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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24日，张元济在欧美考察期间，应纽约留学生会馆的邀请，对留学生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耶教与今日中国”①。耶教，即基督教，主要指明清时期来华传教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这可说是触及了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一般人是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么张先生为何讲这个问题呢？
一、基督教是影响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大事
先生在演讲开头说明了缘起：“鄙人从中国来，自应以中国事奉告。但千头万绪，实难尽述。贵会今夕借福音堂开会，副会长关君亦系耶教中人。……念及耶教与本国现势及前途均大有关系。在座诸君亦必有遵奉耶教者。拟即就此问题略抒管见，借求教益。”这段话主要讲两层意思，一讲自己从中国来，自然应讲中国的事，而影响中国现在和将来的大事，就是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二是讲演的地方是基督教福音堂，而留学生会的关副会长就是基督教徒，在座留学生中也有信徒。因此，这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此外，这段话实际上还揭示了不言自明的时代背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1900年，中国北方、京畿一带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是自19世纪60年代起，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迫使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引起中国民族感情的激愤和抗争。清政府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怒火，怂恿杀洋人、烧教堂。最后以英、法、德、美等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烧杀抢掠、疯狂报复而结束。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获得解救的传教士和一部分教民怀着复仇情绪参与了联军的行动。“庚子事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仅赔款一项即达4.5亿两白银（按中国人每人1两计）。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和屈辱，也更激起中国人民对洋教的恶感。张元济演讲时岁值庚戌，离庚子事变整整十年。这十年正是中国政局和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中国人民在觉醒，在探索救国自强之路；教会方面也在反省，在总结传教策略。1908年，美国决定从庚子赔款中拿出一笔钱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所以，聆听张先生演讲的留学生中，既有基督教徒，也有庚款留学生。因此他的讲话非常有针对性。
二、基督教为何在今日中国屡遭挫折？
张元济接着讲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际遇。他说，今天的基督教为中国人所憎恶，时有仇教举动，政府和教会双方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是颇让人忧虑的事。但在基督教初入中国时，情况并非如此。他举例说，明代士大夫有许多人喜欢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来往，并有不少人入了教，如明代著名人物徐光启，是上海最早的天主教徒。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就是他捐出宅基地所建。不仅士大夫，明代皇宫中，也有信基督教的。讲到此处，他联系最近游历欧洲的亲身经历：“鄙人道经罗马，在教皇宫中见有明代皇太后致教皇国书一通。”上面写着“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文末写日期“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并盖有皇太后宝玺印章。文书中写到自己已受洗入教，一起入教的还有皇太后玛利亚、皇后亚纳、皇太子当定。文中还有求圣父在天主前代求赦罪，并保佑国家中兴太平等话语。此外，还有庞太监亚基楼（此处及以上给教皇书信中人名皆教名——笔者注）上教皇书一封，都由外国传教士同时转呈罗马教廷。太监书信中自称入教已二十余年，可见基督教在明代之盛②。不独明代，清朝一些皇帝也颇信任传教士，有些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或入宫中充当顾问。京城天主教堂落成时，朝廷曾派官员前往祝贺。可知基督教在清朝初期推行还是比较顺利的。
那么，为什么当时这么顺利，今日却屡遭挫折呢？张元济分析个中原因有二：（一）由于最近数十年来，列强侵略，中国战败，订立不平等条约，将传教的事写进条约，传教士仗势欺人，使国人产生同仇敌忾的意气，这是民教不和的根源。（二）由于在华传教者多系外国教士，这一层最容易引起国人恶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国人不能确切了解中国人的性情和习俗，教会的行事方式和言论不能被中国民众理解和接受。善良的老百姓见有坏人入教，而这些人并未弃恶从善，反而依仗教会作护身符，有的人行为更加恶劣，乡党、宗族反而受到他们的欺侮凌辱，从而发生矛盾冲突。二是外国教士享受领事裁判权。中国人见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却不受中国官员管理，心中已有不平，而连带传教士所雇佣的中国人，入了教的中国人，也可享受这种权利，因此“人心愈为不平”。“同一犯罪之人，而入教者得免于罪，不入教者却不得免于罪”，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呢？ 三是“因教案有杀人赔款割地之事”。虽然其中或有多种原因，但国民往往只看到外国人在此传教而导致国家遭受损失，因此产生第三层厌恶之情。
