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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复旦分校的“窝窝头”
40年前上海有所大学叫“复旦大学分校”，简称“复旦分校”，或日“复分”，还有人戏称其为“福份”。我不是复旦分校的在编人员，是复旦分校的“窝窝头”。这是什么意思呢？
复旦分校是在1978年成立的。当时我看到一些高干子弟（后称“红二代”）中的不良现象。他们在“文革”的第一阶段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大中小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几乎都被大中小干部的子女承包了。“文革”的烈火可以说是他们烧起来的。1966年秋天，比聂元梓的“点火大队”还要早的来上海“点火”的“点火大队”大队长就是一位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的儿子。一些高干子弟又同时宣扬“老子反动儿混蛋”，真不知坑害了多少好人！后来，“文革”进入第二阶段，矛头向上，“揪走资派”，又有多少高干子弟受尽折磨，有多少14周岁以下“无行为能力”的高干子弟被关进黑屋子，吃足了苦头。在“文革”结束后，他们的父辈平反，又有一批“红二代”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大有“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味道。
我对这种“血统论”的泛滥深表担忧，为了防止“翻烧饼”，便在《文汇报》上发了篇《家庭的淡化问题》。复旦分校的王中校长看了颇感兴趣，通过姚汉荣找我谈了个把小时，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我不明白他的用意，只以为是形势分析。哪知几天后他让我给学生讲了一堂家庭社会学。紧接着他带领袁缉辉、姚汉荣来我工作单位一一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商调我。王校长同我们分社总编陈虞孙是朋友，都是杂文家，几天前他俩一前一后在《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杂文。据说王校长颇有调我的信心。想不到陈虞孙回答说：“你看看我这讨饭篮子里就这么几个窝窝头，你怎么忍心再拿走一个？”王校长想想也是，大百科也确实正在搭班子，人手不够，便回答说：“那你总得卖我一个老面子，让邓伟志到我那里兼课。”陈总编同意了，于是我这“窝窝头”便从1980年2月开始到分校给社会学系1978级讲授《家庭社会学》课程，接着又教了三个年级。
那时我住在淮海中路2048号，接近华山路，骑自行车到西江湾路至少要76分钟。在课堂上哇啦哇啦叫了两节课，再骑回家，已筋疲力尽。
当时教育界、新闻界颇对复旦分校看好。《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综合报道复旦分校的成就，里面还提了我一句。
我这编外人员深知分校确实不一般。
没有大楼就不能办大学吗
如今恐怕没有哪个大学没有大楼，可是复旦分校直到更名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时都没有大楼。
“文革”期间大学停招。1977年恢复高考，报考人数甚多，于是大学普遍扩招。校本部容纳不下，许多大学办起了分校。复旦分校先是借在万航渡路的东风楼。东风楼是三层楼，实在挤不下，再换到西江湾路的一所中学里。中学不仅也是三层楼，而且经常断电。上下课没电铃，就由教务长到各个教室门口摇铃加高喊：“下课了”，“上课了”。
没有大楼的大学还有一个难题：中学的图书馆适合于中学，不适合大学。怎么办？分校就近为学生办虹口区图书馆的借书证，可是有些必读参考书还是借不到。分校再同总校商量到总校借点书。再不能满足，老师便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同学。老师如果也没有，就由老师出面到校外什么地方为同学借书。如此颠簸，求学心切、一心为了国家崛起的学子毫无怨言。老师成了图书管理员也心甘情愿。师生情谊分外深！
