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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课》的主人公是小弗郎士还是韩麦尔先生?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我个人一直倾向于后者，不料最近发现我的看法与人教版初一语文教学参考书产生了抵触。仔细阅读教学参考书的补充资料部分，终于发现了许汝让老师的一篇文章——《〈最后一课〉的主人公是小弗郎士》。莫非这就是教参的依据?
许老师首先转引《辞海》关于主人公的解释：“主人公是文艺作品中集中刻画的主要人物”，“是矛盾的主体”。然后指出“《最后一课》的焦点是征服与反征服的矛盾”，并作如下分析：
“当韩麦尔写完‘法兰西万岁’这两个大字时，这两个字不仅写在黑板上，也是写在小弗郎士的心中了。连顽童也知道爱国。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已被交到下一代的手中，这样的民族会灭亡吗?矛盾终于解决了，小弗郎士是矛盾冲突的主体。”
很显然，许老师对“钥匙”一句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在最后一课上，韩麦尔先生把异族的统治比做监狱，而把祖国的语言比做是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这形象的比喻是在告诫小弗郎士及其他所有听课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祖国的语言，这样才有可能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并不是通过短短的一堂课就让小弗郎士学会了祖国的语言，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学好的。那么“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已交到下一代手里”的说法岂不有悖情理!
退一步说，即便这把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钥匙果真传到小弗郎士的手中，那么矛盾的主体应该是传递钥匙的人，而并非是接钥匙的人。因为是传递钥匙的人在与侵略者斗争，在做反征服的工作。
由此看来，用凭矛盾的主体是谁来推断主人公的方法只能得出与许老师相反的结论了。
许老师的文章还说：“对韩麦尔先生的描写正是要揭示小弗郎士的心理过程，是作为小弗郎士思想发展和成熟的一种映衬，是从侧面细致地表现小弗郎士的觉醒过程。”
果真如此吗?我们无妨做如下思考：作家塑造一个人物形象，无非是为了反应现实生活，为了使读者有所启迪，那么主人公的典型意义必然远远超过其他人物。试问：作者是想让读者阅读本文后明自在阿尔萨斯还有一个或若干个小弗郎士，他们已经觉醒，法国还有收回国土的希望并从而产生一种自信，还是想让读者从韩麦尔那感人至深的表现中认识到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承担起捍卫祖国尊严的责任?到底哪一个人物对读者具有鼓舞作用?
许老师在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以韩麦尔为主人公，其他人物就该围绕他而展开，郝叟老头的思想变化难与主人公发生联系，铁匠华希特也游离与情节之外，更成为多余人物。”
笔者以为一个民族在国土沦丧之时不甘屈辱全力抗争的绝不会只有一人，而且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因此，作为韩麦尔的正面陪衬，郝叟等人的出现是非常合理的。他们和韩麦尔一样爱国，和韩麦尔一样为国土的沦丧而痛心。是他们让读者明白，爱国不单属于韩麦尔一人，而是属于整个阿尔萨斯，整个法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至于华希特，除了在情节上设下悬念外，他的出现还有另一层深意。对于国土沦陷，他似乎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这态度折射的思想阴影虽然没有笼罩全篇，但却和文中的韩麦尔先生、小弗郎士，乃至郝叟等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是痛不欲生，肝肠寸断；另一方面则是无动于衷，幸灾乐祸。两相比较，我们不是可以从中体会到作品严肃的批判意义吗?一个是正面烘托，一个是反面映衬，谁能说这两个人物与情节无关，与韩麦尔无关呢?
不得不提的是许老师的另外一种理由：“在亡国灭种的惨祸面前，矛盾的解决不在于韩麦尔先生喷发的爱国热情，而在于下一代身上植上民族之根，处在民族焦点和掌握解决矛盾关键的只能是小弗郎士，而非韩麦尔先生。”
那么我说，没有韩麦尔这样的人的呼吁，抗争，小弗郎士恐怕连爱国是什么都不会知道!如果说作家把希望寄托未来，代表未来的人就是主人公，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断《故乡》中的主人公就该是“宏儿”和“水生”了呢?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吗?当然不可以。
这里没有硝烟，却比战场更加惨烈；这里没有鲜血，却比刑场更加悲壮。这堂课上给了小弗郎士和他的同学，上给了郝叟和过去的镇长，也上给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堂课也上给了普鲁士兵，这是对侵略者最严厉的抗议!
