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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学生邓伟，领到了学校配发的海鸥205旁侧取景照相机。他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为刚经历过磨难的文化名人拍照。理由很簡单：这些人多生于清末，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带着惶恐与崇敬，邓伟鼓起勇气敲开了一扇扇陌生的门，门后是一个个高山仰止的名字，也是一位位秉性各异的倔强老人：巴金、沈从文、茅盾、萧军、丁玲、冰心、叶圣陶、梁漱溟、冯友兰、杨绛、钱钟书、萧乾、费孝通、艾青、李可染、朱光潜……
一
邓伟镜头前的第一位文化老人，是国画大家李可染。
因为表姐在积水潭医院工作，邓伟从小就见过很多名人。1976年5月的一天，医院住进来一位老画家，知道邓伟爱画画，表姐就让他带着速写去认个老师。
在一间狭小的病房里，邓伟见到了做完叠趾手术的老画家。看他来了，老头儿颤巍巍站起来，从床头柜摸出了一个铝饭盒，“这里面有油炸咯吱，是北京全素斋做的，我最喜欢吃了”，说着自己吃了一块，还拿了一块往他嘴里送。
受宠若惊的邓伟一边给老人倒水递药，一边拿出自己的画。老人看了看他的速写，又问了两句家常，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行字递给邓伟：三里河三区61门8号，“等我出院了，欢迎你来做客”。
两个月后，邓伟敲开了老画家的门，老头儿开门看见他手里握着那张纸条，说了句“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没看错你”。走进满墙挂着山水画的画室，邓伟看到了画上的署名，他愣了一下，小声问老人：“您就是画家李可染？”
老头儿看了看他，全然没有在医院时的憔悴，作了一个京剧演员亮相的姿势，声如洪钟地“唱”道：“正——啊——是！”邓伟觉得整间屋子都亮了起来，他痴痴地看着画上的小桥和房子，脱口而出：“画得真好，老师，您就是英雄啊！”李可染一怔，“此话怎讲？”，邓伟说，“表姐以前带我去医院看的都是英雄人物，您果然也是。”
到饭点儿了，李可染冲邓伟喊：“小孩，吃饭！”邓伟哪里敢留下，嘴上说着“不了”就往门口走，老头儿一把拉住了他，神色严厉地说，“我第一次见齐白石老师的时候，也不好意思留下吃饭，齐老师对我说‘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吃饭，以后就不要再进我的门了！’”
说完，李可染走进旁边吃饭的房间，邓伟只好跟进去，两人十几年的师徒情谊就此展开。
李可染从磨墨写字到画画理论无所不教。邓伟也是个实心眼儿的孩子，他曾为了不打扰老师作画，站在雪中等了一上午，也曾带着苹果去看老师，把不收礼的李可染急得直结巴。可也正是这股实在劲儿，让年过七旬的老画家把他当作亦徒亦友的忘年之交。
二
1980年秋，邓伟攥着拍摄名单来到了三里河南沙沟，名单上的两个名字是钱钟书和杨绛。
因为不知道钱老的门牌号，他硬着头皮走进了居委会，才找到了钱老的门牌号。
来到门前，邓伟感觉自己敲门的手都有点发飘，一位样子和善的妇人开了门，“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邓伟说明了来意，表示想给钱先生拍张照片。“这个事挺好的，不过钱先生从来不喜欢拍照，你说的名人录就更不感兴趣了。”妇人说完后客气地关上了门。
邓伟呆呆地立在门口，第二次敲响了门。开门的还是那位妇人，邓伟赶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我也想为她拍照。妇人笑了，“我是杨绛，小伙子，我跟钱先生一样，也不喜欢拍照。”
门再次关上了。邓伟静静地站在楼道里等待，不知过了多久，准备出门的杨绛吃惊地问他，“你怎么还站在这儿？”邓伟老实地回答：“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他本人谈谈？”这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人走了出来，“我就是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你请回吧。”