因为没有大楼，教师的办公条件也很差。好多老师是两人共用一张办公桌。学生叫“同窗”，老师在复旦分校是“同桌”。正因为有这两个“同”字，从艰苦中走出来的复旦分校师生更加同心、同向，一起携手攀登科学高峰。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复旦分校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写出的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在好几所大学的学报上，发表在新中国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社会》上。教学相长，师生合作编出了一本又一本授课用的《教程》。有人把复旦分校描绘成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
明代文化名人杨继盛写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大钊把“辣手”改为“妙手”。看来著有那么多文章的复旦分校学生既是辣手又是妙手。
按每平方米的论文产量计算，复旦分校远远超过很多大楼大学。没有大楼的大学在向大楼林立的大学挑战，在向企图把学校办成学店（指以营利为主的教育机构，或由财团所创办以营利为主的私立学校）的校长们挑战。
大师少了就不能办大学吗
现在很多大学在引进人才，这是十分必要的。人才是最宝贵的，可是也应当看到引进人才在异化为“买卖人才”。有部分人才在蜕变为商品，“引进人才”在演化为“挖人墙脚”。当然喽，买方也有理由，我人才缺乏，没办法只好买。
复旦分校在办学之初也缺乏人才，但是他们绝不买人才。他们在师资方面坚持“集天下英豪为我所用”。那就是请校外的人才来兼课、讲课。他們请复旦总校的金炳华讲哲学，请伍柏麟来校讲政治经济学，请王沪宁来校讲政治学，请上海图书馆专家讲图书学，请上海博物馆专家讲博物学，请费孝通、曹漫之、吴铎讲社会学。他们还请过北京的很多名教授来授课。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张骏祥来分校讲授电影艺术，讲得生动感人，深受欢迎。
现在大学规定教师一定要上足多少课时，毫无疑问是应该的，可是这就迫使一位教师要教好几门课程，不用说，这对扩大教师的知识面是有益的。不过，也应当看到“一专多能”首先是“一专”。教师最拿手的也是在“一专”上。充分发挥教师的这“一专”似乎也应当包括教师为多校所用，为多地所用，不能搞“人才校有制”“人才私有制”，要大力提倡人才为“社会所有制”。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必然。
复旦分校变有限的大师为拥有无限的大师这一做法，是不是在向21世纪的高校开展跨世纪的挑战呢？
如何从政治上考量教师
复旦分校是“文革”后改革的产物。教师无不经历过“文革”。用“文革”的流行语来说，在“波澜壮阔”的十年“文革”中谁能不被卷进去？从上到下谁没有说过错话？谁没有做过错事？教师自然也不能例外。复旦分校有几位教师如戴厚英等人在“文革”中发过文章，在“文革”中错批过人，也在“文革”中被人错批过。他们在“文革”后的清查中，都够不上“三种人”，有的被列为“说清楚的对象”。如何对待这些教师？复旦分校的做法是用其一技之长，改其“文革”理念。 可是有人给分校领导扣帽子，说他们在“组织路线上有错误”，要校党委书记李庆云把那几位“有问题”的教师赶出校门。李庆云“爱才”，不仅不赶他们，而且更加关怀他们，尊重他们。他认为书记的责任就是要关心每一位教师。李庆云不把他们赶走，上面就叫他写书面检讨，并说如果他写了书面检讨还可以官升一级。李庆云是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他担任过复旦大学的组织部长，懂得办教育的真谛，主动向有关方面说明不能赶走教师的理由。有关方面其实也是“奉命行事”，看他不赶走，就要求他每天都要向上书面秘密汇报那几位教师的动向。那几位被“内控”的教师也颇争气，认真教书，一点也不惹事。由于他们饱经世故，更加能够体会到“文革”是一场浩劫，因此，学校的书面汇报总是讲他们如何如何守责，敬业。久而久之，上面也就松了绑。
这几位内控对象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内控对象，更不知道书记、校长是如何保护他们的。他们几位有的还健在，有的已经作古。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中有的当了教务长、学院院长，还有的当上了总编辑，还有几位分别担任上海好几个学会的会长。戴厚英逝世后家乡还为她立了纪念碑。历史是试金石。回过头来看他们的一生，就不难认为：当年完全没有必要把他们赶走，没有必要对他们“内控”。倘若他们知道被那样“内控”，说不定不赶他们，他们也就走了。走了，不仅没有了后来的院长、会长一说，说不定会真的转化为“对立面”……
