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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级尤其是身边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刘少奇总体原则上一向严格要求、严谨周到，但他的工作态度和指导方法却比较宽容温和、细腻入微（特别是面对工作上不小心出现闪失的同志他从不板起面孔大声训人），总是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在严与宽的把握上恰到好处，从而使大家在同志式平等的宽松氛围中心情舒畅地圆满完成任务。杨淑梅（1952年至1958年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刘振德（1956年至1962年为刘少奇当机要秘书）等，就亲见亲历了刘少奇如上的可贵风范。
刘少奇对刚来上任的秘书刘振德提出了三条工作要求。刘少奇说：“到我这里工作，第一是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要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小孩，都一样。”(在谈到“小孩”两个字时，少奇同志还特别加重了语气)“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有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
在刘振德上班后的第一天，刘少奇按电铃叫他去拿传阅文件。
刘振德迅速来到刘少奇的办公室。由于生怕打扰了刘少奇的工作，因此他尽量放轻了脚步，以致他已站在了面前，刘少奇还在聚精会神地埋头审阅文件。刘振德低声请示道：“少奇同志有事吗？”
刘少奇这才将思路从文件内容中撤出来，缓缓抬起头，轻轻地“哦”了一声，然后用右手指着办公桌的右上角说:“我看过的传阅文件，就放在这里，你拿去就是了。”又用左手指着办公桌的左边最下层的一个抽屉说:“这里面是我看过的，但不需要办理的一些文件，过几天满了，等我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就撤走。办公桌上的其他文件，你不要动，叫你撤时你再撤。”
刘少奇交待得很清楚，刘振德听得也十分认真。虽然这是两件很细小的事情，但都是机要秘书经常会碰到的，若不熟悉刘少奇的办公习惯，就不能做到得心应手。不该打扰而打扰了他，岂能不影响他的工作？所以，刘振德很快理解了刘少奇这些话的意思，一是叫来向他交待要办的事情，一是叫他拿走传阅的文件。而拿走文件时却有个讲究：如果在他办公桌的右上角，来后取走就是了，不必问他还有什么事情。办公桌左边最下层的抽屉是他放看过的文件的，要在他不在办公室时拿走。总之，在他思考问题时不要为拿传阅文件而打搅了他。
从这件事中，刘振德深切地感受到刘少奇工作作风的科学严谨和卓有成效。同时，刘少奇这分明是在指点刘振德怎样当好一个秘书。以后遇到的几件事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天，刘少奇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把刘振德叫去，将开会的主题、时间、地点、简要内容和参加会议的人员等一一作了指示。刘少奇交待的别的事情，刘振德都听清楚了；唯独当提到参会的那一串人名时，因为当时有点紧张，加之对刘少奇的口音还不完全熟悉，所以没太听清楚。
这时，刘少奇好像洞察秋毫似的，有些不放心，便马上把眼前的笔和纸递给刘振德，说：“请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写在纸上，让我看看。”
依照默记，刘振德立即把刚才听到的一一写了出来。
刘少奇拿过去那一页纸，迅速扫视一下，看后又提起笔把“陈毅同志”改成了“陈云同志”（因为这是个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
刘振德站在旁边将刘少奇的这一举动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脸微微有点红了。心中不由得暗自批评起自己来。同时，他紧张得手心里都要攥出汗来了，心想：这回领导同志恐怕要对我加重语气而不客气了吧？
可是，只见刘少奇微微笑了笑，说:“错的不多，只错了一个字。”
略作停顿，刘少奇又意味深长地说:“不过，这一个字很重要，一个字换了一个人。”
听完刘少奇的话，刘振德的紧张感顿时就消失了。从此，刘振德在刘少奇办公桌右上角的文件上放了几张纸和笔，刘少奇交代什么事时，刘振德都会尽量做好记录，最后再让刘少奇过目一下，漏了的就当场补上，错了的就及时纠正过来，既锻炼了辨别湖南口音的听力，又提高了自己的笔记速度，也避免了出差错。
就像以上这样，刘少奇从不声色俱厉地大嗓门批评或训斥身边工作人员，而总是耐心细致地纠正工作人员的某些失误或差错，指导他们如何科学、有效、准确地完成工作任务。有时他看到工作人员有些局促紧张，还会微笑着说上几句幽默风趣的俏皮话，使工作人员的心情马上轻松了许多，气氛也就立刻活跃起来了。
一次，中南海电话局总机的一位话务员打电话说，军事科学院有一位首长找刘委员长。话务员把电话转接过来后，刘振德一听是一位操湖北或湖南口音的老同志，他问刘振德:“刘委员长不是要我们去汇报吗？请你定个时间。”
因为总机事先告诉刘振德说是找刘委员长，刘振德也听得是那么一个音，因此以为是刘少奇约好他们来汇报工作的，只是还没有定下时间。
