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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步调一致地同时降息，而没有降息空间的日本央行也表态强烈支持这次联合行动，称之为“史无前例”。这至少说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经济体的货币监管当局已经就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的下一步应对举措达成基本共识：通过注入流动性来渡过眼前的难关。这与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危机发生国之间喋喋不休的争执形成了鲜明反差。
更大的反差体现在对上述两次本质相同的危机开出的不同药方上，说起来，两次危机的根源都在于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泡沫破裂。当时，发达国家的主流观点是要求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加快“市场化”的结构改革，而它们提供资金援救的前提是这些国家最大限度地撤除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星期前刚刚获得通过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核心恰恰是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实行暂时国有化，也就是说，加大而不是放松管制。
相同性质的病，截然相反的药方，仅仅说明欧美发达国家的自私本性吗?恐怕不那么简单。如果将视野拉得更宽更远一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创造了30年经济繁荣“黄金期”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2008年注定要成为转折年的话，是不是从这一刻起，世界的钟摆向右已经摆到了终点，将掉头向左了呢?
如果民主党能够如愿赢得美国大选，将为当下这个似乎已开始左倾的天平增添又一块砝码。耐人寻味的是，在国会连续几轮的表决中，对7000亿美元紧急救市法案投赞成票的民主党议员都要远远多过共和党议员，而这项法案恰恰是共和党政府提出的。这并不是共和党人的内讧或者自己拆台，也不是民主党人“顾全大局”，而是触及了两党的根本原则：右倾的共和党一贯主张国家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左倾的民主党则向来要求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监管，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
1929年大萧条催生了民主党人罗斯福的“新政”，强调国家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的凯恩斯主义是“罗斯福新政”所尊奉的哲学，加上刚刚在一战硝烟中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最初两个“五年计划”的眩目成果，当时，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强大效果，整个世界都深信不疑，甚至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从上世纪30年代起——其间还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到60年代，大约用了30年时间，在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就达到了顶峰；在美国，凯恩斯革命所开创的福利资本主义的崭新繁荣也随着年富力强的肯尼迪总统的魅力登场而绽放到极点。
然而，对“国家”的过度依赖最终还是带来了问题，凯恩斯主义一手造成了70年代弥漫整个西方世界的“滞胀”，欧洲的福利制度也越来越难以维系。与此同时，在东方，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显现……
如今回头来看，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一是里根和撒切尔“革命”，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管我们将共和党总统里根和保守党首相撒切尔的变革称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还是依据其经济哲学称为“供应学派革命”，总之，其核心就是回归自由市场经济，放松国家管制，激发社会中个体的创造力，从而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率。而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对10年文革的“极左”路线的否定，在又延续了将近20年以后，苏联和东欧体制也宣告解体。至此，自由市场经济似乎宣告大获全胜。实际上，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这两位深刻的思想家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不遗余力地抨击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然而，直到70年代他们才被重新“发现”并热捧，这其中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整体思潮变迁。
西方新一轮自由市场经济的30年繁荣与中国伟大的30年改革开放几乎正好重合，我认为，其间西方的经济结构转变和创新活动与中国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无穷的廉价生产能力和广阔市场，以及俄罗斯源源不断提供的以原油为代表的廉价原材料形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优势互补。这造就了几乎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奇迹，到20世纪末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繁荣达到了高潮，所谓“全球化”也是在这一时期真正完成的，甚至有人宣布“历史已经终结”。
从70年代末到现在，又一个30年过去了。当年发生在西方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和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都没有让世人清醒和警觉，相反，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金融监管者以进一步放松管制、吹大泡沫的新自由主义药方“成功”地化解了那次程度较轻的危机。而现在，泡沫彻底破掉了，海啸终于爆发……
未来整个世界是否会再度向强化政府管制的“左”转，暂时还有待观察。不过，从过去两个30年的轮回历史中我们应该得到一点教训：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任何真理也好，政策也好，走过了头，就难免折返回来。不过，矫枉过正的过程有时是非常痛苦的。
更大的反差体现在对上述两次本质相同的危机开出的不同药方上，说起来，两次危机的根源都在于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泡沫破裂。当时，发达国家的主流观点是要求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加快“市场化”的结构改革，而它们提供资金援救的前提是这些国家最大限度地撤除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星期前刚刚获得通过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核心恰恰是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实行暂时国有化，也就是说，加大而不是放松管制。
相同性质的病，截然相反的药方，仅仅说明欧美发达国家的自私本性吗?恐怕不那么简单。如果将视野拉得更宽更远一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创造了30年经济繁荣“黄金期”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2008年注定要成为转折年的话，是不是从这一刻起，世界的钟摆向右已经摆到了终点，将掉头向左了呢?
如果民主党能够如愿赢得美国大选，将为当下这个似乎已开始左倾的天平增添又一块砝码。耐人寻味的是，在国会连续几轮的表决中，对7000亿美元紧急救市法案投赞成票的民主党议员都要远远多过共和党议员，而这项法案恰恰是共和党政府提出的。这并不是共和党人的内讧或者自己拆台，也不是民主党人“顾全大局”，而是触及了两党的根本原则：右倾的共和党一贯主张国家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左倾的民主党则向来要求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监管，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
1929年大萧条催生了民主党人罗斯福的“新政”，强调国家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的凯恩斯主义是“罗斯福新政”所尊奉的哲学，加上刚刚在一战硝烟中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最初两个“五年计划”的眩目成果，当时，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强大效果，整个世界都深信不疑，甚至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从上世纪30年代起——其间还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到60年代，大约用了30年时间，在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就达到了顶峰；在美国，凯恩斯革命所开创的福利资本主义的崭新繁荣也随着年富力强的肯尼迪总统的魅力登场而绽放到极点。
然而，对“国家”的过度依赖最终还是带来了问题，凯恩斯主义一手造成了70年代弥漫整个西方世界的“滞胀”，欧洲的福利制度也越来越难以维系。与此同时，在东方，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显现……
如今回头来看，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一是里根和撒切尔“革命”，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管我们将共和党总统里根和保守党首相撒切尔的变革称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还是依据其经济哲学称为“供应学派革命”，总之，其核心就是回归自由市场经济，放松国家管制，激发社会中个体的创造力，从而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率。而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对10年文革的“极左”路线的否定，在又延续了将近20年以后，苏联和东欧体制也宣告解体。至此，自由市场经济似乎宣告大获全胜。实际上，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这两位深刻的思想家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不遗余力地抨击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然而，直到70年代他们才被重新“发现”并热捧，这其中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整体思潮变迁。
西方新一轮自由市场经济的30年繁荣与中国伟大的30年改革开放几乎正好重合，我认为，其间西方的经济结构转变和创新活动与中国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无穷的廉价生产能力和广阔市场，以及俄罗斯源源不断提供的以原油为代表的廉价原材料形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优势互补。这造就了几乎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奇迹，到20世纪末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繁荣达到了高潮，所谓“全球化”也是在这一时期真正完成的，甚至有人宣布“历史已经终结”。
从70年代末到现在，又一个30年过去了。当年发生在西方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和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都没有让世人清醒和警觉，相反，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金融监管者以进一步放松管制、吹大泡沫的新自由主义药方“成功”地化解了那次程度较轻的危机。而现在，泡沫彻底破掉了，海啸终于爆发……
未来整个世界是否会再度向强化政府管制的“左”转，暂时还有待观察。不过，从过去两个30年的轮回历史中我们应该得到一点教训：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任何真理也好，政策也好，走过了头，就难免折返回来。不过，矫枉过正的过程有时是非常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