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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房价从1986年开始连续多年飙涨,最终引起民众走上街头形成了“无壳蜗牛”运动。而引发这次房价飙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上看,执政当局放纵投机并通过高房价策略维护其统治稳定;从经济上看,连年的贸易顺差使得岛内游资充斥,外汇管制的开放使更多的外资得以进入台湾房地产业。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台湾房价高位运行的基石,它们正是拿走蜗牛壳的元凶。
关键词:房价;无壳蜗牛运动;土地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035-02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所以,从1952年台湾经济开始了稳步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得台湾人民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与此同时,台湾的房价也水涨船高。正常情况下,房价必然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长,增长幅度也应与国民收入增长幅度相适应。然而,从1986年开始,台湾房价连续多年飙涨,大大超过了人均GNP的增长幅度。自1952年至1990年,台湾地区的平均国民生产毛额平均每年增加6.4%,经由四十年的GNP持续增加,一般民众已经累积足够的财富,到1990年平均国民生产毛额已经增加到7,953美元[1]135。台湾从1986年开始进入房价上涨的快车道,房价在1989年时达到了1964至1991 年的峰值,飙涨的房价加重了台湾民众的焦虑情绪,最终爆发了著名的“无壳蜗牛”运动。本文就是要分析这次房价飙涨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要找到拿走蜗牛壳的元凶。
一、房价上涨的政策因素
亨利·乔治认为,“让现在拥有土地的人,倘若他们愿意,仍旧保有他们喜欢称作‘他们的土地’的土地。让他们继续称‘他们的土地’。如果我们取得了核仁,可以让他们据有外壳。没有必要充公土地;只有必要充公地租”[1]340。施行了这种土地政策后,地主虽然有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但因国家可以优先购买土地及拥有全部(或绝大部分)土地增值,所以,公众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享有土地利益。受到亨利·乔治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其著名的“平均地权”思想。台湾执政当局一直奉孙中山先生的理论为正朔,战后国民党当局正是以其“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为纲领进行了农地改革。正因为这次改革非常成功,所以,日后的台湾经济才有起飞的基础。然而在市地改革上,国民党就显得裹足不前。1969年4月国民党执政当局颁布了《策进全面实施平均地权及贯彻实施耕者有其田纲领》,其中,甲目平均地权第三条和第五条分别为:“地价税采累进税率,但对于自用住宅地,应从轻课税;对于不在地主之土地及都市地区内之空地,应加重课税”、“土地增值税采累进税率,并应将现行税率酌予提高,以抑制土地投机,而达到地利公享之目的”[2]579。这两条集中反映了台湾当局以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为手段抑制地价飞涨和土地投机的愿望。1977年,台湾当局颁布了“平均地权条例”,虽然在名义上仍然以“平均地权”为噱头,然而在实际的措施上却明显与其背离。
从表1我们看以看出:
1.地价税
从1986年开始,地价税率从原来的1.5%降低为1%,其他各级累进税率随之降低0.5%。并且累进级距减少了一级,最高累进税率由1968年的7%降低为5.5%。
2.土地增值税
1977年颁布“平均地权条例”后,增值税率的级距由原先的四级缩短为三级,并将最低税率从20%提高到40%,而最高税率由80%降低为60%。
地价税与土地增值税的调整趋势,基本上是朝着减轻地主负担的方向进行的。而土地增值税的修订更体现出了减轻大地主(土地投机者)负担的意味。土地增值税由20%、40%、60%、80%修订为40%、50%、60%,使得大地主在原始地价相对较低的地区(如城市边缘)仍然可以获得大量增值。在土地政策逐渐向大土地所有者倾斜的时候,台湾国民收入分配的天平也开始倾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尼系数与五分位指标都逐年上升。这意味着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合理的收入差异造成的分配不均不会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如:技术劳工与非技术劳工的报酬差异;从事科技创新与传统产业利润的差异;追求生产效率提高与无效率经营的成本差异而造成的报酬与利润差异等。上述这些差异所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均应该予以肯定,它们可以作为社会发展的刺激因素。然而台湾80年代的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却不仅仅是由上述因素引起,土地投机活动才是挑战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因素。地价的上涨使得地主不劳而获,而土地政策却倾向于减轻大地主负担,使其有愿望也有余力大量囤积土地,本来应为全民所有的土地增值却进入了少数私人的腰包。所以,逐渐接近的累进税率级距使得土地增值税对投机者的威慑力大大削弱,也使得台湾土地供给日趋紧张。
