化主体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在互相影响的过程将对方作为客体。而“文化磨合”的根本目标在于文化创造，强调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各文化主体都是所创造的新的文化主体中的新成员，是建立在不同文化体系的主体承认之上的。
二、作为研究新文学的参考点
众所周知，新文学的崛起益于“拿来主义”，但它更是從模仿学习到创造的结果，鲁郭茅巴老曹等即为典范。“‘五四’新文化本身就是古今中外文化交汇、磨合的结果，其中有文化冲突、摩擦，也有文化互动、激活，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象”[4]，倘若从“文化磨合”中的“文化创语”出发，不仅凸显新文学的成就，也从文化创造的角度对新文学重要作家的定位与解读开辟出一个新的学术范式。在此以对鲁迅、胡适的定评为例。
鲁迅形象的塑造与阐释向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重点与难点。现有的30-50年代的文学史与文艺思潮运动史，如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因受阶级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具有为新文学确立政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的使命与作用，塑造出“战斗的”、“革命的”、“政治的”鲁迅形象。进入80年代，随着重写文学史的浪潮，鲁迅形象也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被看作体现现代文学史写作转型的标志性著作——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5];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世界性的文化巨人”[6]，将鲁迅形象上升到了文化层面。值得注意的是，钱本开始注意到鲁迅文体的创造力，严本“对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鲁迅创作方法的来源问题做了有说服力的文学史定评”[7]，肯定鲁迅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古今中外综合张力的成果。李继凯吸收钱理群、严家炎等人的研究成果，从“文化磨合”的角度出发，认为鲁迅是新文学“文化磨合”即文化创造的典型代表，肯定鲁迅的文体是经过接收外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应用本民族传统形式的磨合过程中创造出的“合金型”文体，他的艺术创造意识和付诸实践的创造力在“磨合”中产生。李继凯从动态的、纵向的文体史角度探析鲁迅文体创造及演变，突破以往文学史中“文学的”、“思想的”等固化的鲁迅形象的藩篱，从鲁迅文体创新意识的历史生成及发展出发研究，认为鲁迅是“现代杂文文体的奠基者和扛鼎者”[8]。他尤其注意鲁迅在“文化磨合”中构建新文体的实际，强调鲁迅通过古今中外的“拿来”以拓宽文体创新道路，从不同角度概括出鲁迅六种特征于一身的文体家形象，即“鲁迅是现代型文体家、实践型文体家、杂合型文体家、批评型文体家、创新型文体家、大师级文体家”[9]。这种看似繁多的总结，正符合鲁迅创作的复杂和“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 在以往政治化的文学史中，能否进入文学史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观照下进行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胡适的资产阶级身份决定他在文学史中的形象不容乐观。纵观现存的文学史，对胡适的评判如出一辙，尤其是在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于胡适的评价非常苛刻，批评道：“胡适后来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吹嘘为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并且说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这只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有意的篡改和嘲弄”[10]。在新诗方面，文学史也对胡适的《尝试集》进行小心翼翼地评价，态度暧昧。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分析，实在是有失客观。钱理群先生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说道：“现代文学这门学科还是在党史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现在要突破它就是要摆脱现代文学史作为党史的一部分的属性，摆脱政治对它的控制。”因此在他主编的《三十年》中，从文学本身对胡适的作品进行评价，认为“胡适无疑是第一个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充满了矛盾，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11]，肯定胡适新诗创作的坎坷。
“文化磨合论”反复强调，新文学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皆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磨合”中诞生的产物，新文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建设功能，在“文化磨合”的语境中，即使是改良，也是非常值得珍视的。李继凯从“文化磨合”的根本目的即文化价值的创造与建设的角度，全面把握胡适的白话文主张，重估胡适的历史贡献。他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对新文学创作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变革与重建，起着不可轻视的重要作用。胡适的明智之处正是在于将文学革命的努力集中于语言形式的转换问题上，因为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来看，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语境中，对语言形式的高度重视恰恰也是抓住了新文学、新文化创造诸问题的根本所在，并以新的文学史观寻找白话文学的历史传统[12]，肯定胡适为新文学生存的合法性和它的生命力而奠定基础的“形式先行”的策略。当然，他也不否认胡适有逻辑反复、循环自证等逻辑策略方面的问题。另外，对胡适“尝试性”新诗中反对旧传统、消解封建威权以及对个性自由的渴念等创造新文化的方面给予肯定。