三、更改传教办法使“基督教造福中国”
总之，基督教在中国，自1900年“庚子事变”（基督教称“庚子教难”）后，已陷入空前困境，若不筹划妥善办法，則不仅教徒与非教徒不能和睦相处，而且影响到外交，使中国面临危险。“然鄙人以为能解除此危险者，即在信奉耶教徒之留学诸君”。张元济将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尤其是信奉基督教的留学生身上。他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更改传教办法，即“由中国人自己传教”。具体讲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坚持独立自办教会。“中國人自己传教，自能熟知中国人之性情。则凡教中之仪节、言论必能善为因应，使其易于推行，不致受种种之抨击。” 他认为，如果基督教内全由中国人自己传教，就不会再发生教案。因为义和团运动失败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中国基督教的独立自办提供了思想和物质条件。上海俞国桢牧师发起的“自立运动”，影响遍及全国。俞牧师是浙江人，1894年来上海，后任闸北长老会堂牧师。当时商务印书馆靠近闸北教堂，有不少基督教徒来闸北堂礼拜。有些还与俞牧师有同乡、同学之谊，经常资助教堂。张元济尊重这些有文化素养的同事教徒。1906年，俞国桢邀约感时忧国的教徒，创立“耶稣教自立会”。以后又联络江浙一带的自立教会，在闸北堂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总会”，并创办会刊《圣报》③。张元济看到了社会和教会的变化，看到了时代潮流人心所向。他的“独立办教”思想反映了中国人民包括爱国教徒的正义呼声，点到了解决基督教问题的要害。 其次，实行“政教分离”。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与基督教日益政治化分不开： 帝国主义利用传教士作侵华工具，外国传教士依靠本国政府保护，肆意干预中国官方诉讼。中国教徒中的“莠民”则仗洋人之势欺侮国人，从而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张元济说，由中国人独立办教，“教士既系中国人，自应同守中国法律。遇有诉讼之事，无论耶教非耶教，同一待遇”。官员执法不用瞻前顾后，徇私屈从。中国人也就不会产生厌恶洋教的感情。张元济在这里讲的，正是“政教分离”（或“政教分立”）的原则。
第三，培养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这是中国人独立办教的重要条件。张元济满腔热情地希望从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传教士。“若我国留学生之信奉耶教者，肯以传教之事自任，则外国教士自必引身而退。”他鼓励中国教士既爱教又爱国，“诸君子既信耶教，耶教舍身救世，诸君子亦必有舍身救国者”。 能“以至诚之心感人”，感化所谓“仇教之人”。出了事情，“国家按律治理，无所用其赔款，更无所用其割地”。这样，由教案导致杀人、赔款、割地，从而引起国人对于教会的恶感情，就不会发生。
张元济说，如果能做到上述几点，信基督教的和不信基督教的人“可以永远好合”，“从此中外交谊，可以除去一大障碍”， 使“基督教造福于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约法”中规定，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奉行近代欧美“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时又强调“务使政治与宗教相互提挈，中外人民愈相亲睦”。 张元济的观点与孙中山的论述，其精神是一致的。他虽然不是宗教信徒，但能虚心体察研究宗教，在其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曾印行多种宗教书籍。他不仅对宗教文化有较多认知，而且能从世界大势、中国大局，结合政治和文化讲宗教（基督教）事务。因此能揭示事物本质，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建立“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教会，天主教实行自选自圣主教； 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鼓励教职人员与信教群众爱国爱教； 促进宗教和睦、社会和谐等等。中国宗教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虽然历史的发展和宗教的变化难以预见，但我们仍可从一百多年前的这次演讲中，感受到张元济先生的高瞻远瞩，和基于爱国爱民的文化自觉。今天，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消除恐怖主义，建设和谐世界，以及实施“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等，都需要加强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和民族间的对话、理解和尊重。张元济对宗教及宗教事务、宗教文化的态度和识见，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借鑒。
注释：
