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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亲口向戚本禹等人讲述廖沫沙对其有非分之想
在上海，我跟戚本禹见过两次，听他回忆史事。时间虽短促，但感到他记忆力强，连细节都表述清晰，独具价值。所以一听说《戚本禹回忆录》在他辞世之际于香港出版，就尽快找来读了。
政治人物回忆录大概都难免争议的吧，何况戚本禹经历如此奇特复杂。这一回，我的眼光停留在第二部分的一段——
“文革”中有一次江青对我、王力、关锋、文元和穆欣几个人，谈过她的早年历史，穆欣当时作过笔记的。她说，她从小就受到压迫和侮辱，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性格。她十五六岁去学京戏，那些名角，那些教戏的，都想侮辱她，她都本能地进行了反抗。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她那样一个漂亮的姑娘，有着非分之想，却没有一个人去捧红她，就是因为她用毫不犹豫的反抗，摧毁了所有那些人的非分之想。黄敬（俞启威）是她在青岛时候认识的，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她对他的感情很深。1933年黄敬被捕后，她只身逃到上海找党组织。可是，周扬有个弟弟见了她，赤裸裸地提出要跟她发生关系，还跟她说，我哥哥就是周扬。她把周扬弟弟怒骂了一顿。没想到，周扬因此就不给她接组织关系，还挑她毛病说她怎么怎么不好。那个廖沫沙，也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那时她不到二十岁，他们原都以为只要稍微一逼，她就会就范的，没想到她是在不断的反抗中长大起来的，性格倔强，根本不就范。
是她真够沉鱼落雁之美，以致一路走来，处处引发周遭男性“非分之想”，抑或她言过其实乃至信口开河，涉嫌打擊别人、吹嘘自己？手头缺乏史料，姑且存而勿论。唯对于“那个廖沫沙，也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一句，作为廖沫沙传记①的合作者，感到有话该说。因为从前后文的语境看，这一句里的“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云云，意为廖沫沙对她也“有着非分之想”。我的听闻恰与之相反。
江青的这番讲述，当在1967年8月底之前，因为随后王力、关锋就被隔离审查了。岁月易逝，倏如流电，戚本禹提及的讲述者、听讲者和记录者，总共六人均已作古。不知穆欣的记录稿仍在否？倘不在，也无碍。依我想，戚氏就此所作的一句话回忆，不会生造，无须生造——因为戚只是转述他人历史，跟戚不发生利益关联。况且江青后来对自己与廖沫沙的最初交往有详尽忆述，与戚本禹的一句话回忆基本一致，堪称对后者的诠释。
江青接受维特克采访时详尽忆述与廖沫沙夫妇的交往
需要探讨的是江青忆述的详尽版，即她于1972年接受美国历史学者罗克珊·维特克采访时滔滔不绝的那一大通，究竟真实性如何，似乎较难觅得维特克撰写的访谈录原作，倒是较容易从一些据其原作编译的二手作品中读到江青忆述的“廖江初识”。曾购得一部《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 ②，其第73-74页就有详细披露——
（1933年江青来到上海。——笔者谨按：括弧内为笔者浓缩的文字，下同。）通过与田汉结识，她也认识了另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廖沫沙。作为一名“战斗”作家，廖“在那时还很安全”。江青提到，廖的妻子有一位有名的父亲，但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在30年代早期，廖的生活很贫困，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一种悲惨的境况里，他们的住所在一间属于别人的房子的小阁楼里。当江青第一次去看他们时，他的妻子正在怀孕。显然，由于江青还在“寻找”党组织的指挥部，廖沫沙便邀请她和他们住在一块，可能是想检查一下她的政见和性格。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可去，江青接受了邀请。他们的住处很挤，她只好睡在一张小桌子上。他和夫人经常发生口角，主要是因为她，她是一个外来女人。这样争吵日益恶化，使人筋疲力尽，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她与廖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时期里，她开始接触集中在大夏的知识分子团体，大夏是上海大学的俗称，她在那里旁听。……为了在大夏团体中建立起她的地位，她采取了另一个行动是离开廖沫沙夫妇，因为与他们的交往既是个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必须尽快搞到钱。（当好不容易终于从一女同学处借到20元钱时）江青装起钱直奔廖沫沙的小阁楼。她坚持要把钱借给廖，因为他也需要钱。她想用钱“收买”他使他对她突然离去保持沉默。当他接收了钱后，她宣布她将搬出去住，并且让他尽快还那些钱！
