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历史穿越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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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荡两千年》是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的完结篇,他试图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
  吴晓波一开始也没想过自己的企业史写作会一直上溯到两千年前—那时候中国有企业吗,有企业家吗?但是在写作《跌荡一百年》时,他发现很多问题回答不了,仍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吴晓波表示,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并不那么兴奋,“对我来讲就是完成一个工作。我发现在中国,所有的商业史、企业史的写作都离不开政府,这就是一个政府和商人的博弈史。一直以来商业都面临着政府的强大挤压,这让我感到写完并不是件特别轻松的事。”
  写作者吴晓波也是商人吴晓波,他创办的蓝狮子图书是本土公司财经写作的标杆。虽然吴晓波不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但是他对这种挤压仍然深有感触,“我没有办法申请一家自由的出版社啊。我们在财经图书写作自由,一涉及政经,审查马上就来了。”
  法国作家罗兰·巴特曾说,“对历史的本质我始终迷惑不解”。吴晓波以商业史为写作方向,穿梭于两千年前的故事和人物,夹带的是对自己所处这个时代的期望、不安和恐惧。吴晓波在第一章如此写道: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民营企业集群则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倘若想象一出中国商人穿越到古代的故事,他们或许会发现,做的生意不一样了,但是面对的政商环境依然如今,他们依然无法建立起纯粹的企业。
  在这两千多年里,有什么时代适合中国商人“穿越”吗?春秋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陶朱公”范蠡辞官从商,成为一代巨富,后世尊之为“商父”,还有美女西施作陪。吴晓波在书中写道:由范蠡的故事可以看到,在春秋时期,自由商人的地位并不低下—若以两千年国史论,可能是最高的,他们游走于各国之间进行贸易活动,与世家贵族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
  而现在呢,“当前的商业环境在历史上也是空前恶劣”,吴晓波直言。制度问题仿佛坚硬的铁索,从未断裂。2001年,《华尔街日报》评选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国入选的有6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除去广东商人伍秉鉴,其余都是政治人物。而至于伍秉鉴,这位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世界首富,广东十三行的“商总”,却早已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之中。他的财富和鸦片贸易之间无法撇清的关系,也让商人形象蒙上了阴影。这或许就是商人不懂政治的代价。
  
  {F=FAMOUS 吴=吴晓波}
  F:这本书是写两千年前的故事,对当下的价值是什么?
  吴:书里还是写关于工商文明发展的曲折性,政府和工商界的冲突和矛盾。这和现在是一样的,没变化。现在的很多发展逻辑在这本书里还是看得到。比如国有资本对民间资本的压迫。工商业发展到一定地步,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政府怎么均贫富,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经济大发展,还有很多穷人,政府怎么保障。到底是通过剥夺有钱人的方式,还是改革开放的方式,这些问题都很大,都一直存在。
  F:你自己也算是工商阶层,你觉得这种身份的转变,从旁观者到参与主体,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吴:还好。蓝狮子是文化出版公司,基本上跟我的写作、关注的问题贴的比较近。也有纠结的,比如我没有办法申请一家自由的出版社。在财经图书出版自由,一涉及政经审查马上就来了。
  F:你一直提到政商博弈,你期待以后达成什么结果?
  吴:博弈是双方的问题,如果政府一直不开放。民间要么就退缩,要么就造反。文化要开放一定是个发展趋势,长期政府管制的情况下文化不可能大繁荣。
  
  吴晓波
  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常年从事公司研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他被誉为中国最出色的财经作家,他在2001年出版的作品《大败局》证明了严肃的商业写作也能够跻身畅销书行列。主要出版作品有:《大败局》《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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