放下电话，刘振德就匆匆忙忙去向刘少奇报告这个事情:“军事科学院的同志不是要向你汇报工作吗，请你定个具体时间。”
刘少奇一听，顿时感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反问刘振德:“军事科学院什么人要向我汇报工作？”
刘振德站在一边开始紧张起来，后悔接电话时连对方名字都没有进一步问清楚。刘振德如实说：“没有问名字，以为你知道这事。”
刘少奇回答：“我没有约军科的人汇报工作。”随后扬手说:“你再去问问看。”
刘振德赶快叫总机那位话务员查一查刚才那个电话是军科院什么人打来的。话务员查后才搞清楚：“是军科的一位首长找刘伯承院长的，对不起，我把‘刘院长’听成‘刘委员长’了。”
在搞清楚事情的原委之后，刘振德马上去向刘少奇道歉。
刘少奇看到刘振德那么紧张，就轻轻一笑说:“音差不多嘛，以后要搞清就是了。”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传错电话的经历，给秘书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后来，不管什么人打来电话，秘书都要问个清楚，才向刘少奇报告。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开幕的那天早上，刘少奇对刘振德说：“请你到会场为我服点务。”同时递过来一个文件袋，说：“这里面装的是我选出来的有关大会的文件，带到会场备用。”还拿出一个签到手册，又说，“我把名字都签上了，每天进会场时，请你填上日期，到签到处代我交一下，以便工作人员统计人数。若有什么注意事项，你记一下告诉我就是了。” 原来，刘少奇之所以交代得这么细致清楚，是因为他知道刘振德是第一次跟他去参加这样的大会。
杨淑梅晚年回忆说：“少奇同志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从没有架子，我们身边工作人员都感到亲切。这一点，从我刚调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时就感受到了。”
1952年6月的一天，从山东农村来北京不到一年的杨淑梅刚刚调到中南海刘少奇处工作，刘少奇和王光美就来看她了。初次见这么高职务的领导人，她十分拘束，不知说什么好。还是刘少奇先开口说：“杨淑梅同志，欢迎你来我这里工作。”她十分激动地叫了一声首长。刘少奇听后严肃地说：“不要称首长，要叫同志，我们都是同志，你到我这里工作，我安心为党工作，这都是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今后，你管我叫少奇同志，管她叫光美同志，具体有什么事，就找她好了。”刘少奇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杨淑梅非常感动，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在刘少奇的指点教导下，他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如此，不管什么职务一直都彼此称同志。
然而，刘少奇在反映公私分明等原则性问题上对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却表现出少有的严格。1956年以前，在中南海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用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这却是个稀罕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三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一天，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便问：“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地告诉了父亲。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也许在现代人眼中这根本不算怎么回事，但在刘少奇看来却如此“严重”，不仅面色严肃地“批评”了秘书，而且还把那台孩子们非常喜爱的收音机“退”了回去。想想看，这样严于自律、严肃家风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特别是他严肃地告诉自己的秘书，以后“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是多么让人震撼、感慨！
鉴于刘少奇夫妇经常通宵工作，工作人员觉得秘书和卫士加班都有夜餐费，刘少奇也该有。1962年，工作人员背着刘少奇夫妇给他们申请了夜班加餐费，每人每天5毛钱，一个月两人共30元钱。过了许久，刘少奇才得知此事，马上让王光美去查，并召集身边人开了会，说：“我向来有通宵工作的习惯，人一天就吃三顿饭，无论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横竖就这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马上给公家退回去！”秘书为难地说：“家里钱本来就很紧张，再退回去这笔钱……”王光美马上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把钱退还公家！”秘书们不敢怠慢，算了一下，共领了两年多的补助，须退还公家1020元钱。这笔钱从刘家每月生活费中扣除。此后两年多，刘家的生活费从每月150元降为120元，伙食大打折扣，周日也只有一盘荤菜，正长身体的孩子们几下子就让盘子见了底，还老感觉没吃饱。足见刘少奇在做人处世总原则上，是多么的严以律己、率先垂范并教育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要严守纪律、大公无私！