这些回忆，可信可坐实的，是所述廖沫沙夫妇的经济状态。廖的岳父熊瑾玎，当过上海地下党中央的财务管家，曾开办酒店和钱庄为公家创收，在党内素有“老板”之称，但他的女儿熊达伍、女婿廖沫沙竟穷困如此，以致廖沫沙1949年后写杂文《志欲大而心欲小》，还专门谈及年轻时爱读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背诵得最熟而又感受最深是这几句：‘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就是当年的历史回响！而江氏回忆，可质疑的，是所谓廖沫沙对于她的主动状态或曰“欺负状态”“非分之想”状态。
廖沫沙本人回忆中的“不速之客”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应廖沫沙夫人陈海云③老太太来函约请，合作撰写廖沫沙传记的。在我们的传记第63-64页，这样记载着“廖江初识”——
（1933年夏，田汉在上海先施公司楼上的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在那里编写电影剧本，他口述大意，由廖沫沙写出故事梗概。几个月后，廖在田汉家分住了一个房间。由于妻子熊达伍回湖南去一段时间，廖遂在那房间摆下家具行李，平日仍与田汉同住先施公司。）有一天，南国剧社的名演员俞珊带了一位李小姐来找田汉，说是她的弟媳妇，从天津来上海，无处安身，请田汉帮助。田汉是慷慨好客的，总是乐意帮助有困难的青年人，就让这位小姐住到自己的家里去。田家虽租住了一层楼房，但房间不多，田老太太见来的客人年纪很轻，衣着陈旧，当时没有空房，便叫她与女仆同住一室。以后这位女客人看见沫沙住的一间房空着，就打定主意，要住进这间空房。一天沫沙回来，正打开房门清扫收拾，那姓李的小姐在先施旅馆看见过沫沙，已经面熟，就径直走进他这间住房，先海阔天空闲聊一阵，最后说，这间房既然空着不住，是不是可以让她借住些时日？沫沙不便一口拒绝，不过说明他的妻子就要回到上海来，恐怕也借住时间不长。沫沙说完就匆匆回先施旅馆。那女客人就自动住进了沫沙的房间。后来沫沙的妻子回到上海，只得搬离田家，另租了一处房子。不料那位女客人也尾随而来，她说田家不安静，想搬去和沫沙夫妇同住在一起。沫沙夫妇婉言拒绝了，这使她很不愉快。这个李小姐就是后来的女演员蓝苹，又名江青。 由于遥隔京沪，我们写作的分工是，廖沫沙的生活经历都系陈海云就近询问、核对后书写。因而上引这一段，亦可视为廖沫沙的口述历史。你看廖与江的叙述差别多大。江说是廖邀请她入住；廖说她属不速之客，不请自来。廖说江青一再纠缠，但他们夫妇谢绝江青进入；江说是入住后很难受，主因在于廖熊为江存在而吵嘴，最后是江主动借钱给对方，方才得以脱身。
“廖江初识”真相辨析
各说各的，各执一端，我是信廖不信江，至少感觉上廖的可信度大于江。实事求是地评判历史人物，就该弃绝“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的老谱，不容势利眼，我懂的。但是，在年湮世远，无从找到“廖江初识”的昔年知情者（盖为非寿登百岁则不能知矣）作证的情况下，还是不妨依据两人的忆述细节寻觅出一些疑点——当时两人都只是“沪漂”而已，廖凭什么可以控制江？作为地下党员廖沫沙是不能暴露身份的，又怎么可以随便引江入室，以便“檢查一下她的政见和性格”？廖的住房既窄且破，无遮无碍，江拔脚即可走，何以竟然要“用钱‘收买’他使他对她突然离去保持沉默”？同时，又可以根据两人的历史表现作出一番推论——不是要拎出江青后来身居高位祸国殃民的历史，而是看看她1933年前后在山东在上海作为进步知青的历史，那在婚恋上也实在是翻来覆去，接二连三，真够随便、轻率。廖沫沙呢，他生活作风一贯严谨，对于熊达伍的爱情真挚而忠实。读过他1933年于《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等发表的杂文、小说，半数以上笔名用的正是“达伍”，感情之深可以想见。以后写话剧《暮春时节》用的“熊飞”笔名，也一望可知隐含着对熊达伍的爱。值得一提的还有，即使60年代被诬陷为“三家村黑先锋”，横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却也没见有任何一条揭批到他生活作风存在问题。
