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军人”郝柏村的崛起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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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在上一期的《世纪》杂志(2018年第4期)中,提到蒋经国在晚年因受身体健康的影响,打破了台湾军中高阶将领严格的任期制,以致产生了两位具有强烈政治野心与企图的“军事强人”,对台湾政坛后来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与负面效果,加上他选择本质是“台独分子”的李登辉做接班人,均使世人对蒋经国晚年的用人政策有了不能“知人善任”的另类评价。
  这两位军事强人,一位是担任8年“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王昇,另一位就是担任“参谋总长”8年之久的郝柏村。上期笔者已将王昇被罢黜与外放的原因与经过,做了详细的分析与报道,本期则将对郝柏村的崛起与下场,做一个完整的说明,以飨读者对这段攸关台湾政坛发展重大事件的了解。
  郝柏村的崛起
  郝柏村1919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家境并不宽裕,因此选择报考军校,投身军旅。那时正是抗战爆发之际,郝柏村在中央军校十二期炮科的学习就缩短年限,于1938年初毕业,分发部队,开始其军事生涯。从基层的军官做起,历经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历练,1950年郝柏村到台湾后,专心在炮兵学校任职,从教官、总教官而升任第三炮兵指挥官。1958年在金门炮战前夕,郝被任命为陆军第九师少将师长兼战地指挥官,戍守小金门(列屿)最前线。其间受到对方猛烈的炮火攻击,官兵伤亡惨重,郝柏村决心坚守阵地,不惜与阵地共存亡,并伺机反击,立下战功,受到蒋介石的赏识,特颁第九师军队最高荣誉的“虎字军旗”,以示表彰,由此奠下了郝柏村日后受到蒋氏父子重用的基础。
  1964年4月,郝柏村晋升“金门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同年10月10日,台湾“国防部”举行盛大阅兵典礼,郝柏村被钦点为阅兵总指挥官,得到进一步的提升。1965年担任蒋介石侍卫长,日夜随侍蒋介石身边,身份地位为之水涨船高。之后,又历任军中要职,1977年出任“陆军总司令”,晋升二级上将。1981年更上一层楼,担任“参谋总长”,升任陆军一级四星上将。
  担任“参谋总长”之后的郝柏村,深得蒋经国的信任,尤其那时蒋经国的健康情形日益恶化,已进入“卧床治国”的阶段。在视力衰退、精神体力不佳的状况下,蒋经国授予郝柏村负责所有军事事务与治安维稳的重责。这是郝柏村一生中事业最辉煌的岁月,上有蒋经国绝对的支持,他在军中发号施令,具有绝对的权威,举凡三军重要人事的异动,都必须经过郝柏村的同意。特别是自1983年蒋经国罢黜王昇以后,郝柏村在台湾军中俨然是唯一的掌门人,台湾的部队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郝家军”,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请参阅《郝柏村八年总长日记》,台湾天下文化公司出版)。
  后蒋时期权力角逐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台北“七海官邸”。虽然失去了蒋经国对他的绝对信任,但是此时的郝柏村在台湾军中已是羽翼丰满,刚掌大权的李登辉对军中事务毫无置喙的余地,只有放任郝柏村我行我素,主导台湾的军事工作。但是,老谋深算的李登辉也绝不是省油的灯。他先在一旁默默观察,逐渐了解台湾军中的政治与人事生态,发现郝柏村固然大权在握,然而行事作风强势霸道,自然会引起不少高阶将领的不满与反弹。特别是郝柏村治军向来主张“大陆军主义”,轻视海、空军的发展,早已造成海、空军将领诸多情绪反感。加上台湾地形山多平地少,纵深短浅,防卫应以海、空军为主,陆军部队反而难以施展。所以,台湾军中虽已是“郝家军”,然而一股“反郝”的势力,也已形成气候。在这种情形下,李登辉就有可以“见缝插针”的机会,久任“参谋总长”要职的郝柏村,自是李登辉收回军权的首要目标。
  其实,李登辉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职务伊始,郝柏村就率先表态,代表台湾三军宣誓效忠李登辉。等到李登辉逐渐熟悉政务的运作后,对于独霸军中大权的郝柏村颇有戒心,就亟思予以撤换,以收回重要的军权。
  1989年11月,李登辉以原任“国防部长”郑为元上将年事已高,健康欠佳为由,坚辞“国防部长”的机会,发表郝柏村继任,再以“空军总司令”陈焱龄上将接任“参谋总长”。离开军令系统首长职务的郝柏村,以“国防部长”身份,还是可以遥控军中事务。可是,他已感觉到李登辉处心积虑,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决心,郝、李之间心结日深,终于在不过3个月后,就在郝柏村的主导发起下,掀起了“后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高潮(请参阅《李登辉执政告白》,邹景雯著,台湾印刻出版)。