以“文化磨合”理论为指导，迈出二元对立文化观的桎梏，从文化辩证法出发，集中通过文化创造的视角观照新文学及其重要人物的方方面面，为当下研究新文学催生出新的学术生长点，揭示出历史人物及文学作品中久为人们所忽视的现象或现实。
三、“文化磨合”中构建新世纪文学经典
新世纪文学是相对传统文学和“五四”新文学而言的，它是历时性的概念，是对传统和新传统的继承与扬弃，也构成对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向的认同。从“文化磨合”的视角考量新世纪文学之发展，发现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处于多元的、具有包容性的新型场域之中，它的大环境决定其必然展现出众声喧哗的一面。
谈及“文化磨合”影响下的新世纪文学之发展，李继凯侧重强调它的潜力与文化创造力，某种程度而言是对一直以来存在的诸如“厚古薄今”、“崇洋贬中”等一刀切言论的有力回击。诚然，受“磨合思潮”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焕发出新的活力。就创作主体和文学作品而言，作家具有“放眼看世界”的意识，作品中也呈现出有容乃大的格局;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不再机械地接受西方文论，而是形成自己的理论与见解。文学与新媒体的联姻、网络文学的崛起扩大文学的受众群体，民族文学、地域文学、底层文学等具有本土化特征和注重作家自身生命体验的文学书写成为新世纪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新世纪文学之园林百花齐放，但难免良莠不齐。“文化磨合”带来多元化与包容性的同时，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近于媚俗与功利化的趋势成为非常突出的现象，畅销与成名或为部分作家的第一创作动力，从而消解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再者，网络媒体的宣传与评价置评论家于失语状态。纵观新世纪文学之现状与前景，保持文化自信的乐观态度之时更应时刻保持警惕。在新世纪多元共生的文学系统中，倘若平衡文学之生态圈，须有所变，亦有所不变，在适应时代发展节奏的同时能够回归文学本身。
“文化磨合”为审视和理解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提供了可取的重要视角与策略，同时也期待在当今的时代语境中，要在“磨合”中建构新的经典作品。譬如新世纪文学种类中，生态文学作为“文化磨合”所产生的一种新型文艺现象，具备深刻的现实关怀、实事求是反映生态环境现状的精神，其经典化不仅是文学自身的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要求。尽管生态批评仍然被主流批评界边缘化，但并不能否认它的巨大发展潜力。当然，其经典化的实现不仅要靠作者努力提升文本本身价值，也需要接受者——读者与学者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定位。
倘若从“文化磨合”的视角，通过生态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来预测新世纪中国文学创造新经典的可能性，须强调这种“磨合”而來的作品应始终将人类命运与现实关怀作为核心与灵魂。
四、“文化磨合”之思考
“文化磨合”作为文化建设策略之一种，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世界文学进入中国的有效途径，是文化全球化中异质文化的和谐交流观，不仅为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新的视角，且为新世纪文学文化的发展提供经验与理论指导。但并无十全十美的理论，“文化磨合”中也存在些许矛盾与不足。
首先，该理论中“磨合”与“融合”概念含混。“文化磨合”为体现“磨合”说的先进性，与“碰撞”说略作对比，但并未将“磨合”与“融合”明确区分。笔者在第一部分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对二者的异同进行界定，但部分时候作者有将“融合”作为“磨合”的子概念之嫌。如《“文化磨合思潮”与“大现代”中国文学》中有言：“与西方的‘解构’思潮不同，在中国更强大的思潮是讲求‘磨合’，即使其过程会有摩擦甚至磨难，但追求化合、和合、契合、融合的目标却非常明确”;再如“文化人士不论信奉什么主义，骨子里都期望通过不同文化的对话、互动、融合、汇通或衬托，来实现自己心中的文化愿景。”如此，无独有偶，笔者浏览中国知网所收录的“磨合”、“融合”的相关文献，发现许多学者并未将二者加以区分，大多是互换使用。在异质文化的复杂交流之中，“磨合”与“融合”的确难以界定与区分，但在强调文化对接而非对立的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观念之中，两个概念的含混与互用有失严谨，从某种程度上也就失去了“磨合”与其他同义概念相比而体现出的主体间性的智慧。 其次，“磨合”对“文化消费”存在偏见。《“文化磨合”中的新文学》中指出，“磨合”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内容，积极的磨合体现为文化创造，而消极的体现为文化消费。前者毋庸置疑，后者则明显体现出对文化消费的偏见。当今文学与市场互相依赖，披着“新经典”外衣的畅销书几乎成为“文学”的代名词，纯文学或说严肃文学在快餐时代迅速冷门，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选择，这是“文化消费焦虑”的根本所在。但消费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在影响文学发展趋向的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刺激着经典文学走入更多大众的视野，诸如世界读书日、网红书店、文学作品影视化等，都为文学的接受与再传播提供着宽广的平台。
“文化磨合论”的提出本身就属于新世纪文化创造的产物，是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文学，是对以往文化实践和文学发展的普遍存在的历史现实与历史文化现象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文化辩证。无论从对待异质文化的观念与态度还是我国文化未来发展的策略来看，“文化磨合”说都具备先进性，作为一种与时俱进兼创造性的新型概念，它還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亟待我们去发现和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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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佩仪（1994年-），女，回族，宁夏，硕士研究生在读，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