关于“廖江初识”，还有两点余文可以补充。一是，缘何江青一再提出入住廖家，这样缠人？陈海云老人在世时，有一次在京交谈，我顺便问起，答案简单：“人家那时看中他呗。你看过廖伯伯年轻时的照片，长得挺好，是吗？”我点头称是。二是，江青说当时主动将20元钱借给廖沫沙，而且用一个版本上记载的，此句后紧接着一个括弧：“（讲到这里她中断了叙述，生气地说，至今她还没有从他那里拿到一分钱）” 。④有这回事吗？陈海云在信中写道：“据廖说没有借过她钱的事。”我想事实逻辑也只能如此，以写剧本写杂文糊口的一介书生固穷，总好过一个人地生疏衣食艰窘的外来妹，不至于向后者借钱的。
“廖江初识”还有更久远的潜流，那载于我们《岁月》一书第146页，也是陈海云写的：“在住院期间，大约是1955年初，沫沙基本病愈了。江青此时也住在同一医院。有一天，江青听说沫沙也住在此，特地到他的病房来看望他。江青和他东拉西扯，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还约好，第二天再来看他，还有话要谈。哪知第二天沫沙就要出院了。沫沙在医院躺了两年多，此刻归心似箭，匆忙间竟忘记江青说过还要来看他，也没有向江青告别。这自然是对江青的‘大不敬’，得罪了江青。‘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竟诬陷廖沫沙是‘很厉害的特务’，趁机报复得罪过她的人。”——当然，这些已经脱离“初识”的范畴了，就此打住。
以上是详细提供“廖江初识”双方截然相反的忆述，孰真孰伪，必有能辨之者。
注释：
①陈海云、司徒伟智著《廖沫沙的风雨岁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②黎漓编著《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③丧偶10多年后，廖沫沙于1948年在香港与《华商报》记者陈海云结婚。
④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实录在海外出版后， 1982年5月28日陈海云寄来从友人处抄录的该书中文版中有关廖江初识的内容，未注明书名和出版社。文字与上述《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相同，唯增添了描述江氏神态的这一句。
在上海，我跟戚本禹见过两次，听他回忆史事。时间虽短促，但感到他记忆力强，连细节都表述清晰，独具价值。所以一听说《戚本禹回忆录》在他辞世之际于香港出版，就尽快找来读了。
政治人物回忆录大概都难免争议的吧，何况戚本禹经历如此奇特复杂。这一回，我的眼光停留在第二部分的一段——
“文革”中有一次江青对我、王力、关锋、文元和穆欣几个人，谈过她的早年历史，穆欣当时作过笔记的。她说，她从小就受到压迫和侮辱，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性格。她十五六岁去学京戏，那些名角，那些教戏的，都想侮辱她，她都本能地进行了反抗。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她那样一个漂亮的姑娘，有着非分之想，却没有一个人去捧红她，就是因为她用毫不犹豫的反抗，摧毁了所有那些人的非分之想。黄敬（俞启威）是她在青岛时候认识的，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她对他的感情很深。1933年黄敬被捕后，她只身逃到上海找党组织。可是，周扬有个弟弟见了她，赤裸裸地提出要跟她发生关系，还跟她说，我哥哥就是周扬。她把周扬弟弟怒骂了一顿。没想到，周扬因此就不给她接组织关系，还挑她毛病说她怎么怎么不好。那个廖沫沙，也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那时她不到二十岁，他们原都以为只要稍微一逼，她就会就范的，没想到她是在不断的反抗中长大起来的，性格倔强，根本不就范。
是她真够沉鱼落雁之美，以致一路走来，处处引发周遭男性“非分之想”，抑或她言过其实乃至信口开河，涉嫌打擊别人、吹嘘自己？手头缺乏史料，姑且存而勿论。唯对于“那个廖沫沙，也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一句，作为廖沫沙传记①的合作者，感到有话该说。因为从前后文的语境看，这一句里的“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云云，意为廖沫沙对她也“有着非分之想”。我的听闻恰与之相反。