门“咣”地一声关上了。邓伟想走，但又觉得一旦离开他将再也没有勇气回来。站到中午十二点，楼道里已经弥漫着各家炒菜的香气。这时，眼前的门又开了，钱钟书走了出来，说，“我们商量一下吧。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燃起希望的邓伟拿出了相机和三脚架，“我只想用所学的技巧，为您拍一张照片。”钱先生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
一周后，邓伟如约而至。他走进钱先生的家，家里陈设简单整洁，水泥地擦得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满满当当摆的都是书。钱先生和杨女士穿着家常的衣服，在镜头前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看到照片后，钱先生说，“这就是钱钟书，就是我。”照片里是他很少向世人展露的调皮和天真。杨绛女士也很满意邓伟为她拍的照片，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笔补造化天无功。钱先生说，“我来翻译一下”，接过笔补充写道，“相机能够弥补自然的不足”。
临出门，钱钟书送了邓伟一本自己的小说《围城》，杨绛也送了一本她的书《干校六记》。
三
1981年2月，为了说服梁漱溟同意拍摄，邓伟与父亲一同登门拜访了这位时年87岁的思想家。因为和邓伟的祖父有交往，老人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个人聊起了摄影的话题，梁漱溟说，“我不喜欢照相，更不情愿去照相馆。拍照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按快门的时候要求我笑笑，我天生就不会笑，这就是我的性格。”
邓伟请老人坐到一张座椅上，说“我要拍的正是您的性格和真实的自己”，说话间，他趁着梁老思考问题双手紧握的瞬间按下了快门。
梁漱溟一辈子没说过违心的话，即使在“批孔”的狂潮下，他仍以《论语》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表明己志。对于批判过自己的大儒及挚友冯友兰，梁漱溟拒绝参加其九十寿宴，并在给冯的信中写明原因，“因足下曾谄媚江青”。
几天后，邓伟走进了冯友兰的家，来之前他读了冯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他斗着胆子问这位比梁漱溟小两岁的哲学家：“您在‘批孔’中写的那些话，都是真心的吗？” 冯友兰出乎意料地平静。他看着邓伟，“你懂哲学吗，就跟我谈这个问题。”邓伟说，“我没学过哲学，也没资格跟您谈。但您让我来了，我想跟您请教。”冯友兰没有再说话。邓伟给他拍了一张彩色照片。
第二次去，冯友兰还是一副不欢迎也不拒绝的态度，自己在那儿写毛笔字。邓伟见老人不想说话，就抓拍了他聚精会神的样子。这回拍的是黑白照片。临走前，冯友兰突然对邓伟说，“小子，给你写几个字吧，回去慢慢看。”邓伟接过来一看，是杜甫的一句诗：意匠惨淡经营中。
1988年6月23日，94岁的梁漱溟在中午溘然辞世，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两天后，冯友兰给老友写了悼文和挽联：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延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四
在一次采访中，邓伟说自己拍了好多倔老头，印象较深的有著名战地记者、沈从文的学生萧乾。聊到他当年受迫害的经历时，萧乾头发直竖，左手握起拳头“梆”地一声砸在座椅上。拍到这一幕的邓伟赶紧放下相机，看老人的手砸坏没有。
萧乾是唯一一位全程报道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这位战地硬汉在不堪羞辱的年代选择了安眠药和红酒，倒地几小时后被同事送到医院，奇迹般地救了回来。当萧乾看到病床旁的爱妻文洁若时，他决定不死了。妻子俯下身子，凑在他的耳边用英文说：Wemustoutlivethem all！蕭乾在心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比他们都活得更长！”
