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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抗日战争,我们大都会想起“七七”事变､台儿庄战役､武汉大会战､平型关大捷等战事,以及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暴行｡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战的正面战场河南,由于战争的破坏,由于天灾,更由于人民要负担数十万军队的粮饷,在抗战进行到最艰苦的1942年时,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万人死于饥饿!
1942年国民党政府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这场特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以来被深深地掩盖了｡60多年过去了,这场灾荒的“过来人”大多已经辞世,即使活着的人们,对当时的情景也多已淡忘｡由于史料的奇缺,300万人死亡的一场大悲剧,在当今的现代史上竟难找到应有的记载｡
然而,请想一想,300万人的生命,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啊!它相当于中国政府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10倍!一个人的生命尚且宝贵,何况300万人的生命!我们不禁要问,当时的国民政府干什么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场浩劫?在时代发展､国家昌盛的今天,难道我们不应去钩沉这段历史,探究这场大
灾的真相,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吗?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探究1942年河南大灾发生的原因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
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抗战八年始终是中国军队的重要战场,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前线｡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将河南作为国防重点,在豫北､豫西､豫东等地构筑了1200个钢筋水泥的坚固工事｡“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其中较大的战役有以下三次:
1938年2月,日军发动豫北作战(即平定作战),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全境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南岸的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同年5月,日军发动豫东作战(即兰封会战),6月初日军攻陷开封､中牟,向郑州进逼｡为了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密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入海｡黄泛区以东陷入敌手｡
1940年6月,日军占领了豫南的信阳,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1941年1月,日军发动了豫南会战,沿铁路北进,中国军队经过激战收复失地,日军退回信阳一带｡
这样,在1942年河南大灾发生之前,豫北､豫东､豫南30多个县都已沦陷,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只剩豫中､豫西的半壁河山｡
黄河的决堤泛滥,是日本侵华战争给河南人民造成的第一灾｡蒋介石的“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它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滚滚黄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黄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黄泛区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水连年泛滥,决口频仍,大旱之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蝻迅速滋生的温床｡1942年河南继大旱之后,许多县份遭到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成群结队地飞行,一落到农田里,顷刻之间就把庄稼啃个精光｡这可怕的蝗虫,是黄河泛滥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又一灾难｡
抗战以来,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而这几十万人吃的粮食､战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补充,全靠从河南“就地取材”｡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异常沉重的兵役和赋税,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许多农民早已破产逃亡｡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根本谈不上任何储藏｡当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时,一场特大饥荒的爆发也就势在难免了｡
抗战之前,河南的铁路交通最为发达,平汉铁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跨东西,两条铁路交汇的郑州,是全国铁路交通枢纽｡抗战中,铁路不是被决口的黄水淹没,便是被中日双方的军队出于战略需要而毁､拆除,到1942年,两条铁路大动脉绝大部分已经瘫痪,只有洛阳以西的一段陇海线还在开通｡河南公路交通也极落后,老百姓的运输工具,主要是牛车和手推车｡自古救济饥荒,无外是“移民”和“移粟”两种办法,在河南交通运输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移民”“移粟”都缺乏效率,这样,河南灾民就像被关在铁屋子里无力挣扎的人,只能坐以待毙｡
蒋介石的专制腐败,不恤民命,是造成灾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
在国统区,尽管当时蒋介石政府正在指挥中国军队抗战,在三面环敌的河南,要想彻底救灾也确有困难｡然而,从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线无大的战事,从全国范围看,国统区还有许多省份丰收｡国民政府如果诚心救灾,抓紧救灾,完全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力量把灾情降低到最低程度｡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致使灾情日趋严重､不断蔓延,因此说,蒋介石的专制腐败,不恤民命,是造成河南国统区70多县灾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
蒋介石对河南大灾始终抱着装聋作哑的态度,目的是既不救灾,又可以推卸责任｡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他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他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1942年8～9月河南灾象初呈,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一方面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为250万石,另一方面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但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是为了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至于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少许征粮数额而已｡
1942年10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为随着冬季的到来,灾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会急遽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不但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救灾的重视｡
由于河南在抗战中是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重要战场,而不是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蒋介石对河南抱着随时准备放弃的态度｡在“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下,他一方面把河南人民搜光刮尽,另一方面在危机到来之时,便以人民作为牺牲品｡蒋介石在河南大灾中高唱救灾､实质夺粮的做法,与他抗战初期密令炸开黄河大堤却假称是日本飞机轰炸,密令在长沙纵火却寻找几个替罪羊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生命财产为代价,去换取他们军事上的暂时胜利或稳定｡
从河南本省的情况看,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责任,也是导致灾情愈演愈烈的原因｡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了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省府官员不是亲临灾区督导救灾,而是“纸片救灾”,“上以纸片令下,下以纸片呈上”,“公文往返,动需月余”,况且,省府机关中还隐藏着特大贪污犯马国琳､李汉珍等,靠着这样的政府官员救灾,老百姓哪里会有活路?