复旦分校不赶走他们的做法似乎是在向传统的“政治挂帅”“斗争哲学”发起挑战。历史告诉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专业的教师都是政治家。1978年春我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有采访任务，在友谊宾馆多次接触过数学家陈景润。他爱国、爱党，可是他嘴里吐不出几句政治术语。问他的成功之道，他翻来覆去说的一句话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这句话还是刚刚从彭真那里学来的。反过来讲，如果要他精通文、史、哲、经、法、社，他大概就成不了数学家了。不要说精通，就是能说出个道道来，陈景润也就不是陈景润了。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区别对待，宽以待人，绝不把人看死，是复旦分校敢于挑战的利器。
复旦分校有几个第一
又穷又小的复旦分校在短短六年里居然创造了好几个第一。仅有一个篮球场的“福份”在上海的体育比赛中居然拿了好几个第一；在一次大学生演讲比赛中，居然也拿了个上海市第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他们也抢占了几个第一。复旦分校选择专业基本上是采取“拾遗补缺”的做法。当时图书馆、博物馆专业比较少，复旦分校办起了图书馆、博物馆专业；当时上海没有电影专业，复旦分校办起了电影专业；当时全国还没有秘书专业，他们办出了全国第一个秘书系，并创办了全国第一本《秘书》杂志。邓小平提出恢复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复旦分校率先办出了法学、政治学专业。对上述领先的专业我只知道领先，具体细节并不太了解。
我最了解的是社会学系。在邓小平提出后，国家教委发文要求南北两所名牌大学率先办社会学专业。这两所大学是思想解放的先锋，可是在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方面不那么积极，准备花点时间慢慢筹办。复旦分校领导李庆云、王中说：“你们不办，我分校办。”向市教委打报告，早在1953年对停办社会学就有不同看法的市教委主任舒文马上批准分校办社会学系。这样，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就成了全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师资匮乏，从事文学等专业的分校教师改行教社会学。还不够，他们请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费孝通、上海社会学学会会长曹漫之、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吴铎等校外专家来讲授社会学课程。随着教学科研力量的日趋增强，李庆云、王中以及社会学系系主任袁缉辉等人发起创办《社会》杂志。《社会》又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第一本学术刊物。
六年的时间里，复旦分校培养了三干余名高材生。“追昔”尔后“抚今”。在三干学生中，后来涌现了20多名大律师（其中一名获“东方大律师”光荣称号）、30多名大法官、50多名文化名人、300多名厅局级干部、500多处级干部，还有一名优秀学生是现任的上海市副市长。学图书馆学的当上了上海图书馆以及许多图书馆的馆长，学博物馆学的成了好几个博物馆的馆长。因为出了那么多官员，有人称复旦分校为“黄埔军校”。不过我想，从黄埔军校涌现了一批抗日指挥官来说，复旦分校很像“黄埔军校”，可是从复旦分校出来的800名官员无一贪污受贿这一点看，我认为复旦分校胜过老黄埔。
長江后浪推前浪。还有一点值得说的是师生换位。很多学生后来成为我的顶头上司。学生当学报总编，我投稿要由过去的学生审改。再比如胡申生、张钟汝，他俩先后担任上大文学院党委书记。我是文学院普通教师。从师生关系上说他们应当尊师；从上下级关系上说，我作为下级应当尊重领导。换位促成彼此尊重、互相信任的新型人际关系。大事我听书记吩咐，有些事情我就委托书记办理。比如，我的经费由他俩掌握，该怎么办就由他们按规定办。没有规定的，比如捐献，也由他俩办。我对他们说：“捐多少由你们掌握：低于校长，高于教授。高于校长，校长难为情，低于教授也不好，因为我的收入比一般教授高。”从此，类似捐献这类事胡书记、张书记不用问我就代我把事情办妥了。彼此尊重能提高精神生产率，互相信任可以简化手续，远离烦琐哲学。40年过去了，师生之间扯皮的事一件也没发生过。
2017年12月9日是复旦分校建校40周年。中文系的老学生王国平在校庆时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真心出真理，春心出春天。”在复旦分校的春天里培养了那么多富有才学、才情、才气的才子、才干、才俊，是不是有启发今日之教育界继续改革的地方呢？启发是无声的挑战噢！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