那天用拳头砸完椅子，萧乾跟邓伟说了好多让人回味的话。他仿佛又回到了1939年，那年英法对德宣战，29岁的《大公报》记者萧乾坐在开往伦敦的火车上，前方有一场惨烈的空袭在等着他，邻座的希腊大姐不停问他，“这仗打到哪年是个头啊”，萧乾说，“我从中国来，我家里已经打了两年的仗，如今还在打。侵略者要奴役，我们不让，那就只好打。”
五
在邓伟拍摄的文化老人里，有倔老头萧乾，也有让人感到温暖的冰心，她给萧乾起了个昵称叫“小饼干”，因为萧乾原名萧秉乾，谐音就是小饼干。
冰心老人的家在民族大学里，屋子不大，邓伟的相机三脚架都支不太开。冰心说她和先生吴文藻共用一张写字台二十几年，住在这儿图的就是离城里远，清静。
邓伟和老人谈起她的作品《给小读者的信》，冰心高兴地对着镜头说起了当年写作的情景。照片出来后，邓伟拿着它给小朋友看，孩子们都说，“老奶奶对着我们说话呐！”
让邓伟感到温暖的另一位老人叶圣陶住在东四八条，他家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还有两棵大海棠树。叶圣陶是苏州人，18岁时当过小学教员，当时自认并不适合与小孩子打交道，常为自己是个不尽职的老师而苦恼，日记中甚至有“上课越觉无精神”“如坐针毡，时思引去”“见诸生如见鬼魔”的话语。那时候的叶圣陶肯定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名满天下的教育家。
在院子里拍照时，叶老指着海棠树对邓伟说，“现在还没到结果的时候。等到结果了，给你摘几个海棠吃。”
老人们的宽厚感动着邓伟。他给住在后海北沿的作家萧军拍照时，老头儿要请他吃东西，“我给你两个肉夹烧饼吃吧”。广东的老漫画家廖冰兄则给他画了一幅长着翅膀的飞猪，因为他知道邓伟是1959年生的，属猪。
邓伟这时才意识到，他在拍照之前要研究拍摄对象，而这些前辈大师也“研究”过他。
1986年，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出版，邓伟完成了自己的致敬和抢救，也为我们留下了那一代大师最后的风采。
（源自“历史研习社”）
责编：何建娇
带着惶恐与崇敬，邓伟鼓起勇气敲开了一扇扇陌生的门，门后是一个个高山仰止的名字，也是一位位秉性各异的倔强老人：巴金、沈从文、茅盾、萧军、丁玲、冰心、叶圣陶、梁漱溟、冯友兰、杨绛、钱钟书、萧乾、费孝通、艾青、李可染、朱光潜……
一
邓伟镜头前的第一位文化老人，是国画大家李可染。
因为表姐在积水潭医院工作，邓伟从小就见过很多名人。1976年5月的一天，医院住进来一位老画家，知道邓伟爱画画，表姐就让他带着速写去认个老师。
在一间狭小的病房里，邓伟见到了做完叠趾手术的老画家。看他来了，老头儿颤巍巍站起来，从床头柜摸出了一个铝饭盒，“这里面有油炸咯吱，是北京全素斋做的，我最喜欢吃了”，说着自己吃了一块，还拿了一块往他嘴里送。
受宠若惊的邓伟一边给老人倒水递药，一边拿出自己的画。老人看了看他的速写，又问了两句家常，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行字递给邓伟：三里河三区61门8号，“等我出院了，欢迎你来做客”。
两个月后，邓伟敲开了老画家的门，老头儿开门看见他手里握着那张纸条，说了句“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没看错你”。走进满墙挂着山水画的画室，邓伟看到了画上的署名，他愣了一下，小声问老人：“您就是画家李可染？”
老头儿看了看他，全然没有在医院时的憔悴，作了一个京剧演员亮相的姿势，声如洪钟地“唱”道：“正——啊——是！”邓伟觉得整间屋子都亮了起来，他痴痴地看着画上的小桥和房子，脱口而出：“画得真好，老师，您就是英雄啊！”李可染一怔，“此话怎讲？”，邓伟说，“表姐以前带我去医院看的都是英雄人物，您果然也是。”
到饭点儿了，李可染冲邓伟喊：“小孩，吃饭！”邓伟哪里敢留下，嘴上说着“不了”就往门口走，老头儿一把拉住了他，神色严厉地说，“我第一次见齐白石老师的时候，也不好意思留下吃饭，齐老师对我说‘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吃饭，以后就不要再进我的门了！’”