除了土地供给紧张之外,台湾“住者有其屋”的住宅政策也间接的托高了房价。中国人传统上“安土重迁”,特别重视土地与住宅。“住者有其屋”政策,除了符合台湾居民传统对不动产的偏好以外,其实还发挥了另外的功能。“住者有其屋”与“耕者有其田”一样都赋予了台湾民众不动产的所有权:“耕者有其田”使得农民必须长期从事农业工作,安于耕田之上;“住者有其屋”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大部分买房者都需要通过银行取得贷款,为了偿还贷款,买房者就会谋求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所以,“住者有其屋”可以使社会更为稳定,更利于执政当局的统治,因而台湾形成了高住房持有率的社会。高住房持有率使得房价上行变得愈发容易。台湾地方派系及财团通过托高房价来获取巨额利益,已购房者也期望房价上涨,而未购房者为社会中下阶层并且人数较少,不足以对上行的房价形成阻力。“在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拥有自己的住宅且房价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如果地价再高涨,则会引起尚未有自用住宅者强烈的抗议,但亦仅限于欲购屋者。”[1]159在此情况下,政治权力者与经济权力者共同达成了权力的合谋,构建了高房价的基石。
总之,从政策层面上来讲,台湾当局并没有实质上限制土地投机,所以,其土地政策对于抑制房价的飙涨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
二、房价上涨的经济因素
台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口呈现出了跨越式的增长,参见表2:
大量的出口造成了国际收支顺差额的增大,尽管台币升值,但台湾的外汇储备额却从1985年底的225.56亿美元增大到1987年底的767.48亿美元,两年之内增大了2.4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有三:第一,面向出口政策的倾斜:第二,外汇管制的“扭曲”:第三,游资的诱导心理[3]340。然而在1987年台湾当局放宽了外汇管制,外国投资蜂拥而至,见表3:
进出口顺差的增加与外资的大量涌入使得台湾社会发展的弊端体现出来,财团利用这些充足的资本进行大手笔炒作,如国泰人寿于1987年2月以高于底价三倍(每坪九十万)的价格标购南京东路的华航旁的土地,此举引爆了80年代末期的台湾土地飙涨[4]。根据萧新煌与刘华真的分析,1986年台湾第三次房地产价格飙涨主要是因为:1982年开始得由银行承办金融贷款给建筑业,并且1985年连续四次降低银行利率;20世纪80年代进出口连年顺差,造成岛内游资充斥;财团顺势炒作;1987年放宽外汇管制,国外资金大量涌入[5]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经济的“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化”决不是无条件的,在经济的“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化”的过程中及作为其后果,台湾经济患上了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综合症”,使它陷入了难以摆脱这些病症困扰的困境。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综合症”是在“经济开发独裁”下,光靠出口发展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工农差距的扩大、劳资问题的激化、环境破坏的严重化、投机行为的猖撅、拜金主义的蔓延、人才与资金的外流,等等,应是所谓“繁荣与破坏”并发,而且这些病症已经不可能在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得到解决了。就这一点上说,这蕴寓着台湾已面临进行政治社会变革的契机了[5]338。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造成1980年台湾房价飙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来看,政治权力着重于对其统治稳定的考量,经济权力者则关注于最大利益的攫取;从客观来看,台湾连年顺差所产生的大量外汇贮备和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使得房价加速上行势不可挡。换言之,权力的合谋为台湾房价的上涨提供了可能性,而游资和热钱为它提供了现实性。飙涨的房价逼迫着弱者发出呐喊, 1989年台湾的“无壳蜗牛”运动喊出了全世界无房者的心声,而高房价的幕后推手们是拿走蜗牛壳的元凶。
参考文献:
[1] 李承嘉. 台湾战后(1949—1997)土地政策分析[M].台北:正扬出版社,1998.
[2] 亨利·乔治. 进步与贫困[M]. 吴良建,王翼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 萧铮.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M].台北:中国地政研究所,1980.
