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替康有为后人“偷运”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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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当时“清理阶级队伍”形势如火如荼。我虽然是一个出身“代代红”的青年工人,但由于此前犯有为右派翻案、炮打张春桥等各项“政治罪行”,早就被打入另册了。一天晌午,一位与我在同一车间同一小组的同事,国民党元老式人物吴醒亚之子吴强华先生,悄悄地和我商量一事:他爱人有一位同学康保庄,系康有为先生的孙女,家藏一批祖传历史文物,担心惯于打家劫舍的造反派找上门来,想通过他物色一名“帮工”,转移这批文物,送至岑老太家。末了他又加重了语气:“日后定当重谢!”
  听完这一席话,我的心里波动很大。第一,当时我和吴先生同是天涯沦落人,20世纪30年代,吴幼年时曾向前来为其故世父亲吊丧的蒋介石叩过头,因此在单位里经常遭人白眼、受人闲气。万一此事不慎走漏风声,会不会罪上加罪?第二,岑老太是1903年至1906年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的孙女,其家位于今襄阳南路原位育中学的隔壁,一路上能保不出意外吗?第三,也是关键一点。这些文物如果真的抄了、毁了,不仅仅只是可惜,而且还上有愧于先人、下对不起后代啊!我把这些顾虑向吴先生坦率说了,难得他一片热诚,苦口婆心地开导我、鼓励我、触动了我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善心。为了保护祖国的历史文物,最后我决定按他们的计划行动。
  那天上午,毗邻我原住处的徐家汇“德昌顺南货店”(时名“四新果品杂货商店”)一开门,我即向店里熟悉的老师傅借了一辆黄鱼车,在吴先生指引下向不远处的康的寓所(约在今湖南街道范围)踏去,十分钟后到了康家。一见康女士,我心不由一怔:眼前这位女士虽处不惑之年,可干瘦、衰弱的外形令人吃惊,头顶上一大半白发,一脸的憔悴和忧郁,身披一件深蓝色旧风衣。她见到我们没有喜形于色,神情仍然拘谨,只是简单地同我客套了两句。她已做好准备,早已将那些必须转移的文物杂件放在桌椅上。我一边帮着搬运装车,一边粗略地瞟了几眼:文物中大多是字帖画轴、古籍旧书,最能说明主人家底的是几份康有为启禀皇帝的议政奏折稿和一本《南海康氏家谱》。此外还有一篇康有为事后写给《德臣西报》馆,叙述自己变法失败后如何逃离北京、经天津,南下上海、香港直至美洲的全过程草稿。
  时间局促,我不能多看。三个人忙碌了二十分钟,装车完毕,我踏着满满一车文物,告别康女士,便和吴先生一起向岑家出发。不料,车过复兴中路宝庆路口那个交警岗亭时,一阵大风吹来,掀起车上一半遮掩布,车上的东西立即暴露出来,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冷不防他一聲吆喝:“啊!全是四旧!”喝声如雷,我俩大惊失色。生怕节外生枝,瞬间我脚下如风,踏得更快了。在复兴路襄阳路口,车子拐弯向南行去,四五分钟即到达岑府。吴先生下了车奔进岑府,唤出岑大妈和另一年轻女子,他们三人忙着把车上的物件一一搬进屋里。等到搬尽,他们复出致谢时,我已领先一步踏车返回徐家汇家里了。当天晚上,我精神振奋,不禁欣然命笔草就了如下一首小诗,用以嘉励自己:“文革风暴惊天,横扫一切动地,谁敢偷运文物,惟我一介布衣。”
  2018年又正值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年纪念之际,我旧景游梦般地抖落这一段小插曲,也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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