  发动国民党内“主流”与“非主流”的斗争
  1990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在台北市阳明山中山楼,举行“第十三届全体中央委员临时会议”,简称“临中全会”,因与“临终全会”同音,这次只有举行一天、原本任务单纯,只是推举台湾地区正副职领导人的会议,结果明显造成国民党内当权派(以李登辉主席、宋楚瑜秘书长为主)与非当权派(以郝柏村为主,“行政院长”李焕、“司法院长”林洋港为辅)的公开决裂,是国民党从此一蹶不振的开端,完全符合了“临终”的含义,令人感叹。
  事实上,在国民党的历史中,凡是遇到党内领导人更迭的关键时刻,都难以避免地爆发党内派系的权力斗争。而这次的“主流”(指当权派)与“非主流”(指非当权派)的斗争尤其惨烈,被当时台湾新闻界称为“国民党史上最惨烈的一天”,由此可见斗争状况的激烈与悲惨。
  笔者是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当天就在会场,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整个会议的过程,又因时任台湾的大学校长,属于教育界人士,非属“主流”、亦非属“非主流”,遂成为双方竭力争取支持的对象,因而对会议发生的所有情形留下刻骨铭心、难以磨灭的印象。
  记得当天会议前,笔者于上午八时许甫抵中山楼会场,就看到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工作会主任、也是李登辉心腹的主流派大将黄昆辉匆忙来到作者身边,恳切地拜托作者:“建国兄,等下推举候选人时,请您务必支持以起立鼓掌方式,產生党的提名人选。”   说完后,他立即匆匆离去,再向其他出席的中央委员拜托,以争取支持。
  过了不久,笔者的老长官、曾任“教育部长”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时任“行政院长”的李焕来到会场,看到笔者,也立即趋前附耳面谕: “要支持票选‘总统’候选人,不是起立鼓掌表决。”
  李焕“院长”的交代,使得笔者开始明白当天的会议的确并不单纯,“非主流”已决心推举第二组人选要与“主流”一决胜负。
  再过了不久,担任“司法院长”林洋港办公室机要的黄参事也来到笔者面前,手上还拿着一盒印有林洋港与其夫人林陈合姓名的送礼专用名片交给作者:“建国兄,等下只要通过了票选‘总统’候选人的提案后,就请您帮忙就近分发林院长的名片,争取各位中央委员支持林院长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
  至此,笔者已非常清楚“非主流”的意图,就是希望当天的会议,先通过以秘密投票方式、而非以起立鼓掌表决的非秘密方式,来产生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如此林洋港就有机会成为党的提名候选人,进而取代李登辉,成为国民党的新领导人。
  只是后来会议的发展,不如“非主流”的预期,在第一轮的交锋中,对于究竟是以“起立鼓掌方式”,还是以“票选方式”产生党的提名人选议案中,经过双方重量级人物激烈的辩论后,最后付诸表决,“主流派”在全体180名中央委员中,得到99票的多数支持,“非主流派”只得到70票的支持,功败垂成,国民党确定以“鼓掌起立”的公开表态方式,提名李登辉与李元簇为第八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经过“临中全会”第一回合的斗争后,“非主流”并未死心,仍然决定延长战线,将战场延伸到即将于3月21日集会选举“总统”的国民大会上。此时的“非主流”已决定提名第二组候选人,由林洋港担任“总统”候选人,蒋纬国担任“副总统”候选人。这样的组合,初期确实对李登辉的“主流派”形成压力,台湾社会也因国民党内公开的分裂与政争,造成人心动荡不安的现象。影响所及,台湾的股票与金融市场都为之大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之兆。
  李登辉眼见情势不妙,亟思瓦解“非主流”的临时组合。他一方面请出国民党内的所谓“八大老”(指黄少谷、谢东闵、倪文亚、李国鼎、蒋彦士、袁守谦、辜振甫、陈立夫等八位)调解与“非主流”的分歧,一方面私底下又与“非主流”的发动者郝柏村联系,保证在当选“总统”后,任命郝柏村为新任“行政院长”,以取代为李登辉所不喜的李焕。
  就在李登辉内外夹击的凌厉政治攻势下,“非主流”当初如雷的声势,一夕之间烟消云散,化解于无形,结束了这场震撼人心的权力斗争。
  据李焕事后告诉笔者:在国民党临中全会举行前几天,身为“国防部长”的郝柏村突然来“行政院”求见,当面告诉我反对李登辉为“总统”候选人,理由是李登辉已有明显主张“台独”的倾向。我一听掌握军权、具有实力的郝柏村要带头出来反对李登辉,乃觉得此事应有可为,才答应参加反李阵营,推举第二组的“总统”候选人。那里知道郝柏村在李登辉决定委以“行政院长”的要职后,立即变卦,无声无息地退出了非主流阵营,使我们这些当时被动响应他的号召,参加非主流反李登辉的同志,全部被他出卖了。
  李焕所透露的“非主流”是郝柏村发动的说法,笔者在国民党举行临中全会的当天中午的休息时间,曾亲耳听到郝柏村在我们这些主张“票选”的中央委员们面前,用他浓厚苏北乡音说的如下一番话中,得以证实:
  “台独、他(指李登辉)是真正的‘台独’,他要是当选了‘总统’,没有两天,就会将中正纪念堂拆除,绝不能支持他当‘总统’!”