三十一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他在台儿庄大战中建立过战功,驻扎河南期间,还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威高权重,腐败随之｡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尽情搜刮,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
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的平庸无能､怕负责､无效率,也是大灾愈演愈烈的原因｡其实,当时的河南,即使在完成军粮征收之后,民间还蕴藏着很大的救灾力量｡如果各自政府敢负责,组织民众,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产自救,都可以不同程度地缓解灾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能坚持到麦收,吃到新粮,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南阳《前锋报》大胆提出“放斗余,贷公粮”,号召各县县长打开公仓,把往年的余粮和麦收前吃不着的公粮统统拿出来贷给灾民,但绝大多数县长,害怕放了粮收不回,宁肯眼看着灾民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无闻,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1942年的河南大灾以国统区300万民众的活活饿死为代价而悲惨地结束了｡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无闻,除了极少数正直敢言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了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1942年河南大灾的潜在影响却是巨大的,不久,它的恶果就一桩桩显露出来｡最为直接的恶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的惨败｡
1944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露曙光,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平汉线,建成直通南方的大走廊｡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在豫中的广大地区与中国军队交战｡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的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尽管中国军队中确实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诸如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军事司令长官的失职,更由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遭到了空前惨败｡更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当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造成部队重大损失｡参加中原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总结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显然,这是河南大灾期间国民党军队对人民的欺压引起了人民的仇恨与反抗｡汤恩伯对此不仅不深刻反省,反而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中原会战期间身在河南､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众多参政员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严惩汤恩伯的提案｡
与汤恩伯的军队受到豫西民众袭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四集团军在守卫洛阳期间,与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人民对中国军队非但不袭击,而且大力支持｡据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回忆:
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
第四集团军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呢?原来,这支军队在大灾期间特别关心人民疾苦,它所属的38军原是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的部队,早有中共地下党的建制,他们在汜水县节粮救灾的事迹在老百姓中广为传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古老而常新的真理,在河南大灾中再次得到昭示｡
中原会战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撤职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组｡1945年,河南省参政会查出轰动全国的河南省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等在大灾期间贪污赈款数亿元的“特大平粜舞弊案”｡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暴露无遗｡
可以说,1942年河南大灾是蒋介石政权的“滑铁卢”,自此他们便在河南民心丧尽,大势已去,这也决定了蒋家王朝后来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在大陆覆灭的命运｡
(据《今晚报》)
1942年国民党政府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这场特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以来被深深地掩盖了｡60多年过去了,这场灾荒的“过来人”大多已经辞世,即使活着的人们,对当时的情景也多已淡忘｡由于史料的奇缺,300万人死亡的一场大悲剧,在当今的现代史上竟难找到应有的记载｡
然而,请想一想,300万人的生命,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啊!它相当于中国政府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10倍!一个人的生命尚且宝贵,何况300万人的生命!我们不禁要问,当时的国民政府干什么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场浩劫?在时代发展､国家昌盛的今天,难道我们不应去钩沉这段历史,探究这场大
灾的真相,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吗?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探究1942年河南大灾发生的原因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
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抗战八年始终是中国军队的重要战场,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前线｡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将河南作为国防重点,在豫北､豫西､豫东等地构筑了1200个钢筋水泥的坚固工事｡“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其中较大的战役有以下三次:
1938年2月,日军发动豫北作战(即平定作战),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全境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南岸的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同年5月,日军发动豫东作战(即兰封会战),6月初日军攻陷开封､中牟,向郑州进逼｡为了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密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入海｡黄泛区以东陷入敌手｡
1940年6月,日军占领了豫南的信阳,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1941年1月,日军发动了豫南会战,沿铁路北进,中国军队经过激战收复失地,日军退回信阳一带｡
这样,在1942年河南大灾发生之前,豫北､豫东､豫南30多个县都已沦陷,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只剩豫中､豫西的半壁河山｡
黄河的决堤泛滥,是日本侵华战争给河南人民造成的第一灾｡蒋介石的“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它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滚滚黄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黄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黄泛区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水连年泛滥,决口频仍,大旱之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蝻迅速滋生的温床｡1942年河南继大旱之后,许多县份遭到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成群结队地飞行,一落到农田里,顷刻之间就把庄稼啃个精光｡这可怕的蝗虫,是黄河泛滥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又一灾难｡
抗战以来,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而这几十万人吃的粮食､战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补充,全靠从河南“就地取材”｡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异常沉重的兵役和赋税,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许多农民早已破产逃亡｡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根本谈不上任何储藏｡当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时,一场特大饥荒的爆发也就势在难免了｡
