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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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在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她指示和布置我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好并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11月中旬发表在江青女儿李讷负责的《解放军报》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还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大概12月的一天，陳伯达的妻子刘淑宴给我打电话，首先把我的文章夸了一番，接着提出让我向江青报告：请江青同志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并说，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写个条子传过来就行了。这是当时政治局常委（按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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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在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她指示和布置我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好并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11月中旬发表在江青女儿李讷负责的《解放军报》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还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大概12月的一天，陳伯达的妻子刘淑宴给我打电话，首先把我的文章夸了一番，接着提出让我向江青报告：请江青同志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并说，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写个条子传过来就行了。这是当时政治局常委（按现在的说法正国级）陈伯达的妻子提出的要求，我没法拒绝。于是在一天晚上江青到钓鱼台17楼看电影回来的路上，乘她（当时住11楼）休息一会的时候，我向她报告了刘淑宴的这个请求。江青怒气冲冲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她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来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别理她！”当时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江青叫我别理刘淑宴，我感到很为难——在一段时间内，我很怕见到她。也巧，在1968年的1月9日，江青因我送她一封群众来信不满意，诬我是“坐探”，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安派在她身边的钉子，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因祸得福”，因而害怕见到刘淑宴的事也就不存在了。
（作者为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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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七八月间，苏南、关中等新解放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城市接管工作取得预定成绩后，即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清除农村的封建势力和反动力量，建设民主新农村。当时，我有幸作为苏南农村工作团随团记者组一员，投入这一革命运动。如今虽已过去了70年，但当时的革命岁月还历历在目。 建立农工团 记者组应运而生 苏南区党委早在那年6月中旬就成立了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接着于7月6、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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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吴建国先生1950年生于台湾高雄，197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197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学博士学位。1980年返回台湾工作，历任台湾中山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任、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台湾文化人上海联谊会会长等职。现任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著有《向前看中国》《来自柏城》《做真正的我》等书。 吴建国先生
1978年，荣毅仁筹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公司 ”）。那时中信公司设在北京建国门外的北京国际大厦（共20层，当时是北京最高的大楼，因大楼的颜色是红褐色，俗称“巧克力大厦”），故而公司内部安全保卫工作必然相當重要，但公司筹建时未设保卫处，安全保卫工作由人事部兼管，这显然很不适宜。荣毅仁是董事长，公司党组书记是唐克（曾任冶金部部长）。荣那时虽尚未入党，但他可列席党组会，凡涉及经济、人事等重
笔者曾在上一期的《世纪》杂志（2018年第4期）中，提到蒋经国在晚年因受身体健康的影响，打破了台湾军中高阶将领严格的任期制，以致产生了两位具有强烈政治野心与企图的“军事强人”，对台湾政坛后来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与负面效果，加上他选择本质是“台独分子”的李登辉做接班人，均使世人对蒋经国晚年的用人政策有了不能“知人善任”的另类评价。 这两位军事强人，一位是担任8年“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王昇，
一 1927年4月6日上午10点左右，由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安国政府京师警察厅300多名军警，身着便衣突然冲进了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俄军兵营，躲藏在兵营内已有一年多时间的李大钊猝不及防遭到逮捕。同时被抓的还有李大钊的夫人及两个孩子，以及国共两党北京地区的负责人、工作人员等64人。军警还在旧军营搜出了一批武器弹药，以及许多档案文件，据悉总共装满了七辆卡车。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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