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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关于做好疾病应急救助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积极救治急危重伤病患者。对于需要紧急救治，但无法查明身份或身份明确无力缴费的患者，要按照规范及时救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或拖延救治。
公立医院拒绝收治无钱、无家属、无证件的“三无病人”或者对无力缴费的重症病人“扫地出门”的恶性事件屡见报端，这触发公众对医院见死不救的严厉谴责。尤其像2013年10月“河北清苑县臧村镇农民郑艳良因没钱做手术，在家自己锯掉患病的右腿”之类的旷世奇闻被媒体曝光后，社会反应尤为剧烈。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公立医院漠视民众生命，委实反讽。
若说管理部门对此不重视也不公允，早在2007年的全国医改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马晓伟就强调，“医疗机构对需急诊抢救的患者要坚持先抢救、后缴费原则，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等违规违法行为。”一些地方还出台规定，对见死不救的医疗机构进行罚款。今天卫计委在国务院办公厅于2013年2月印发《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重申“见死必救”，再次彰显管理部门解决这一痼疾之决心。作为制度建设的一部分，“通知”有其积极的一面，若问“疗效”几何，还需后期观察。
医疗的本质具有两重性：左手是权利，右手是商品。基本医疗、重病急救，是每个社会成员应享的基本权利；孤有所恤、病有所医，是一个社会公共福利的底线；救死扶伤、防病治病，是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神圣职责。然而，在当前语境下，医疗服务又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商品。医疗机构不是靠善款养活的慈善组织，他们还要靠经营以自食其力，无力承担“见死必救”的全部责任。时下，许多公立医院正为医疗欠费头痛不已（譬如深圳，全市11家市属公立医院目前累积的医疗欠费共有8157万元，欠费人数有8000多人，其中不少为“三无”病人所欠），何来积极性再收治“三无”病人？
要执行“见死必救”，需各方责任共担。具体地说就是，医院作为医疗机构，主要承担医疗技术、医疗服务的责任，而政府或社会则负起基本权利那一部分，为身患重症、急症需要紧急救助而又缴不起费的患者支付费用。但在目前，医疗救助体系还没有全面建立，专项资金严重不足。对此，“通知”给出解决路径——要求各地于2014年9月底前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
应该看到，有关部门多年以前就提出“先治疗、后付费”的要求，之所以一直落实不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疗欠费问题没有解决。换言之，如果不将医疗欠费问题处理好，不解除医院的后顾之忧，“先治疗、后付费”就难以全面落实，医院“见死不救”的现象就不可能杜绝。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卫计委督促各地尽快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可谓切中要害，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然而，对于规范的落实，却还不能过早乐观。没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钱，又会有人打小算盘，过度治疗、套取基金等各种道德风险又将如期而至。尽管卫计委明确要求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并为此而定下了时间表。不难看出，这一基金仍是各地为政，卫计委即便有着良好的初衷和设想，但现实中却未必能主导并管理这一基金的运行与支付机制，甚至连基金的来源，究竟是由财政拨付，还是募集筹资，也仍然语焉不详，看来也靠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至于可操作的支付机制，虽然规范提及符合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各医疗机构可提交基金支付申请。但申请能否批得下来，批下来了，钱多长时间内到账，相关的细则也仍然付之阙如。假如基金本身不能保证来源，医疗费用的支付申请也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和支付时限，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究竟能多大程度上打消医疗机构的担忧，自然仍需打上个问号。此外，上述支付机制，其实是建立在“无支付能力患者”的认定这一前提的，那么，“无支付能力患者”究竟该如何判定，也同样是绕不过的问题。否则，在当下个人征信制度缺失的背景下，为“无支付能力患者”创建的应急救助基金，会否反而被“故意逃费者”钻空子，并让应急救助基金难堪重负，或许也并非杞人忧天。