说完，李可染走进旁边吃饭的房间，邓伟只好跟进去，两人十几年的师徒情谊就此展开。
李可染从磨墨写字到画画理论无所不教。邓伟也是个实心眼儿的孩子，他曾为了不打扰老师作画，站在雪中等了一上午，也曾带着苹果去看老师，把不收礼的李可染急得直结巴。可也正是这股实在劲儿，让年过七旬的老画家把他当作亦徒亦友的忘年之交。
二
1980年秋，邓伟攥着拍摄名单来到了三里河南沙沟，名单上的两个名字是钱钟书和杨绛。
因为不知道钱老的门牌号，他硬着头皮走进了居委会，才找到了钱老的门牌号。
来到门前，邓伟感觉自己敲门的手都有点发飘，一位样子和善的妇人开了门，“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邓伟说明了来意，表示想给钱先生拍张照片。“这个事挺好的，不过钱先生从来不喜欢拍照，你说的名人录就更不感兴趣了。”妇人说完后客气地关上了门。
邓伟呆呆地立在门口，第二次敲响了门。开门的还是那位妇人，邓伟赶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我也想为她拍照。妇人笑了，“我是杨绛，小伙子，我跟钱先生一样，也不喜欢拍照。”
门再次关上了。邓伟静静地站在楼道里等待，不知过了多久，准备出门的杨绛吃惊地问他，“你怎么还站在这儿？”邓伟老实地回答：“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他本人谈谈？”这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人走了出来，“我就是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你请回吧。”
门“咣”地一声关上了。邓伟想走，但又觉得一旦离开他将再也没有勇气回来。站到中午十二点，楼道里已经弥漫着各家炒菜的香气。这时，眼前的门又开了，钱钟书走了出来，说，“我们商量一下吧。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燃起希望的邓伟拿出了相机和三脚架，“我只想用所学的技巧，为您拍一张照片。”钱先生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
一周后，邓伟如约而至。他走进钱先生的家，家里陈设简单整洁，水泥地擦得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满满当当摆的都是书。钱先生和杨女士穿着家常的衣服，在镜头前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看到照片后，钱先生说，“这就是钱钟书，就是我。”照片里是他很少向世人展露的调皮和天真。杨绛女士也很满意邓伟为她拍的照片，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笔补造化天无功。钱先生说，“我来翻译一下”，接过笔补充写道，“相机能够弥补自然的不足”。
临出门，钱钟书送了邓伟一本自己的小说《围城》，杨绛也送了一本她的书《干校六记》。
三
1981年2月，为了说服梁漱溟同意拍摄，邓伟与父亲一同登门拜访了这位时年87岁的思想家。因为和邓伟的祖父有交往，老人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个人聊起了摄影的话题，梁漱溟说，“我不喜欢照相，更不情愿去照相馆。拍照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按快门的时候要求我笑笑，我天生就不会笑，这就是我的性格。”
邓伟请老人坐到一张座椅上，说“我要拍的正是您的性格和真实的自己”，说话间，他趁着梁老思考问题双手紧握的瞬间按下了快门。
梁漱溟一辈子没说过违心的话，即使在“批孔”的狂潮下，他仍以《论语》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表明己志。对于批判过自己的大儒及挚友冯友兰，梁漱溟拒绝参加其九十寿宴，并在给冯的信中写明原因，“因足下曾谄媚江青”。