（责编 唐越）
刘少奇对刚来上任的秘书刘振德提出了三条工作要求。刘少奇说：“到我这里工作，第一是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要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小孩，都一样。”(在谈到“小孩”两个字时，少奇同志还特别加重了语气)“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有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
在刘振德上班后的第一天，刘少奇按电铃叫他去拿传阅文件。
刘振德迅速来到刘少奇的办公室。由于生怕打扰了刘少奇的工作，因此他尽量放轻了脚步，以致他已站在了面前，刘少奇还在聚精会神地埋头审阅文件。刘振德低声请示道：“少奇同志有事吗？”
刘少奇这才将思路从文件内容中撤出来，缓缓抬起头，轻轻地“哦”了一声，然后用右手指着办公桌的右上角说:“我看过的传阅文件，就放在这里，你拿去就是了。”又用左手指着办公桌的左边最下层的一个抽屉说:“这里面是我看过的，但不需要办理的一些文件，过几天满了，等我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就撤走。办公桌上的其他文件，你不要动，叫你撤时你再撤。”
刘少奇交待得很清楚，刘振德听得也十分认真。虽然这是两件很细小的事情，但都是机要秘书经常会碰到的，若不熟悉刘少奇的办公习惯，就不能做到得心应手。不该打扰而打扰了他，岂能不影响他的工作？所以，刘振德很快理解了刘少奇这些话的意思，一是叫来向他交待要办的事情，一是叫他拿走传阅的文件。而拿走文件时却有个讲究：如果在他办公桌的右上角，来后取走就是了，不必问他还有什么事情。办公桌左边最下层的抽屉是他放看过的文件的，要在他不在办公室时拿走。总之，在他思考问题时不要为拿传阅文件而打搅了他。
从这件事中，刘振德深切地感受到刘少奇工作作风的科学严谨和卓有成效。同时，刘少奇这分明是在指点刘振德怎样当好一个秘书。以后遇到的几件事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天，刘少奇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把刘振德叫去，将开会的主题、时间、地点、简要内容和参加会议的人员等一一作了指示。刘少奇交待的别的事情，刘振德都听清楚了；唯独当提到参会的那一串人名时，因为当时有点紧张，加之对刘少奇的口音还不完全熟悉，所以没太听清楚。
这时，刘少奇好像洞察秋毫似的，有些不放心，便马上把眼前的笔和纸递给刘振德，说：“请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写在纸上，让我看看。”
依照默记，刘振德立即把刚才听到的一一写了出来。
刘少奇拿过去那一页纸，迅速扫视一下，看后又提起笔把“陈毅同志”改成了“陈云同志”（因为这是个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
刘振德站在旁边将刘少奇的这一举动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脸微微有点红了。心中不由得暗自批评起自己来。同时，他紧张得手心里都要攥出汗来了，心想：这回领导同志恐怕要对我加重语气而不客气了吧？
可是，只见刘少奇微微笑了笑，说:“错的不多，只错了一个字。”
略作停顿，刘少奇又意味深长地说:“不过，这一个字很重要，一个字换了一个人。”
听完刘少奇的话，刘振德的紧张感顿时就消失了。从此，刘振德在刘少奇办公桌右上角的文件上放了几张纸和笔，刘少奇交代什么事时，刘振德都会尽量做好记录，最后再让刘少奇过目一下，漏了的就当场补上，错了的就及时纠正过来，既锻炼了辨别湖南口音的听力，又提高了自己的笔记速度，也避免了出差错。
就像以上这样，刘少奇从不声色俱厉地大嗓门批评或训斥身边工作人员，而总是耐心细致地纠正工作人员的某些失误或差错，指导他们如何科学、有效、准确地完成工作任务。有时他看到工作人员有些局促紧张，还会微笑着说上几句幽默风趣的俏皮话，使工作人员的心情马上轻松了许多，气氛也就立刻活跃起来了。
一次，中南海电话局总机的一位话务员打电话说，军事科学院有一位首长找刘委员长。话务员把电话转接过来后，刘振德一听是一位操湖北或湖南口音的老同志，他问刘振德:“刘委员长不是要我们去汇报吗？请你定个时间。”
因为总机事先告诉刘振德说是找刘委员长，刘振德也听得是那么一个音，因此以为是刘少奇约好他们来汇报工作的，只是还没有定下时间。
放下电话，刘振德就匆匆忙忙去向刘少奇报告这个事情:“军事科学院的同志不是要向你汇报工作吗，请你定个具体时间。”
刘少奇一听，顿时感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反问刘振德:“军事科学院什么人要向我汇报工作？”
刘振德站在一边开始紧张起来，后悔接电话时连对方名字都没有进一步问清楚。刘振德如实说：“没有问名字，以为你知道这事。”
刘少奇回答：“我没有约军科的人汇报工作。”随后扬手说:“你再去问问看。”