可见，要将一个大轮廓、粗线条的“通知”从纸面落下绝非易事，从资金筹措、使用、监管到“基金会”的主管、运作等等，还需要一套技术性细节支持。
公立医院拒绝收治无钱、无家属、无证件的“三无病人”或者对无力缴费的重症病人“扫地出门”的恶性事件屡见报端，这触发公众对医院见死不救的严厉谴责。尤其像2013年10月“河北清苑县臧村镇农民郑艳良因没钱做手术，在家自己锯掉患病的右腿”之类的旷世奇闻被媒体曝光后，社会反应尤为剧烈。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公立医院漠视民众生命，委实反讽。
若说管理部门对此不重视也不公允，早在2007年的全国医改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马晓伟就强调，“医疗机构对需急诊抢救的患者要坚持先抢救、后缴费原则，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等违规违法行为。”一些地方还出台规定，对见死不救的医疗机构进行罚款。今天卫计委在国务院办公厅于2013年2月印发《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重申“见死必救”，再次彰显管理部门解决这一痼疾之决心。作为制度建设的一部分，“通知”有其积极的一面，若问“疗效”几何，还需后期观察。
医疗的本质具有两重性：左手是权利，右手是商品。基本医疗、重病急救，是每个社会成员应享的基本权利；孤有所恤、病有所医，是一个社会公共福利的底线；救死扶伤、防病治病，是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神圣职责。然而，在当前语境下，医疗服务又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商品。医疗机构不是靠善款养活的慈善组织，他们还要靠经营以自食其力，无力承担“见死必救”的全部责任。时下，许多公立医院正为医疗欠费头痛不已（譬如深圳，全市11家市属公立医院目前累积的医疗欠费共有8157万元，欠费人数有8000多人，其中不少为“三无”病人所欠），何来积极性再收治“三无”病人？
要执行“见死必救”，需各方责任共担。具体地说就是，医院作为医疗机构，主要承担医疗技术、医疗服务的责任，而政府或社会则负起基本权利那一部分，为身患重症、急症需要紧急救助而又缴不起费的患者支付费用。但在目前，医疗救助体系还没有全面建立，专项资金严重不足。对此，“通知”给出解决路径——要求各地于2014年9月底前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
应该看到，有关部门多年以前就提出“先治疗、后付费”的要求，之所以一直落实不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疗欠费问题没有解决。换言之，如果不将医疗欠费问题处理好，不解除医院的后顾之忧，“先治疗、后付费”就难以全面落实，医院“见死不救”的现象就不可能杜绝。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卫计委督促各地尽快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可谓切中要害，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然而，对于规范的落实，却还不能过早乐观。没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钱，又会有人打小算盘，过度治疗、套取基金等各种道德风险又将如期而至。尽管卫计委明确要求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并为此而定下了时间表。不难看出，这一基金仍是各地为政，卫计委即便有着良好的初衷和设想，但现实中却未必能主导并管理这一基金的运行与支付机制，甚至连基金的来源，究竟是由财政拨付，还是募集筹资，也仍然语焉不详，看来也靠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至于可操作的支付机制，虽然规范提及符合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各医疗机构可提交基金支付申请。但申请能否批得下来，批下来了，钱多长时间内到账，相关的细则也仍然付之阙如。假如基金本身不能保证来源，医疗费用的支付申请也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和支付时限，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究竟能多大程度上打消医疗机构的担忧，自然仍需打上个问号。此外，上述支付机制，其实是建立在“无支付能力患者”的认定这一前提的，那么，“无支付能力患者”究竟该如何判定，也同样是绕不过的问题。否则，在当下个人征信制度缺失的背景下，为“无支付能力患者”创建的应急救助基金，会否反而被“故意逃费者”钻空子，并让应急救助基金难堪重负，或许也并非杞人忧天。
可见，要将一个大轮廓、粗线条的“通知”从纸面落下绝非易事，从资金筹措、使用、监管到“基金会”的主管、运作等等，还需要一套技术性细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