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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和主要路径，正以迅猛快捷的态势在中国大地上演进，极大地改变和重塑着我国城乡面貌、经济布局、社会结构以及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2010年以来，以《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首批建设项目为契机，上海交通大学组建了以刘士林教授为首席专家的985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城市科学研究院，致力于为国家实施城镇化战略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战略框架及应用方案。几年来，由刘士林教授主编的、由一批包括长江学者在内的专家学者撰写的《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接踵出版，相继问世。这五部年度报告，顺应大数据时代对国家战略与决策研究的新要求，以人文学科为价值支点进行城市科学的顶层设计，以在国家战略中居主流和中心地位的“城市化进程”为研究对象，聚焦我国城市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不仅是城市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城市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城市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是人的创造性本质，赋予了人是城市化的根本和核心的质的规定性。城市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城市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城市史专家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一书中指出“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1〕；另一名美国学者帕克在《城市社会学》中也提出过“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根本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生存与发展”〔2〕的类似观点。这些论述有力揭示了城市的本质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充分体现出人与环境统一、人文与自然契合、主观与客观融合的辩证思维。这种城市化就是人的城市化的思想理念统摄和深蕴于五部《报告》的全文，贯穿并体现在五部《报告》的各个章节，可以说这五部《报告》架构都是围绕“人的城市化”这一主旨进行构思和设计的。比如2007年《报告》中的第二部分，2008年、2009年、2011年《报告》中的第三部分，均把人的城市化作为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特别是2012年《报告》中的“主题报告”，围绕人口增长较快城市发展较慢、城市化面临人为挑战、城市化中人的经济焦虑和社会困惑以及人的“城市启蒙”四个方面加以铺陈和阐释，不乏卓识的精辟见解：“都市化决不局限在有限的都市空间内，它的出现已经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其在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的文化消费和精神享受，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的。”〔3〕鉴于人的发展与城市化在总体趋势上是一致的，人的发展状态反映着城市化水平，城市发展总是历史地、具体地体现在人的发展层面上。因此，对促进人的发展的条件、环境、氛围和设施的关注和审视成为每部《报告》的重点和亮点。比如2011年《报告》中的“中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一章，对人化城市这一时代走势进行了预测和研判。再比如2012年《报告》中的“全国新城新区建设研究”、“中国大都市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全球会展国力研究”、“国际化大都市传媒发展研究”、“世界设计之都创新发展研究”、“中国城市设计发展研究”和“世界都市文化发展研究”等七部分内容，基本围绕关注民生、追求民富、保障民主、维护民权、提升民智等予以叙述和阐发，具有洞察力和穿透力、引导性和启示性。
方位，是城市化进程中时间和空间坐标系上的角色界定，是城市化发展中理论和实践交汇点的功能确认。科学判断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方位，是准确把握其未来走势的前提和基础。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文化的各大时期中，城市之间自有其不同的特色。当然，不同的文化，其城市也必然有所差异。”〔4〕中国城市化是在全球化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只有以同期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为横向参照，以我国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作纵向比附，才能在时代坐标系上找准我国城市化的历史方位，进而确定今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举措。所以《报告》将视野延展到世界范畴，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城市的总体发展趋势进行揭橥，对一些特大型国际城市个性发展状况进行评骘，例如2007年《报告》中的第一部分“中国都市化的世界背景与发展焦虑”、2009年《报告》中的第一部分“世界背景与现实焦虑”、2011年《报告》中的第三部分“都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和2012《报告》中的第二部分“都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问题与战略参照”等，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参照。新城建设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检测城市化历史方位的重要指标。新城通常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大城市空间的扩张，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域统一规划建设的能够分担大城市居住功能及产业功能，且交通便利、设施配套、环境优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市绵延区，在拓展城市空间、缓解城市人口和产业压力、创新城市管理、解决“大城市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报告》对新城建设报以浓厚兴趣，在2008年《报告》的第二部分设立题为“城市新区规划、环境评价与信息化建设”一个章节，对北京、上海和哈尔滨等城市的新城外形设计及内涵建设进行了简要叙述，为读者全面认知我国城市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2012年《报告》中单独辟建“全国新城新区研究”一个部分、列出英国、美国和我国三个专题，运用大量数据对中外新城建设进行缜密梳理和通透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新城新区建设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在优化空间结构、解决环境压力、实现功能协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英、美等发达国家因此都经历过新城（卫星城）建设的高潮期。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缓解老城区人口拥挤、用地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很多城市开始建设新城新区。但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与政策制度的调控，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耕地面积的快速减少，还引发了诸如强拆、农民上楼、半城市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5〕，强调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决策改变我国新城新区的粗放型建设，探索健康、有效和社会满意度高的发展模式”〔6〕。鉴于城市群和大都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作用，作者强化发生学观念和共时性意识，在每部《报告》中都不吝笔墨地拿出大量篇幅对我国城市群和大都市的发展特点、规律、弊端和对策进行梳理、揭示、剖解和厘定，特别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西部城市群和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武汉等城市为例证，经过抽丝剥茧式的细密推演和条分缕析式的严谨论证，进一步明晰城市群和大都市在我国城市化中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走势。