江青的这番讲述，当在1967年8月底之前，因为随后王力、关锋就被隔离审查了。岁月易逝，倏如流电，戚本禹提及的讲述者、听讲者和记录者，总共六人均已作古。不知穆欣的记录稿仍在否？倘不在，也无碍。依我想，戚氏就此所作的一句话回忆，不会生造，无须生造——因为戚只是转述他人历史，跟戚不发生利益关联。况且江青后来对自己与廖沫沙的最初交往有详尽忆述，与戚本禹的一句话回忆基本一致，堪称对后者的诠释。
江青接受维特克采访时详尽忆述与廖沫沙夫妇的交往
需要探讨的是江青忆述的详尽版，即她于1972年接受美国历史学者罗克珊·维特克采访时滔滔不绝的那一大通，究竟真实性如何，似乎较难觅得维特克撰写的访谈录原作，倒是较容易从一些据其原作编译的二手作品中读到江青忆述的“廖江初识”。曾购得一部《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 ②，其第73-74页就有详细披露——
（1933年江青来到上海。——笔者谨按：括弧内为笔者浓缩的文字，下同。）通过与田汉结识，她也认识了另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廖沫沙。作为一名“战斗”作家，廖“在那时还很安全”。江青提到，廖的妻子有一位有名的父亲，但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在30年代早期，廖的生活很贫困，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一种悲惨的境况里，他们的住所在一间属于别人的房子的小阁楼里。当江青第一次去看他们时，他的妻子正在怀孕。显然，由于江青还在“寻找”党组织的指挥部，廖沫沙便邀请她和他们住在一块，可能是想检查一下她的政见和性格。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可去，江青接受了邀请。他们的住处很挤，她只好睡在一张小桌子上。他和夫人经常发生口角，主要是因为她，她是一个外来女人。这样争吵日益恶化，使人筋疲力尽，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她与廖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时期里，她开始接触集中在大夏的知识分子团体，大夏是上海大学的俗称，她在那里旁听。……为了在大夏团体中建立起她的地位，她采取了另一个行动是离开廖沫沙夫妇，因为与他们的交往既是个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必须尽快搞到钱。（当好不容易终于从一女同学处借到20元钱时）江青装起钱直奔廖沫沙的小阁楼。她坚持要把钱借给廖，因为他也需要钱。她想用钱“收买”他使他对她突然离去保持沉默。当他接收了钱后，她宣布她将搬出去住，并且让他尽快还那些钱！
这些回忆，可信可坐实的，是所述廖沫沙夫妇的经济状态。廖的岳父熊瑾玎，当过上海地下党中央的财务管家，曾开办酒店和钱庄为公家创收，在党内素有“老板”之称，但他的女儿熊达伍、女婿廖沫沙竟穷困如此，以致廖沫沙1949年后写杂文《志欲大而心欲小》，还专门谈及年轻时爱读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背诵得最熟而又感受最深是这几句：‘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就是当年的历史回响！而江氏回忆，可质疑的，是所谓廖沫沙对于她的主动状态或曰“欺负状态”“非分之想”状态。
廖沫沙本人回忆中的“不速之客”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应廖沫沙夫人陈海云③老太太来函约请，合作撰写廖沫沙传记的。在我们的传记第63-64页，这样记载着“廖江初识”——
（1933年夏，田汉在上海先施公司楼上的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在那里编写电影剧本，他口述大意，由廖沫沙写出故事梗概。几个月后，廖在田汉家分住了一个房间。由于妻子熊达伍回湖南去一段时间，廖遂在那房间摆下家具行李，平日仍与田汉同住先施公司。）有一天，南国剧社的名演员俞珊带了一位李小姐来找田汉，说是她的弟媳妇，从天津来上海，无处安身，请田汉帮助。田汉是慷慨好客的，总是乐意帮助有困难的青年人，就让这位小姐住到自己的家里去。田家虽租住了一层楼房，但房间不多，田老太太见来的客人年纪很轻，衣着陈旧，当时没有空房，便叫她与女仆同住一室。以后这位女客人看见沫沙住的一间房空着，就打定主意，要住进这间空房。一天沫沙回来，正打开房门清扫收拾，那姓李的小姐在先施旅馆看见过沫沙，已经面熟，就径直走进他这间住房，先海阔天空闲聊一阵，最后说，这间房既然空着不住，是不是可以让她借住些时日？