抗战之前,河南的铁路交通最为发达,平汉铁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跨东西,两条铁路交汇的郑州,是全国铁路交通枢纽｡抗战中,铁路不是被决口的黄水淹没,便是被中日双方的军队出于战略需要而毁､拆除,到1942年,两条铁路大动脉绝大部分已经瘫痪,只有洛阳以西的一段陇海线还在开通｡河南公路交通也极落后,老百姓的运输工具,主要是牛车和手推车｡自古救济饥荒,无外是“移民”和“移粟”两种办法,在河南交通运输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移民”“移粟”都缺乏效率,这样,河南灾民就像被关在铁屋子里无力挣扎的人,只能坐以待毙｡
蒋介石的专制腐败,不恤民命,是造成灾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
在国统区,尽管当时蒋介石政府正在指挥中国军队抗战,在三面环敌的河南,要想彻底救灾也确有困难｡然而,从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线无大的战事,从全国范围看,国统区还有许多省份丰收｡国民政府如果诚心救灾,抓紧救灾,完全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力量把灾情降低到最低程度｡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致使灾情日趋严重､不断蔓延,因此说,蒋介石的专制腐败,不恤民命,是造成河南国统区70多县灾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
蒋介石对河南大灾始终抱着装聋作哑的态度,目的是既不救灾,又可以推卸责任｡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他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他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1942年8～9月河南灾象初呈,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一方面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为250万石,另一方面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但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是为了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至于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少许征粮数额而已｡
1942年10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为随着冬季的到来,灾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会急遽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不但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救灾的重视｡
由于河南在抗战中是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重要战场,而不是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蒋介石对河南抱着随时准备放弃的态度｡在“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下,他一方面把河南人民搜光刮尽,另一方面在危机到来之时,便以人民作为牺牲品｡蒋介石在河南大灾中高唱救灾､实质夺粮的做法,与他抗战初期密令炸开黄河大堤却假称是日本飞机轰炸,密令在长沙纵火却寻找几个替罪羊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生命财产为代价,去换取他们军事上的暂时胜利或稳定｡
从河南本省的情况看,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责任,也是导致灾情愈演愈烈的原因｡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了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省府官员不是亲临灾区督导救灾,而是“纸片救灾”,“上以纸片令下,下以纸片呈上”,“公文往返,动需月余”,况且,省府机关中还隐藏着特大贪污犯马国琳､李汉珍等,靠着这样的政府官员救灾,老百姓哪里会有活路?
三十一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他在台儿庄大战中建立过战功,驻扎河南期间,还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威高权重,腐败随之｡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尽情搜刮,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
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的平庸无能､怕负责､无效率,也是大灾愈演愈烈的原因｡其实,当时的河南,即使在完成军粮征收之后,民间还蕴藏着很大的救灾力量｡如果各自政府敢负责,组织民众,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产自救,都可以不同程度地缓解灾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能坚持到麦收,吃到新粮,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南阳《前锋报》大胆提出“放斗余,贷公粮”,号召各县县长打开公仓,把往年的余粮和麦收前吃不着的公粮统统拿出来贷给灾民,但绝大多数县长,害怕放了粮收不回,宁肯眼看着灾民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无闻,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1942年的河南大灾以国统区300万民众的活活饿死为代价而悲惨地结束了｡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无闻,除了极少数正直敢言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了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1942年河南大灾的潜在影响却是巨大的,不久,它的恶果就一桩桩显露出来｡最为直接的恶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的惨败｡
1944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露曙光,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平汉线,建成直通南方的大走廊｡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在豫中的广大地区与中国军队交战｡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的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尽管中国军队中确实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诸如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军事司令长官的失职,更由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遭到了空前惨败｡更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当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造成部队重大损失｡参加中原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总结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显然,这是河南大灾期间国民党军队对人民的欺压引起了人民的仇恨与反抗｡汤恩伯对此不仅不深刻反省,反而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中原会战期间身在河南､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众多参政员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严惩汤恩伯的提案｡
与汤恩伯的军队受到豫西民众袭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四集团军在守卫洛阳期间,与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人民对中国军队非但不袭击,而且大力支持｡据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回忆:
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
第四集团军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呢?原来,这支军队在大灾期间特别关心人民疾苦,它所属的38军原是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的部队,早有中共地下党的建制,他们在汜水县节粮救灾的事迹在老百姓中广为传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古老而常新的真理,在河南大灾中再次得到昭示｡
中原会战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撤职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组｡1945年,河南省参政会查出轰动全国的河南省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等在大灾期间贪污赈款数亿元的“特大平粜舞弊案”｡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暴露无遗｡
可以说,1942年河南大灾是蒋介石政权的“滑铁卢”,自此他们便在河南民心丧尽,大势已去,这也决定了蒋家王朝后来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在大陆覆灭的命运｡
(据《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