[4] 汪慕恒,陈大冰. 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的典例分析[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
[5] 萧新煌,刘华真. 台湾的土地住宅问题与无住屋者运动的限制[J].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3,(2):1-20.
关键词:房价;无壳蜗牛运动;土地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035-02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所以,从1952年台湾经济开始了稳步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得台湾人民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与此同时,台湾的房价也水涨船高。正常情况下,房价必然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长,增长幅度也应与国民收入增长幅度相适应。然而,从1986年开始,台湾房价连续多年飙涨,大大超过了人均GNP的增长幅度。自1952年至1990年,台湾地区的平均国民生产毛额平均每年增加6.4%,经由四十年的GNP持续增加,一般民众已经累积足够的财富,到1990年平均国民生产毛额已经增加到7,953美元[1]135。台湾从1986年开始进入房价上涨的快车道,房价在1989年时达到了1964至1991 年的峰值,飙涨的房价加重了台湾民众的焦虑情绪,最终爆发了著名的“无壳蜗牛”运动。本文就是要分析这次房价飙涨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要找到拿走蜗牛壳的元凶。
一、房价上涨的政策因素
亨利·乔治认为,“让现在拥有土地的人,倘若他们愿意,仍旧保有他们喜欢称作‘他们的土地’的土地。让他们继续称‘他们的土地’。如果我们取得了核仁,可以让他们据有外壳。没有必要充公土地;只有必要充公地租”[1]340。施行了这种土地政策后,地主虽然有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但因国家可以优先购买土地及拥有全部(或绝大部分)土地增值,所以,公众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享有土地利益。受到亨利·乔治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其著名的“平均地权”思想。台湾执政当局一直奉孙中山先生的理论为正朔,战后国民党当局正是以其“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为纲领进行了农地改革。正因为这次改革非常成功,所以,日后的台湾经济才有起飞的基础。然而在市地改革上,国民党就显得裹足不前。1969年4月国民党执政当局颁布了《策进全面实施平均地权及贯彻实施耕者有其田纲领》,其中,甲目平均地权第三条和第五条分别为:“地价税采累进税率,但对于自用住宅地,应从轻课税;对于不在地主之土地及都市地区内之空地,应加重课税”、“土地增值税采累进税率,并应将现行税率酌予提高,以抑制土地投机,而达到地利公享之目的”[2]579。这两条集中反映了台湾当局以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为手段抑制地价飞涨和土地投机的愿望。1977年,台湾当局颁布了“平均地权条例”,虽然在名义上仍然以“平均地权”为噱头,然而在实际的措施上却明显与其背离。
从表1我们看以看出:
1.地价税
从1986年开始,地价税率从原来的1.5%降低为1%,其他各级累进税率随之降低0.5%。并且累进级距减少了一级,最高累进税率由1968年的7%降低为5.5%。
2.土地增值税
1977年颁布“平均地权条例”后,增值税率的级距由原先的四级缩短为三级,并将最低税率从20%提高到40%,而最高税率由80%降低为60%。
地价税与土地增值税的调整趋势,基本上是朝着减轻地主负担的方向进行的。而土地增值税的修订更体现出了减轻大地主(土地投机者)负担的意味。土地增值税由20%、40%、60%、80%修订为40%、50%、60%,使得大地主在原始地价相对较低的地区(如城市边缘)仍然可以获得大量增值。在土地政策逐渐向大土地所有者倾斜的时候,台湾国民收入分配的天平也开始倾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尼系数与五分位指标都逐年上升。这意味着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合理的收入差异造成的分配不均不会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如:技术劳工与非技术劳工的报酬差异;从事科技创新与传统产业利润的差异;追求生产效率提高与无效率经营的成本差异而造成的报酬与利润差异等。上述这些差异所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均应该予以肯定,它们可以作为社会发展的刺激因素。然而台湾80年代的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却不仅仅是由上述因素引起,土地投机活动才是挑战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因素。地价的上涨使得地主不劳而获,而土地政策却倾向于减轻大地主负担,使其有愿望也有余力大量囤积土地,本来应为全民所有的土地增值却进入了少数私人的腰包。所以,逐渐接近的累进税率级距使得土地增值税对投机者的威慑力大大削弱,也使得台湾土地供给日趋紧张。