几天后，邓伟走进了冯友兰的家，来之前他读了冯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他斗着胆子问这位比梁漱溟小两岁的哲学家：“您在‘批孔’中写的那些话，都是真心的吗？” 冯友兰出乎意料地平静。他看着邓伟，“你懂哲学吗，就跟我谈这个问题。”邓伟说，“我没学过哲学，也没资格跟您谈。但您让我来了，我想跟您请教。”冯友兰没有再说话。邓伟给他拍了一张彩色照片。
第二次去，冯友兰还是一副不欢迎也不拒绝的态度，自己在那儿写毛笔字。邓伟见老人不想说话，就抓拍了他聚精会神的样子。这回拍的是黑白照片。临走前，冯友兰突然对邓伟说，“小子，给你写几个字吧，回去慢慢看。”邓伟接过来一看，是杜甫的一句诗：意匠惨淡经营中。
1988年6月23日，94岁的梁漱溟在中午溘然辞世，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两天后，冯友兰给老友写了悼文和挽联：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延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四
在一次采访中，邓伟说自己拍了好多倔老头，印象较深的有著名战地记者、沈从文的学生萧乾。聊到他当年受迫害的经历时，萧乾头发直竖，左手握起拳头“梆”地一声砸在座椅上。拍到这一幕的邓伟赶紧放下相机，看老人的手砸坏没有。
萧乾是唯一一位全程报道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这位战地硬汉在不堪羞辱的年代选择了安眠药和红酒，倒地几小时后被同事送到医院，奇迹般地救了回来。当萧乾看到病床旁的爱妻文洁若时，他决定不死了。妻子俯下身子，凑在他的耳边用英文说：Wemustoutlivethem all！蕭乾在心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比他们都活得更长！”
那天用拳头砸完椅子，萧乾跟邓伟说了好多让人回味的话。他仿佛又回到了1939年，那年英法对德宣战，29岁的《大公报》记者萧乾坐在开往伦敦的火车上，前方有一场惨烈的空袭在等着他，邻座的希腊大姐不停问他，“这仗打到哪年是个头啊”，萧乾说，“我从中国来，我家里已经打了两年的仗，如今还在打。侵略者要奴役，我们不让，那就只好打。”
五
在邓伟拍摄的文化老人里，有倔老头萧乾，也有让人感到温暖的冰心，她给萧乾起了个昵称叫“小饼干”，因为萧乾原名萧秉乾，谐音就是小饼干。
冰心老人的家在民族大学里，屋子不大，邓伟的相机三脚架都支不太开。冰心说她和先生吴文藻共用一张写字台二十几年，住在这儿图的就是离城里远，清静。
邓伟和老人谈起她的作品《给小读者的信》，冰心高兴地对着镜头说起了当年写作的情景。照片出来后，邓伟拿着它给小朋友看，孩子们都说，“老奶奶对着我们说话呐！”
让邓伟感到温暖的另一位老人叶圣陶住在东四八条，他家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还有两棵大海棠树。叶圣陶是苏州人，18岁时当过小学教员，当时自认并不适合与小孩子打交道，常为自己是个不尽职的老师而苦恼，日记中甚至有“上课越觉无精神”“如坐针毡，时思引去”“见诸生如见鬼魔”的话语。那时候的叶圣陶肯定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名满天下的教育家。
在院子里拍照时，叶老指着海棠树对邓伟说，“现在还没到结果的时候。等到结果了，给你摘几个海棠吃。”
老人们的宽厚感动着邓伟。他给住在后海北沿的作家萧军拍照时，老头儿要请他吃东西，“我给你两个肉夹烧饼吃吧”。广东的老漫画家廖冰兄则给他画了一幅长着翅膀的飞猪，因为他知道邓伟是1959年生的，属猪。
邓伟这时才意识到，他在拍照之前要研究拍摄对象，而这些前辈大师也“研究”过他。
1986年，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出版，邓伟完成了自己的致敬和抢救，也为我们留下了那一代大师最后的风采。
（源自“历史研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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