刘振德赶快叫总机那位话务员查一查刚才那个电话是军科院什么人打来的。话务员查后才搞清楚：“是军科的一位首长找刘伯承院长的，对不起，我把‘刘院长’听成‘刘委员长’了。”
在搞清楚事情的原委之后，刘振德马上去向刘少奇道歉。
刘少奇看到刘振德那么紧张，就轻轻一笑说:“音差不多嘛，以后要搞清就是了。”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传错电话的经历，给秘书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后来，不管什么人打来电话，秘书都要问个清楚，才向刘少奇报告。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开幕的那天早上，刘少奇对刘振德说：“请你到会场为我服点务。”同时递过来一个文件袋，说：“这里面装的是我选出来的有关大会的文件，带到会场备用。”还拿出一个签到手册，又说，“我把名字都签上了，每天进会场时，请你填上日期，到签到处代我交一下，以便工作人员统计人数。若有什么注意事项，你记一下告诉我就是了。” 原来，刘少奇之所以交代得这么细致清楚，是因为他知道刘振德是第一次跟他去参加这样的大会。
杨淑梅晚年回忆说：“少奇同志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从没有架子，我们身边工作人员都感到亲切。这一点，从我刚调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时就感受到了。”
1952年6月的一天，从山东农村来北京不到一年的杨淑梅刚刚调到中南海刘少奇处工作，刘少奇和王光美就来看她了。初次见这么高职务的领导人，她十分拘束，不知说什么好。还是刘少奇先开口说：“杨淑梅同志，欢迎你来我这里工作。”她十分激动地叫了一声首长。刘少奇听后严肃地说：“不要称首长，要叫同志，我们都是同志，你到我这里工作，我安心为党工作，这都是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今后，你管我叫少奇同志，管她叫光美同志，具体有什么事，就找她好了。”刘少奇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杨淑梅非常感动，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在刘少奇的指点教导下，他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如此，不管什么职务一直都彼此称同志。
然而，刘少奇在反映公私分明等原则性问题上对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却表现出少有的严格。1956年以前，在中南海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用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这却是个稀罕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三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一天，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便问：“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地告诉了父亲。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也许在现代人眼中这根本不算怎么回事，但在刘少奇看来却如此“严重”，不仅面色严肃地“批评”了秘书，而且还把那台孩子们非常喜爱的收音机“退”了回去。想想看，这样严于自律、严肃家风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特别是他严肃地告诉自己的秘书，以后“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是多么让人震撼、感慨！
鉴于刘少奇夫妇经常通宵工作，工作人员觉得秘书和卫士加班都有夜餐费，刘少奇也该有。1962年，工作人员背着刘少奇夫妇给他们申请了夜班加餐费，每人每天5毛钱，一个月两人共30元钱。过了许久，刘少奇才得知此事，马上让王光美去查，并召集身边人开了会，说：“我向来有通宵工作的习惯，人一天就吃三顿饭，无论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横竖就这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马上给公家退回去！”秘书为难地说：“家里钱本来就很紧张，再退回去这笔钱……”王光美马上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把钱退还公家！”秘书们不敢怠慢，算了一下，共领了两年多的补助，须退还公家1020元钱。这笔钱从刘家每月生活费中扣除。此后两年多，刘家的生活费从每月150元降为120元，伙食大打折扣，周日也只有一盘荤菜，正长身体的孩子们几下子就让盘子见了底，还老感觉没吃饱。足见刘少奇在做人处世总原则上，是多么的严以律己、率先垂范并教育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要严守纪律、大公无私！
（责编 唐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