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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和评价“山寨文化”，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山寨文化”，“山寨”的含义是什么。
“山寨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山寨产品”，而“山寨”的含义自然离不开山寨本身。所谓山寨，本来是旧时代反叛或非法势力的据点，大多凭险而建，或者处于荒僻边远地区，既可具有反抗统治者的正义性，也不乏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破坏性和残酷性。所以，“山寨产品”无不带有仿冒、名实不符、伪劣的特点。有人将廉价产品甚至价廉物美的产品也称为“山寨产品”，那完全是曲解。就拿被某些人吹捧的“山寨手机”来说，如果它真是价廉物美，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打出自己的牌子呢？说穿了，价之所以廉，物之所以显得美，还在于仿冒了名牌，省掉了本来应该为知识产权付的钱，又满足了一些人的虚荣心。
“山寨文化”与“山寨产品”一样，大多带有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最多加上自娱自乐，自我表现，否则为什么非要放上“山寨”两字呢？但现在有些人喜欢将“山寨文化”无限扩大，将所有民间的、草根的、有别于主流的、新出现的文化形式、内容都称之为“山寨文化”，甚至将“山寨文化”等同于创新文化，这既不符合“山寨文化”的本来面目，也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文化类型那么多，汉语的词汇那么丰富，何必都用“山寨”来描述定性呢？如果什么文化都能叫“山寨”，那当然只能肯定，不能批评了。
我之所以提出对“山寨文化”“不能过分宽容”，是就“山寨文化”的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而言，当然不是针对不具备这些特点的民间文化、草根文化、非主流文化。至于民众的自娱自乐，自我表现，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与“山寨”无关。如果一定要称为“山寨”，或者他们要以“山寨”自居，那也无妨。对“山寨文化”容忍的底线是不违反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在这一范围内是可以宽容的，过了这条底线就不行了。但宽容不等于提倡，更不能代表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什么创新都需要巨大的投入，物质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或者需要超常的才能；而且要冒失败的风险；文化的创新更是如此。“山寨”则是依样画葫芦，投机取巧，成本低，几乎没有风险，因为当事人可以随心所欲解释，本来就没有什么目标或标准。如果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很难生长。
不妨看看近来被一些人充分肯定的“山寨”代表。一是“山寨版百家讲坛”，制作者韩江雪本来是自荐给央视“百家讲坛”当主讲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如愿，就自己依照“百家讲坛”的方式录制了一台，以证明自己完全有此资质。即使看过的人赞同韩江雪的自我评价，或者认为他的水平高于“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最多只能证明“百家讲坛”在挑选主讲人时走了眼，或者标准不对，又有什么创新意义呢？何况要做到这一点也很难，且不说见仁见智，评价本来就不易一致；韩江雪又怎么能使他的观众有央视那么多呢？
一是老孟（施孟奇）炒作的“山寨春晚”。结果是在一处洗浴中心的联欢，阵容是20名演职人員。而除夕当晚8点至11点在澳门澳亚卫视播出的是预先的录像，内地绝大多数人是收不到的。有人赞扬为“一股清风”、“破冰”，我实在不明白清在哪里，破在何处？也有人说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确影响不小，但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要忘记，老孟一开始打的旗号是“向央视春晚叫板（后改为学习），给全国人民拜年”，这个板叫成了吗？学习了多少？全国人民有多少人知道，被拜到年了？26名四川灾区的羌族艺人花费4万元路费，目的之一是要向全国人民表达感激，他们达到目的了吗？一位30岁的农民工放弃回家过年，精心准备两个月，是为了让家人在电视中看到他登上了舞台。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这不过是老孟后来说的“自娱自乐”，会报名参加吗？这台“春晚”和老孟前后的表演的确够得上“山寨”，但即使按他自己定下了目标，也谈不上成功。有人说，它至少打破了央视对“春晚”的垄断。其实，“山寨春晚”的结局恰恰巩固了央视的垄断，连“解构”、“颠覆”的意义也没有。
不错，仿冒、恶搞对主流文化、流行文化有一定的解构和颠覆作用，但真正意义上的解构和颠覆是建立在严肃的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的。而且再伟大的解构与颠覆也只是为新文化的产生清理了基础，却不会自然地产生新文化，不能代替创新。