40年前上海有所大学叫“复旦大学分校”，简称“复旦分校”，或日“复分”，还有人戏称其为“福份”。我不是复旦分校的在编人员，是复旦分校的“窝窝头”。这是什么意思呢？
复旦分校是在1978年成立的。当时我看到一些高干子弟（后称“红二代”）中的不良现象。他们在“文革”的第一阶段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大中小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几乎都被大中小干部的子女承包了。“文革”的烈火可以说是他们烧起来的。1966年秋天，比聂元梓的“点火大队”还要早的来上海“点火”的“点火大队”大队长就是一位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的儿子。一些高干子弟又同时宣扬“老子反动儿混蛋”，真不知坑害了多少好人！后来，“文革”进入第二阶段，矛头向上，“揪走资派”，又有多少高干子弟受尽折磨，有多少14周岁以下“无行为能力”的高干子弟被关进黑屋子，吃足了苦头。在“文革”结束后，他们的父辈平反，又有一批“红二代”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大有“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味道。
我对这种“血统论”的泛滥深表担忧，为了防止“翻烧饼”，便在《文汇报》上发了篇《家庭的淡化问题》。复旦分校的王中校长看了颇感兴趣，通过姚汉荣找我谈了个把小时，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我不明白他的用意，只以为是形势分析。哪知几天后他让我给学生讲了一堂家庭社会学。紧接着他带领袁缉辉、姚汉荣来我工作单位一一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商调我。王校长同我们分社总编陈虞孙是朋友，都是杂文家，几天前他俩一前一后在《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杂文。据说王校长颇有调我的信心。想不到陈虞孙回答说：“你看看我这讨饭篮子里就这么几个窝窝头，你怎么忍心再拿走一个？”王校长想想也是，大百科也确实正在搭班子，人手不够，便回答说：“那你总得卖我一个老面子，让邓伟志到我那里兼课。”陈总编同意了，于是我这“窝窝头”便从1980年2月开始到分校给社会学系1978级讲授《家庭社会学》课程，接着又教了三个年级。
那时我住在淮海中路2048号，接近华山路，骑自行车到西江湾路至少要76分钟。在课堂上哇啦哇啦叫了两节课，再骑回家，已筋疲力尽。
当时教育界、新闻界颇对复旦分校看好。《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综合报道复旦分校的成就，里面还提了我一句。
我这编外人员深知分校确实不一般。
没有大楼就不能办大学吗
如今恐怕没有哪个大学没有大楼，可是复旦分校直到更名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时都没有大楼。
“文革”期间大学停招。1977年恢复高考，报考人数甚多，于是大学普遍扩招。校本部容纳不下，许多大学办起了分校。复旦分校先是借在万航渡路的东风楼。东风楼是三层楼，实在挤不下，再换到西江湾路的一所中学里。中学不仅也是三层楼，而且经常断电。上下课没电铃，就由教务长到各个教室门口摇铃加高喊：“下课了”，“上课了”。
没有大楼的大学还有一个难题：中学的图书馆适合于中学，不适合大学。怎么办？分校就近为学生办虹口区图书馆的借书证，可是有些必读参考书还是借不到。分校再同总校商量到总校借点书。再不能满足，老师便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同学。老师如果也没有，就由老师出面到校外什么地方为同学借书。如此颠簸，求学心切、一心为了国家崛起的学子毫无怨言。老师成了图书管理员也心甘情愿。师生情谊分外深！
因为没有大楼，教师的办公条件也很差。好多老师是两人共用一张办公桌。学生叫“同窗”，老师在复旦分校是“同桌”。正因为有这两个“同”字，从艰苦中走出来的复旦分校师生更加同心、同向，一起携手攀登科学高峰。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复旦分校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写出的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在好几所大学的学报上，发表在新中国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社会》上。教学相长，师生合作编出了一本又一本授课用的《教程》。有人把复旦分校描绘成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