如果说韩麦尔是民族解放斗争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么小弗郎士便是一架精心安排的摄像机，主次之别不言而喻。
“散学了，你们走吧!”当韩麦尔上完最后一课做了最后一个手势时，一位欲哭无泪，欲怒无声的与侵略者抗争到底的勇士的形象就定格在我们的心中，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念在每个读者的心头暗暗滋长……
许老师首先转引《辞海》关于主人公的解释：“主人公是文艺作品中集中刻画的主要人物”，“是矛盾的主体”。然后指出“《最后一课》的焦点是征服与反征服的矛盾”，并作如下分析：
“当韩麦尔写完‘法兰西万岁’这两个大字时，这两个字不仅写在黑板上，也是写在小弗郎士的心中了。连顽童也知道爱国。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已被交到下一代的手中，这样的民族会灭亡吗?矛盾终于解决了，小弗郎士是矛盾冲突的主体。”
很显然，许老师对“钥匙”一句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在最后一课上，韩麦尔先生把异族的统治比做监狱，而把祖国的语言比做是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这形象的比喻是在告诫小弗郎士及其他所有听课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祖国的语言，这样才有可能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并不是通过短短的一堂课就让小弗郎士学会了祖国的语言，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学好的。那么“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已交到下一代手里”的说法岂不有悖情理!
退一步说，即便这把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钥匙果真传到小弗郎士的手中，那么矛盾的主体应该是传递钥匙的人，而并非是接钥匙的人。因为是传递钥匙的人在与侵略者斗争，在做反征服的工作。
由此看来，用凭矛盾的主体是谁来推断主人公的方法只能得出与许老师相反的结论了。
许老师的文章还说：“对韩麦尔先生的描写正是要揭示小弗郎士的心理过程，是作为小弗郎士思想发展和成熟的一种映衬，是从侧面细致地表现小弗郎士的觉醒过程。”
果真如此吗?我们无妨做如下思考：作家塑造一个人物形象，无非是为了反应现实生活，为了使读者有所启迪，那么主人公的典型意义必然远远超过其他人物。试问：作者是想让读者阅读本文后明自在阿尔萨斯还有一个或若干个小弗郎士，他们已经觉醒，法国还有收回国土的希望并从而产生一种自信，还是想让读者从韩麦尔那感人至深的表现中认识到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承担起捍卫祖国尊严的责任?到底哪一个人物对读者具有鼓舞作用?
许老师在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以韩麦尔为主人公，其他人物就该围绕他而展开，郝叟老头的思想变化难与主人公发生联系，铁匠华希特也游离与情节之外，更成为多余人物。”
笔者以为一个民族在国土沦丧之时不甘屈辱全力抗争的绝不会只有一人，而且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因此，作为韩麦尔的正面陪衬，郝叟等人的出现是非常合理的。他们和韩麦尔一样爱国，和韩麦尔一样为国土的沦丧而痛心。是他们让读者明白，爱国不单属于韩麦尔一人，而是属于整个阿尔萨斯，整个法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至于华希特，除了在情节上设下悬念外，他的出现还有另一层深意。对于国土沦陷，他似乎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这态度折射的思想阴影虽然没有笼罩全篇，但却和文中的韩麦尔先生、小弗郎士，乃至郝叟等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是痛不欲生，肝肠寸断；另一方面则是无动于衷，幸灾乐祸。两相比较，我们不是可以从中体会到作品严肃的批判意义吗?一个是正面烘托，一个是反面映衬，谁能说这两个人物与情节无关，与韩麦尔无关呢?
不得不提的是许老师的另外一种理由：“在亡国灭种的惨祸面前，矛盾的解决不在于韩麦尔先生喷发的爱国热情，而在于下一代身上植上民族之根，处在民族焦点和掌握解决矛盾关键的只能是小弗郎士，而非韩麦尔先生。”
那么我说，没有韩麦尔这样的人的呼吁，抗争，小弗郎士恐怕连爱国是什么都不会知道!如果说作家把希望寄托未来，代表未来的人就是主人公，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断《故乡》中的主人公就该是“宏儿”和“水生”了呢?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吗?当然不可以。
这里没有硝烟，却比战场更加惨烈；这里没有鲜血，却比刑场更加悲壮。这堂课上给了小弗郎士和他的同学，上给了郝叟和过去的镇长，也上给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堂课也上给了普鲁士兵，这是对侵略者最严厉的抗议!
如果说韩麦尔是民族解放斗争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么小弗郎士便是一架精心安排的摄像机，主次之别不言而喻。
“散学了，你们走吧!”当韩麦尔上完最后一课做了最后一个手势时，一位欲哭无泪，欲怒无声的与侵略者抗争到底的勇士的形象就定格在我们的心中，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念在每个读者的心头暗暗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