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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同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一同出席《辛丑条约》签订仪式。在条约文本上，李鸿章用颤抖的双手拿着毛笔，颤颤巍巍地在条约文本上画出了一个形似“肃”字的签名。
《辛丑条约》带来的屈辱不需细说。这种屈辱一旦弥漫在我们脑海，条约上的每个字仿佛都透露着当时的无奈和辛酸。这种感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现在许多人在看到李鸿章画出的“肃”字时会演绎出一套悲凉的情景。“李鸿章接过庆王手中的笔，颤抖地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看上去既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有人在文章中如是说。
可实际上，条约上的“肃”字并非是李鸿章三字挤在一起这么简单。“肃”字的旁边就是庆亲王奕劻的签名，如果说李鸿章写的“肃”字还能看出各种端倪，庆亲王的签名可真的是各处都靠不上边：无论是汉字还是满文，怎么挤都挤不出这个形状。
其實，我们理解不了李鸿章画的“肃”字，是因为古人的花押传统在社会上中断太久了。李鸿章画的“肃”字不是签名，是花押。如果连花押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去猜测“肃”字中的奥妙，只能算是盲人摸象，就算编得再动情也是一派胡言。
花押不是艺术签名，是古人为自己创作的logo。古人创作花押的时候，往往以自己的名字、字号或者其他什么自己在乎的东西为元素，再综合书法习惯“攒”成。创作出来的花押既不能说是某个字的变体，也不能说是几个字的合体，我们只能把花押理解为一个人为自己创作的logo。
在古代，经常使用花押的人，除了官员就是商贾，这些人身份显赫，学识渊博，在设计时往往赋予了花押许多含义，以至于花押的复杂程度远高于普通汉字。图案的防伪程度同复杂度正相关，越是复杂的图案防伪程度越高。花押的笔画顺序和细节只有创作者自己知道，所以花押的防伪程度远远高于签名。
早在春秋战国，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在文件后面绘制特定符号或书写特定文字来表示同意。表示同意的符号就是“押”，绘制符号的过程就是“署押”。
在汉朝，皇帝会在大臣的奏章后书写“诺”字表示同意，大臣处理文件的方式也类似。皇帝在奏章后面只写“诺”不署名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有权在奏章后面写“诺”的只有皇帝一个人。但是大臣在处理文案的时候只写“诺”不署名就有麻烦了。如果一个经过多方审批的文件后面密密麻麻、横七竖八的都是“同意”两个字，让下面的人怎么执行？
随着中国古代行政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员越来越多，只署押不署名的文件处理方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行政需要。《北齐·后主纪》中就写道：“连判文书，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其谁是也。”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把署押换成署名就可以。只要社会上形成署名即为表示同意的共识，所有人都知道：签名就是同意，同意就要签名，署名就可以替代署押。随着署名的流行，写出一个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无法复制伪造的签名成了文人的一致追求。
对于花押的起源，大家观点并不一致。宋人黄伯思认为魏晋以来文人喜欢在书籍纸缝间提名，叫做押缝或押尾。这个押缝、押尾就是花押的起源。清朝倪涛认为北齐时期皇帝大臣喜欢在署押时把诺字的最后一笔写得像凤尾，慢慢地演化出了花押。
虽然花押根在哪里众说纷纭，但是“花押”“花字”之名确定出现于唐朝。初唐时期规定，公文可以用草书书写，但是大臣署名必须用楷书。开元年间大臣韦陟始用草书署名，所写陟字如五朵云，自称五云体。自此用草书署名才开始普及，并一发不可收拾。
唐代的花押虽然优美狂放，但是终究是用不同的字体署名。到了风气和思想更加开放的宋朝，草书签名已经不能满足文人对于格调的追求。花押到了宋人这里，已经脱离了姓名的桎梏，只要自己喜欢，随便画什么图案都可以。
在清朝时候，官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去吏部备案花押。当时印鉴、花押、签名的法律效力递减，由于印鉴存在丢失的可能，所以花押被视为最方便、可靠的防伪方式。
回到文章开头，《辛丑条约》中其实已明文规定，签约代表的署名要以花押，而不是签字的形式书写。可见花押并非中国人的专利，西方人、东洋人也有花押传统。东西方一致认为花押是一种比签名更正式、更防伪的署名形式。
由于众多的社会原因，花押逐渐淡出了现代人的视野。没有花押，印鉴一度成为最有效力的署名方式。电脑刻章兴起以前，去银行存取款都需要携带印鉴。电脑刻章的兴起让核对印鉴越来越难，这才逼迫各种机构启用签名作为防伪方式，花押只能离我们越来越远。
责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