除了土地供给紧张之外,台湾“住者有其屋”的住宅政策也间接的托高了房价。中国人传统上“安土重迁”,特别重视土地与住宅。“住者有其屋”政策,除了符合台湾居民传统对不动产的偏好以外,其实还发挥了另外的功能。“住者有其屋”与“耕者有其田”一样都赋予了台湾民众不动产的所有权:“耕者有其田”使得农民必须长期从事农业工作,安于耕田之上;“住者有其屋”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大部分买房者都需要通过银行取得贷款,为了偿还贷款,买房者就会谋求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所以,“住者有其屋”可以使社会更为稳定,更利于执政当局的统治,因而台湾形成了高住房持有率的社会。高住房持有率使得房价上行变得愈发容易。台湾地方派系及财团通过托高房价来获取巨额利益,已购房者也期望房价上涨,而未购房者为社会中下阶层并且人数较少,不足以对上行的房价形成阻力。“在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拥有自己的住宅且房价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如果地价再高涨,则会引起尚未有自用住宅者强烈的抗议,但亦仅限于欲购屋者。”[1]159在此情况下,政治权力者与经济权力者共同达成了权力的合谋,构建了高房价的基石。
总之,从政策层面上来讲,台湾当局并没有实质上限制土地投机,所以,其土地政策对于抑制房价的飙涨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
二、房价上涨的经济因素
台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口呈现出了跨越式的增长,参见表2:
大量的出口造成了国际收支顺差额的增大,尽管台币升值,但台湾的外汇储备额却从1985年底的225.56亿美元增大到1987年底的767.48亿美元,两年之内增大了2.4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有三:第一,面向出口政策的倾斜:第二,外汇管制的“扭曲”:第三,游资的诱导心理[3]340。然而在1987年台湾当局放宽了外汇管制,外国投资蜂拥而至,见表3:
进出口顺差的增加与外资的大量涌入使得台湾社会发展的弊端体现出来,财团利用这些充足的资本进行大手笔炒作,如国泰人寿于1987年2月以高于底价三倍(每坪九十万)的价格标购南京东路的华航旁的土地,此举引爆了80年代末期的台湾土地飙涨[4]。根据萧新煌与刘华真的分析,1986年台湾第三次房地产价格飙涨主要是因为:1982年开始得由银行承办金融贷款给建筑业,并且1985年连续四次降低银行利率;20世纪80年代进出口连年顺差,造成岛内游资充斥;财团顺势炒作;1987年放宽外汇管制,国外资金大量涌入[5]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经济的“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化”决不是无条件的,在经济的“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化”的过程中及作为其后果,台湾经济患上了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综合症”,使它陷入了难以摆脱这些病症困扰的困境。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综合症”是在“经济开发独裁”下,光靠出口发展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工农差距的扩大、劳资问题的激化、环境破坏的严重化、投机行为的猖撅、拜金主义的蔓延、人才与资金的外流,等等,应是所谓“繁荣与破坏”并发,而且这些病症已经不可能在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得到解决了。就这一点上说,这蕴寓着台湾已面临进行政治社会变革的契机了[5]338。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造成1980年台湾房价飙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来看,政治权力着重于对其统治稳定的考量,经济权力者则关注于最大利益的攫取;从客观来看,台湾连年顺差所产生的大量外汇贮备和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使得房价加速上行势不可挡。换言之,权力的合谋为台湾房价的上涨提供了可能性,而游资和热钱为它提供了现实性。飙涨的房价逼迫着弱者发出呐喊, 1989年台湾的“无壳蜗牛”运动喊出了全世界无房者的心声,而高房价的幕后推手们是拿走蜗牛壳的元凶。
参考文献:
[1] 李承嘉. 台湾战后(1949—1997)土地政策分析[M].台北:正扬出版社,1998.
[2] 亨利·乔治. 进步与贫困[M]. 吴良建,王翼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 萧铮.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M].台北:中国地政研究所,1980.
[4] 汪慕恒,陈大冰. 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的典例分析[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
[5] 萧新煌,刘华真. 台湾的土地住宅问题与无住屋者运动的限制[J].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3,(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