沫沙不便一口拒绝，不过说明他的妻子就要回到上海来，恐怕也借住时间不长。沫沙说完就匆匆回先施旅馆。那女客人就自动住进了沫沙的房间。后来沫沙的妻子回到上海，只得搬离田家，另租了一处房子。不料那位女客人也尾随而来，她说田家不安静，想搬去和沫沙夫妇同住在一起。沫沙夫妇婉言拒绝了，这使她很不愉快。这个李小姐就是后来的女演员蓝苹，又名江青。 由于遥隔京沪，我们写作的分工是，廖沫沙的生活经历都系陈海云就近询问、核对后书写。因而上引这一段，亦可视为廖沫沙的口述历史。你看廖与江的叙述差别多大。江说是廖邀请她入住；廖说她属不速之客，不请自来。廖说江青一再纠缠，但他们夫妇谢绝江青进入；江说是入住后很难受，主因在于廖熊为江存在而吵嘴，最后是江主动借钱给对方，方才得以脱身。
“廖江初识”真相辨析
各说各的，各执一端，我是信廖不信江，至少感觉上廖的可信度大于江。实事求是地评判历史人物，就该弃绝“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的老谱，不容势利眼，我懂的。但是，在年湮世远，无从找到“廖江初识”的昔年知情者（盖为非寿登百岁则不能知矣）作证的情况下，还是不妨依据两人的忆述细节寻觅出一些疑点——当时两人都只是“沪漂”而已，廖凭什么可以控制江？作为地下党员廖沫沙是不能暴露身份的，又怎么可以随便引江入室，以便“檢查一下她的政见和性格”？廖的住房既窄且破，无遮无碍，江拔脚即可走，何以竟然要“用钱‘收买’他使他对她突然离去保持沉默”？同时，又可以根据两人的历史表现作出一番推论——不是要拎出江青后来身居高位祸国殃民的历史，而是看看她1933年前后在山东在上海作为进步知青的历史，那在婚恋上也实在是翻来覆去，接二连三，真够随便、轻率。廖沫沙呢，他生活作风一贯严谨，对于熊达伍的爱情真挚而忠实。读过他1933年于《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等发表的杂文、小说，半数以上笔名用的正是“达伍”，感情之深可以想见。以后写话剧《暮春时节》用的“熊飞”笔名，也一望可知隐含着对熊达伍的爱。值得一提的还有，即使60年代被诬陷为“三家村黑先锋”，横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却也没见有任何一条揭批到他生活作风存在问题。
关于“廖江初识”，还有两点余文可以补充。一是，缘何江青一再提出入住廖家，这样缠人？陈海云老人在世时，有一次在京交谈，我顺便问起，答案简单：“人家那时看中他呗。你看过廖伯伯年轻时的照片，长得挺好，是吗？”我点头称是。二是，江青说当时主动将20元钱借给廖沫沙，而且用一个版本上记载的，此句后紧接着一个括弧：“（讲到这里她中断了叙述，生气地说，至今她还没有从他那里拿到一分钱）” 。④有这回事吗？陈海云在信中写道：“据廖说没有借过她钱的事。”我想事实逻辑也只能如此，以写剧本写杂文糊口的一介书生固穷，总好过一个人地生疏衣食艰窘的外来妹，不至于向后者借钱的。
“廖江初识”还有更久远的潜流，那载于我们《岁月》一书第146页，也是陈海云写的：“在住院期间，大约是1955年初，沫沙基本病愈了。江青此时也住在同一医院。有一天，江青听说沫沙也住在此，特地到他的病房来看望他。江青和他东拉西扯，大约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还约好，第二天再来看他，还有话要谈。哪知第二天沫沙就要出院了。沫沙在医院躺了两年多，此刻归心似箭，匆忙间竟忘记江青说过还要来看他，也没有向江青告别。这自然是对江青的‘大不敬’，得罪了江青。‘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竟诬陷廖沫沙是‘很厉害的特务’，趁机报复得罪过她的人。”——当然，这些已经脱离“初识”的范畴了，就此打住。
以上是详细提供“廖江初识”双方截然相反的忆述，孰真孰伪，必有能辨之者。
注释：
①陈海云、司徒伟智著《廖沫沙的风雨岁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②黎漓编著《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③丧偶10多年后，廖沫沙于1948年在香港与《华商报》记者陈海云结婚。
④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实录在海外出版后， 1982年5月28日陈海云寄来从友人处抄录的该书中文版中有关廖江初识的内容，未注明书名和出版社。文字与上述《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相同，唯增添了描述江氏神态的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