①张元济演讲见《张元济全集》第五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②参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1938年由上海天主教会出版。207页有注：以上致教皇二书东方杂志八卷五号有原书摄影，徐汇书楼由商务印书馆张菊生先生赠有印片。
③参见姚民权著《上海基督教史》（1843-1949），上海市基督教两会1994年出版。
一、基督教是影响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大事
先生在演讲开头说明了缘起：“鄙人从中国来，自应以中国事奉告。但千头万绪，实难尽述。贵会今夕借福音堂开会，副会长关君亦系耶教中人。……念及耶教与本国现势及前途均大有关系。在座诸君亦必有遵奉耶教者。拟即就此问题略抒管见，借求教益。”这段话主要讲两层意思，一讲自己从中国来，自然应讲中国的事，而影响中国现在和将来的大事，就是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二是讲演的地方是基督教福音堂，而留学生会的关副会长就是基督教徒，在座留学生中也有信徒。因此，这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此外，这段话实际上还揭示了不言自明的时代背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1900年，中国北方、京畿一带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是自19世纪60年代起，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迫使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引起中国民族感情的激愤和抗争。清政府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怒火，怂恿杀洋人、烧教堂。最后以英、法、德、美等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烧杀抢掠、疯狂报复而结束。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获得解救的传教士和一部分教民怀着复仇情绪参与了联军的行动。“庚子事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仅赔款一项即达4.5亿两白银（按中国人每人1两计）。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和屈辱，也更激起中国人民对洋教的恶感。张元济演讲时岁值庚戌，离庚子事变整整十年。这十年正是中国政局和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中国人民在觉醒，在探索救国自强之路；教会方面也在反省，在总结传教策略。1908年，美国决定从庚子赔款中拿出一笔钱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所以，聆听张先生演讲的留学生中，既有基督教徒，也有庚款留学生。因此他的讲话非常有针对性。
二、基督教为何在今日中国屡遭挫折？
张元济接着讲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际遇。他说，今天的基督教为中国人所憎恶，时有仇教举动，政府和教会双方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是颇让人忧虑的事。但在基督教初入中国时，情况并非如此。他举例说，明代士大夫有许多人喜欢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来往，并有不少人入了教，如明代著名人物徐光启，是上海最早的天主教徒。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就是他捐出宅基地所建。不仅士大夫，明代皇宫中，也有信基督教的。讲到此处，他联系最近游历欧洲的亲身经历：“鄙人道经罗马，在教皇宫中见有明代皇太后致教皇国书一通。”上面写着“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文末写日期“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并盖有皇太后宝玺印章。文书中写到自己已受洗入教，一起入教的还有皇太后玛利亚、皇后亚纳、皇太子当定。文中还有求圣父在天主前代求赦罪，并保佑国家中兴太平等话语。此外，还有庞太监亚基楼（此处及以上给教皇书信中人名皆教名——笔者注）上教皇书一封，都由外国传教士同时转呈罗马教廷。太监书信中自称入教已二十余年，可见基督教在明代之盛②。不独明代，清朝一些皇帝也颇信任传教士，有些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或入宫中充当顾问。京城天主教堂落成时，朝廷曾派官员前往祝贺。可知基督教在清朝初期推行还是比较顺利的。
那么，为什么当时这么顺利，今日却屡遭挫折呢？张元济分析个中原因有二：（一）由于最近数十年来，列强侵略，中国战败，订立不平等条约，将传教的事写进条约，传教士仗势欺人，使国人产生同仇敌忾的意气，这是民教不和的根源。（二）由于在华传教者多系外国教士，这一层最容易引起国人恶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国人不能确切了解中国人的性情和习俗，教会的行事方式和言论不能被中国民众理解和接受。善良的老百姓见有坏人入教，而这些人并未弃恶从善，反而依仗教会作护身符，有的人行为更加恶劣，乡党、宗族反而受到他们的欺侮凌辱，从而发生矛盾冲突。二是外国教士享受领事裁判权。中国人见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却不受中国官员管理，心中已有不平，而连带传教士所雇佣的中国人，入了教的中国人，也可享受这种权利，因此“人心愈为不平”。“同一犯罪之人，而入教者得免于罪，不入教者却不得免于罪”，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呢？ 三是“因教案有杀人赔款割地之事”。虽然其中或有多种原因，但国民往往只看到外国人在此传教而导致国家遭受损失，因此产生第三层厌恶之情。