明代文化名人杨继盛写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大钊把“辣手”改为“妙手”。看来著有那么多文章的复旦分校学生既是辣手又是妙手。
按每平方米的论文产量计算，复旦分校远远超过很多大楼大学。没有大楼的大学在向大楼林立的大学挑战，在向企图把学校办成学店（指以营利为主的教育机构，或由财团所创办以营利为主的私立学校）的校长们挑战。
大师少了就不能办大学吗
现在很多大学在引进人才，这是十分必要的。人才是最宝贵的，可是也应当看到引进人才在异化为“买卖人才”。有部分人才在蜕变为商品，“引进人才”在演化为“挖人墙脚”。当然喽，买方也有理由，我人才缺乏，没办法只好买。
复旦分校在办学之初也缺乏人才，但是他们绝不买人才。他们在师资方面坚持“集天下英豪为我所用”。那就是请校外的人才来兼课、讲课。他們请复旦总校的金炳华讲哲学，请伍柏麟来校讲政治经济学，请王沪宁来校讲政治学，请上海图书馆专家讲图书学，请上海博物馆专家讲博物学，请费孝通、曹漫之、吴铎讲社会学。他们还请过北京的很多名教授来授课。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张骏祥来分校讲授电影艺术，讲得生动感人，深受欢迎。
现在大学规定教师一定要上足多少课时，毫无疑问是应该的，可是这就迫使一位教师要教好几门课程，不用说，这对扩大教师的知识面是有益的。不过，也应当看到“一专多能”首先是“一专”。教师最拿手的也是在“一专”上。充分发挥教师的这“一专”似乎也应当包括教师为多校所用，为多地所用，不能搞“人才校有制”“人才私有制”，要大力提倡人才为“社会所有制”。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必然。
复旦分校变有限的大师为拥有无限的大师这一做法，是不是在向21世纪的高校开展跨世纪的挑战呢？
如何从政治上考量教师
复旦分校是“文革”后改革的产物。教师无不经历过“文革”。用“文革”的流行语来说，在“波澜壮阔”的十年“文革”中谁能不被卷进去？从上到下谁没有说过错话？谁没有做过错事？教师自然也不能例外。复旦分校有几位教师如戴厚英等人在“文革”中发过文章，在“文革”中错批过人，也在“文革”中被人错批过。他们在“文革”后的清查中，都够不上“三种人”，有的被列为“说清楚的对象”。如何对待这些教师？复旦分校的做法是用其一技之长，改其“文革”理念。 可是有人给分校领导扣帽子，说他们在“组织路线上有错误”，要校党委书记李庆云把那几位“有问题”的教师赶出校门。李庆云“爱才”，不仅不赶他们，而且更加关怀他们，尊重他们。他认为书记的责任就是要关心每一位教师。李庆云不把他们赶走，上面就叫他写书面检讨，并说如果他写了书面检讨还可以官升一级。李庆云是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他担任过复旦大学的组织部长，懂得办教育的真谛，主动向有关方面说明不能赶走教师的理由。有关方面其实也是“奉命行事”，看他不赶走，就要求他每天都要向上书面秘密汇报那几位教师的动向。那几位被“内控”的教师也颇争气，认真教书，一点也不惹事。由于他们饱经世故，更加能够体会到“文革”是一场浩劫，因此，学校的书面汇报总是讲他们如何如何守责，敬业。久而久之，上面也就松了绑。
这几位内控对象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内控对象，更不知道书记、校长是如何保护他们的。他们几位有的还健在，有的已经作古。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中有的当了教务长、学院院长，还有的当上了总编辑，还有几位分别担任上海好几个学会的会长。戴厚英逝世后家乡还为她立了纪念碑。历史是试金石。回过头来看他们的一生，就不难认为：当年完全没有必要把他们赶走，没有必要对他们“内控”。倘若他们知道被那样“内控”，说不定不赶他们，他们也就走了。走了，不仅没有了后来的院长、会长一说，说不定会真的转化为“对立面”……