一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不仅是城市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城市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城市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是人的创造性本质，赋予了人是城市化的根本和核心的质的规定性。城市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城市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城市史专家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一书中指出“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1〕；另一名美国学者帕克在《城市社会学》中也提出过“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根本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生存与发展”〔2〕的类似观点。这些论述有力揭示了城市的本质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充分体现出人与环境统一、人文与自然契合、主观与客观融合的辩证思维。这种城市化就是人的城市化的思想理念统摄和深蕴于五部《报告》的全文，贯穿并体现在五部《报告》的各个章节，可以说这五部《报告》架构都是围绕“人的城市化”这一主旨进行构思和设计的。比如2007年《报告》中的第二部分，2008年、2009年、2011年《报告》中的第三部分，均把人的城市化作为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特别是2012年《报告》中的“主题报告”，围绕人口增长较快城市发展较慢、城市化面临人为挑战、城市化中人的经济焦虑和社会困惑以及人的“城市启蒙”四个方面加以铺陈和阐释，不乏卓识的精辟见解：“都市化决不局限在有限的都市空间内，它的出现已经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其在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的文化消费和精神享受，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的。”〔3〕鉴于人的发展与城市化在总体趋势上是一致的，人的发展状态反映着城市化水平，城市发展总是历史地、具体地体现在人的发展层面上。因此，对促进人的发展的条件、环境、氛围和设施的关注和审视成为每部《报告》的重点和亮点。比如2011年《报告》中的“中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一章，对人化城市这一时代走势进行了预测和研判。再比如2012年《报告》中的“全国新城新区建设研究”、“中国大都市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全球会展国力研究”、“国际化大都市传媒发展研究”、“世界设计之都创新发展研究”、“中国城市设计发展研究”和“世界都市文化发展研究”等七部分内容，基本围绕关注民生、追求民富、保障民主、维护民权、提升民智等予以叙述和阐发，具有洞察力和穿透力、引导性和启示性。
二
方位，是城市化进程中时间和空间坐标系上的角色界定，是城市化发展中理论和实践交汇点的功能确认。科学判断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方位，是准确把握其未来走势的前提和基础。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文化的各大时期中，城市之间自有其不同的特色。当然，不同的文化，其城市也必然有所差异。”〔4〕中国城市化是在全球化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只有以同期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为横向参照，以我国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作纵向比附，才能在时代坐标系上找准我国城市化的历史方位，进而确定今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举措。所以《报告》将视野延展到世界范畴，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城市的总体发展趋势进行揭橥，对一些特大型国际城市个性发展状况进行评骘，例如2007年《报告》中的第一部分“中国都市化的世界背景与发展焦虑”、2009年《报告》中的第一部分“世界背景与现实焦虑”、2011年《报告》中的第三部分“都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和2012《报告》中的第二部分“都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问题与战略参照”等，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参照。新城建设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检测城市化历史方位的重要指标。新城通常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大城市空间的扩张，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域统一规划建设的能够分担大城市居住功能及产业功能，且交通便利、设施配套、环境优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市绵延区，在拓展城市空间、缓解城市人口和产业压力、创新城市管理、解决“大城市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报告》对新城建设报以浓厚兴趣，在2008年《报告》的第二部分设立题为“城市新区规划、环境评价与信息化建设”一个章节，对北京、上海和哈尔滨等城市的新城外形设计及内涵建设进行了简要叙述，为读者全面认知我国城市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2012年《报告》中单独辟建“全国新城新区研究”一个部分、列出英国、美国和我国三个专题，运用大量数据对中外新城建设进行缜密梳理和通透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新城新区建设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在优化空间结构、解决环境压力、实现功能协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英、美等发达国家因此都经历过新城（卫星城）建设的高潮期。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缓解老城区人口拥挤、用地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很多城市开始建设新城新区。但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与政策制度的调控，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耕地面积的快速减少，还引发了诸如强拆、农民上楼、半城市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5〕，强调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决策改变我国新城新区的粗放型建设，探索健康、有效和社会满意度高的发展模式”〔6〕。鉴于城市群和大都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作用，作者强化发生学观念和共时性意识，在每部《报告》中都不吝笔墨地拿出大量篇幅对我国城市群和大都市的发展特点、规律、弊端和对策进行梳理、揭示、剖解和厘定，特别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西部城市群和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武汉等城市为例证，经过抽丝剥茧式的细密推演和条分缕析式的严谨论证，进一步明晰城市群和大都市在我国城市化中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