  另外,李焕的二公子、台湾前“立法委员”李庆华也曾亲口向笔者提到当年“非主流”解散的原因:“那时非主流每晚的聚会,都在担任‘国防部法律顾问’陈长文的家中,为了避人耳目,我父亲(指李焕)坐我开的车,郝柏村是坐他大儿子郝龙斌(后曾任台北市长)开的车,前往与会。但是开着开着会,郝柏村突然就不见人影,再也不参加会议了。原来,李登辉给了他做‘行政院长’,他就变节了。”
  而另一位“非主流”大将,担任“副总统”候选人的蒋纬国也曾在事后告诉作者:“当我们(指非主流)开始集会时,我就提出大家应该歃血为盟,同进同退,同荣同辱。可是我的提议竟然没有一个人响应,让我觉得大家都不愿交心,这样的乌合之众怎能成功呢?同时,我们每晚在陈长文家中的聚会,林洋港是‘总统’候选人,我是‘副总统’候选人,照道理说,林洋港应该坐主位,我则坐次位,以示对‘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尊重。然而,事实不然,郝柏村每次来,一到就坐了大位,连表面的谦让都没有。使我与林洋港都觉得没有继续搞下去的必要,因为,将来就算我们当选,恐怕也是做郝柏村的傀儡,他才是真正的老板,这还有什么意思呢?”
  从以上諸位国民党大员的谈话中,都很明显对郝柏村不能“坚持初心”、为李登辉收买的行径很不以为然,由此可见一位有政治野心的实力军人参政、干政的不智与不当(请参阅《李登辉的一千天》,周玉寇著,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与李登辉貌合神离被赶下台
  1990年3月21日,在只有一组候选人的情形下,台湾的“国民大会”举行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李登辉顺利当选。接着,正式提名郝柏村为“行政院长”。那是李、郝体制的蜜月期,曾公开反对李登辉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并指责李登辉是“台独”的郝柏村,此时竟然形容他与李登辉的关系是“肝胆相照”,令人闻之不禁感叹政治人物的善变与无常。
  但李登辉表面上安抚摆平了郝柏村,暗地里却怂恿民进党发起“反对军人干政”的群众运动,逼使郝柏村在就任“行政院长”前,被迫从原本属于终身职、不用退役的一级四星上将荣衔上选择自愿退役。接着,李登辉又任命了与郝柏村一向不和的蒋仲苓上将接任“国防部长”,一年多后,又再任命与郝柏村极不对头的海军上将刘和谦接任“参谋总长”。透过蒋、刘两人在职务上的便利,彻底瓦解了台湾军中的“郝家军”,如此李登辉就得以完全掌握了军权,不再受郝柏村的胁制。
  在郝柏村两年半“行政院长”任内,除了动用军宪警力量,全力整顿治安,略见成效外,由于他与李登辉具有截然不同的出身背景、教育背景、成长背景、工作背景,两人相处彼此都有不能同心同调的苦楚,以致在政务的推动上,经常发生格格不入的现象,难以协调。
  这种情形终于在郝柏村没有得到李登辉事先的同意,却在“行政院”召开 “军事会议”,被批评为侵犯了领导人的统帅权,在台湾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以及两人身边幕僚“护主心切”的勾心斗角下,促使两人的关系由“肝胆相照”恶化为“肝胆俱裂”。再加上郝柏村在台湾军购问题上,爆发了向法国购买拉法叶军舰与幻象战机的弊案,矛头直指李登辉与郝柏村两人要为这个骇人听闻的收受巨额贿款案件负责。
  接着,又发生了郝柏村拒绝副署同意李登辉提升“国防部长”蒋仲苓为一级上将的案件。李、郝体制再也维持不下去,就在这种尴尬的状况下,郝柏村在1993年元月被迫辞职,离开了公职、放弃了军职,郝柏村终于成了一介平民,退出了军界与政坛,虽然还保有国民党副主席的虚职,但是当1996年3月台湾第一次举行民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林洋港搭档郝柏村挑战李登辉的连任,结果自是“时不我予”,落得败选下场,也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郝柏村一生辉煌的事业,黯然落幕,确是他难以承受的痛(请参阅《李登辉兵法——李、郝军权争霸战》,张友骅著,台湾新高地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台湾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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