其实，不少人肯定或赞扬“山寨文化”是出于对主流文化的厌倦或对文化体制的不满，或者是对民众缺乏文化享受的同情。但这些应该通过严肃的批评和积极创新，通过推动文化体制的改革开放，通过务实的文化建设来实现，而不能寄希望于“山寨文化”。比如“春晚”，如果说二十多年前还能满足大多数中国人过除夕的需要，今天已经不大适应了。但如果不在体制上改革，哪一家电视台能与央视竞争？哪一个台的“春晚”能具有同样的财力、“才力”、物力、地位？但如果创造不出一种或多种中国人愿意欣赏或参与的娱乐方式、文化内容，结果无非是看与不看，或看哪一个台的选择。（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山寨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山寨产品”，而“山寨”的含义自然离不开山寨本身。所谓山寨，本来是旧时代反叛或非法势力的据点，大多凭险而建，或者处于荒僻边远地区，既可具有反抗统治者的正义性，也不乏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破坏性和残酷性。所以，“山寨产品”无不带有仿冒、名实不符、伪劣的特点。有人将廉价产品甚至价廉物美的产品也称为“山寨产品”，那完全是曲解。就拿被某些人吹捧的“山寨手机”来说，如果它真是价廉物美，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打出自己的牌子呢？说穿了，价之所以廉，物之所以显得美，还在于仿冒了名牌，省掉了本来应该为知识产权付的钱，又满足了一些人的虚荣心。
“山寨文化”与“山寨产品”一样，大多带有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最多加上自娱自乐，自我表现，否则为什么非要放上“山寨”两字呢？但现在有些人喜欢将“山寨文化”无限扩大，将所有民间的、草根的、有别于主流的、新出现的文化形式、内容都称之为“山寨文化”，甚至将“山寨文化”等同于创新文化，这既不符合“山寨文化”的本来面目，也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文化类型那么多，汉语的词汇那么丰富，何必都用“山寨”来描述定性呢？如果什么文化都能叫“山寨”，那当然只能肯定，不能批评了。
我之所以提出对“山寨文化”“不能过分宽容”，是就“山寨文化”的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而言，当然不是针对不具备这些特点的民间文化、草根文化、非主流文化。至于民众的自娱自乐，自我表现，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与“山寨”无关。如果一定要称为“山寨”，或者他们要以“山寨”自居，那也无妨。对“山寨文化”容忍的底线是不违反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在这一范围内是可以宽容的，过了这条底线就不行了。但宽容不等于提倡，更不能代表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什么创新都需要巨大的投入，物质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或者需要超常的才能；而且要冒失败的风险；文化的创新更是如此。“山寨”则是依样画葫芦，投机取巧，成本低，几乎没有风险，因为当事人可以随心所欲解释，本来就没有什么目标或标准。如果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很难生长。
不妨看看近来被一些人充分肯定的“山寨”代表。一是“山寨版百家讲坛”，制作者韩江雪本来是自荐给央视“百家讲坛”当主讲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如愿，就自己依照“百家讲坛”的方式录制了一台，以证明自己完全有此资质。即使看过的人赞同韩江雪的自我评价，或者认为他的水平高于“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最多只能证明“百家讲坛”在挑选主讲人时走了眼，或者标准不对，又有什么创新意义呢？何况要做到这一点也很难，且不说见仁见智，评价本来就不易一致；韩江雪又怎么能使他的观众有央视那么多呢？
一是老孟（施孟奇）炒作的“山寨春晚”。结果是在一处洗浴中心的联欢，阵容是20名演职人員。而除夕当晚8点至11点在澳门澳亚卫视播出的是预先的录像，内地绝大多数人是收不到的。有人赞扬为“一股清风”、“破冰”，我实在不明白清在哪里，破在何处？也有人说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确影响不小，但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要忘记，老孟一开始打的旗号是“向央视春晚叫板（后改为学习），给全国人民拜年”，这个板叫成了吗？学习了多少？全国人民有多少人知道，被拜到年了？26名四川灾区的羌族艺人花费4万元路费，目的之一是要向全国人民表达感激，他们达到目的了吗？一位30岁的农民工放弃回家过年，精心准备两个月，是为了让家人在电视中看到他登上了舞台。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这不过是老孟后来说的“自娱自乐”，会报名参加吗？这台“春晚”和老孟前后的表演的确够得上“山寨”，但即使按他自己定下了目标，也谈不上成功。有人说，它至少打破了央视对“春晚”的垄断。其实，“山寨春晚”的结局恰恰巩固了央视的垄断，连“解构”、“颠覆”的意义也没有。
不错，仿冒、恶搞对主流文化、流行文化有一定的解构和颠覆作用，但真正意义上的解构和颠覆是建立在严肃的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的。而且再伟大的解构与颠覆也只是为新文化的产生清理了基础，却不会自然地产生新文化，不能代替创新。
其实，不少人肯定或赞扬“山寨文化”是出于对主流文化的厌倦或对文化体制的不满，或者是对民众缺乏文化享受的同情。但这些应该通过严肃的批评和积极创新，通过推动文化体制的改革开放，通过务实的文化建设来实现，而不能寄希望于“山寨文化”。比如“春晚”，如果说二十多年前还能满足大多数中国人过除夕的需要，今天已经不大适应了。但如果不在体制上改革，哪一家电视台能与央视竞争？哪一个台的“春晚”能具有同样的财力、“才力”、物力、地位？但如果创造不出一种或多种中国人愿意欣赏或参与的娱乐方式、文化内容，结果无非是看与不看，或看哪一个台的选择。（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