三、更改传教办法使“基督教造福中国”
总之，基督教在中国，自1900年“庚子事变”（基督教称“庚子教难”）后，已陷入空前困境，若不筹划妥善办法，則不仅教徒与非教徒不能和睦相处，而且影响到外交，使中国面临危险。“然鄙人以为能解除此危险者，即在信奉耶教徒之留学诸君”。张元济将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尤其是信奉基督教的留学生身上。他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更改传教办法，即“由中国人自己传教”。具体讲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坚持独立自办教会。“中國人自己传教，自能熟知中国人之性情。则凡教中之仪节、言论必能善为因应，使其易于推行，不致受种种之抨击。” 他认为，如果基督教内全由中国人自己传教，就不会再发生教案。因为义和团运动失败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中国基督教的独立自办提供了思想和物质条件。上海俞国桢牧师发起的“自立运动”，影响遍及全国。俞牧师是浙江人，1894年来上海，后任闸北长老会堂牧师。当时商务印书馆靠近闸北教堂，有不少基督教徒来闸北堂礼拜。有些还与俞牧师有同乡、同学之谊，经常资助教堂。张元济尊重这些有文化素养的同事教徒。1906年，俞国桢邀约感时忧国的教徒，创立“耶稣教自立会”。以后又联络江浙一带的自立教会，在闸北堂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总会”，并创办会刊《圣报》③。张元济看到了社会和教会的变化，看到了时代潮流人心所向。他的“独立办教”思想反映了中国人民包括爱国教徒的正义呼声，点到了解决基督教问题的要害。 其次，实行“政教分离”。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与基督教日益政治化分不开： 帝国主义利用传教士作侵华工具，外国传教士依靠本国政府保护，肆意干预中国官方诉讼。中国教徒中的“莠民”则仗洋人之势欺侮国人，从而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张元济说，由中国人独立办教，“教士既系中国人，自应同守中国法律。遇有诉讼之事，无论耶教非耶教，同一待遇”。官员执法不用瞻前顾后，徇私屈从。中国人也就不会产生厌恶洋教的感情。张元济在这里讲的，正是“政教分离”（或“政教分立”）的原则。
第三，培养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这是中国人独立办教的重要条件。张元济满腔热情地希望从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传教士。“若我国留学生之信奉耶教者，肯以传教之事自任，则外国教士自必引身而退。”他鼓励中国教士既爱教又爱国，“诸君子既信耶教，耶教舍身救世，诸君子亦必有舍身救国者”。 能“以至诚之心感人”，感化所谓“仇教之人”。出了事情，“国家按律治理，无所用其赔款，更无所用其割地”。这样，由教案导致杀人、赔款、割地，从而引起国人对于教会的恶感情，就不会发生。
张元济说，如果能做到上述几点，信基督教的和不信基督教的人“可以永远好合”，“从此中外交谊，可以除去一大障碍”， 使“基督教造福于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约法”中规定，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奉行近代欧美“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时又强调“务使政治与宗教相互提挈，中外人民愈相亲睦”。 张元济的观点与孙中山的论述，其精神是一致的。他虽然不是宗教信徒，但能虚心体察研究宗教，在其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曾印行多种宗教书籍。他不仅对宗教文化有较多认知，而且能从世界大势、中国大局，结合政治和文化讲宗教（基督教）事务。因此能揭示事物本质，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建立“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教会，天主教实行自选自圣主教； 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鼓励教职人员与信教群众爱国爱教； 促进宗教和睦、社会和谐等等。中国宗教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虽然历史的发展和宗教的变化难以预见，但我们仍可从一百多年前的这次演讲中，感受到张元济先生的高瞻远瞩，和基于爱国爱民的文化自觉。今天，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消除恐怖主义，建设和谐世界，以及实施“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等，都需要加强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和民族间的对话、理解和尊重。张元济对宗教及宗教事务、宗教文化的态度和识见，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借鑒。
注释：
①张元济演讲见《张元济全集》第五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②参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1938年由上海天主教会出版。207页有注：以上致教皇二书东方杂志八卷五号有原书摄影，徐汇书楼由商务印书馆张菊生先生赠有印片。
③参见姚民权著《上海基督教史》（1843-1949），上海市基督教两会199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