复旦分校不赶走他们的做法似乎是在向传统的“政治挂帅”“斗争哲学”发起挑战。历史告诉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专业的教师都是政治家。1978年春我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有采访任务，在友谊宾馆多次接触过数学家陈景润。他爱国、爱党，可是他嘴里吐不出几句政治术语。问他的成功之道，他翻来覆去说的一句话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这句话还是刚刚从彭真那里学来的。反过来讲，如果要他精通文、史、哲、经、法、社，他大概就成不了数学家了。不要说精通，就是能说出个道道来，陈景润也就不是陈景润了。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区别对待，宽以待人，绝不把人看死，是复旦分校敢于挑战的利器。
复旦分校有几个第一
又穷又小的复旦分校在短短六年里居然创造了好几个第一。仅有一个篮球场的“福份”在上海的体育比赛中居然拿了好几个第一；在一次大学生演讲比赛中，居然也拿了个上海市第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他们也抢占了几个第一。复旦分校选择专业基本上是采取“拾遗补缺”的做法。当时图书馆、博物馆专业比较少，复旦分校办起了图书馆、博物馆专业；当时上海没有电影专业，复旦分校办起了电影专业；当时全国还没有秘书专业，他们办出了全国第一个秘书系，并创办了全国第一本《秘书》杂志。邓小平提出恢复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复旦分校率先办出了法学、政治学专业。对上述领先的专业我只知道领先，具体细节并不太了解。
我最了解的是社会学系。在邓小平提出后，国家教委发文要求南北两所名牌大学率先办社会学专业。这两所大学是思想解放的先锋，可是在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方面不那么积极，准备花点时间慢慢筹办。复旦分校领导李庆云、王中说：“你们不办，我分校办。”向市教委打报告，早在1953年对停办社会学就有不同看法的市教委主任舒文马上批准分校办社会学系。这样，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就成了全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师资匮乏，从事文学等专业的分校教师改行教社会学。还不够，他们请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费孝通、上海社会学学会会长曹漫之、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吴铎等校外专家来讲授社会学课程。随着教学科研力量的日趋增强，李庆云、王中以及社会学系系主任袁缉辉等人发起创办《社会》杂志。《社会》又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第一本学术刊物。
六年的时间里，复旦分校培养了三干余名高材生。“追昔”尔后“抚今”。在三干学生中，后来涌现了20多名大律师（其中一名获“东方大律师”光荣称号）、30多名大法官、50多名文化名人、300多名厅局级干部、500多处级干部，还有一名优秀学生是现任的上海市副市长。学图书馆学的当上了上海图书馆以及许多图书馆的馆长，学博物馆学的成了好几个博物馆的馆长。因为出了那么多官员，有人称复旦分校为“黄埔军校”。不过我想，从黄埔军校涌现了一批抗日指挥官来说，复旦分校很像“黄埔军校”，可是从复旦分校出来的800名官员无一贪污受贿这一点看，我认为复旦分校胜过老黄埔。
長江后浪推前浪。还有一点值得说的是师生换位。很多学生后来成为我的顶头上司。学生当学报总编，我投稿要由过去的学生审改。再比如胡申生、张钟汝，他俩先后担任上大文学院党委书记。我是文学院普通教师。从师生关系上说他们应当尊师；从上下级关系上说，我作为下级应当尊重领导。换位促成彼此尊重、互相信任的新型人际关系。大事我听书记吩咐，有些事情我就委托书记办理。比如，我的经费由他俩掌握，该怎么办就由他们按规定办。没有规定的，比如捐献，也由他俩办。我对他们说：“捐多少由你们掌握：低于校长，高于教授。高于校长，校长难为情，低于教授也不好，因为我的收入比一般教授高。”从此，类似捐献这类事胡书记、张书记不用问我就代我把事情办妥了。彼此尊重能提高精神生产率，互相信任可以简化手续，远离烦琐哲学。40年过去了，师生之间扯皮的事一件也没发生过。
2017年12月9日是复旦分校建校40周年。中文系的老学生王国平在校庆时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真心出真理，春心出春天。”在复旦分校的春天里培养了那么多富有才学、才情、才气的才子、才干、才俊，是不是有启发今日之教育界继续改革的地方呢？启发是无声的挑战噢！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