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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生命结束时，它会像一阵烟随风散去吗?
我还要承受多久，主啊，我还要愤怒多久?
撒旦将给你一点小小的提示，然后他会快速进驻。
主啊，把我的盲目遮盖起来吧，让我看到自己不会流血。
——Bob Dylan《烦恼》
回到1964年，当时还是《国家观察者》自由撰稿人的亨特·汤普森，去爱达荷州的凯彻姆进行了一次朝圣之旅，查究为什么小说家海明威会在其索图斯岭的牧场小屋中，用他的12口径霰弹枪举枪自杀。在那段时期——刚左新闻主义还没有诞生，LSD也未现身江湖，“怪诞势力”还没有抬头，《滚石》的出现也是几年之后的事情，反文化潮流正在酝酿之中——亨特从海明威那里得到的远远多于其他作家对他的感召。他的头两部叙述性作品《水母王子》和《郎姆酒日记》，事实上完全是海明威式的——虽然其中也具有了他自己后来文体的雏形，但当时只能算是在萌芽状态，冷静的抨击和醉酒式的幽默像扭曲的双刃般搅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早年作品中，亨特只是在对这个迷惘一代的偶像进行拙劣的模仿。喝了威士忌的海明威可能会去非洲大草原猎狮子，而沉迷于朗姆酒的汤普森能做的，却只是咒骂着赶跑活跃在波多黎各街道满溢垃圾之上的老鼠。离开白杨镇，旅行700英里之后，最终到达海明威位于阿尔卑斯山已经荒废的牧人小屋的亨特，陷入了狂热，几乎是视线模糊的状态。但在对当地人进行了两天的采访后，他对自己偶像在最后岁月的忧伤有了实质性的了解， “他是个年老，多病，还很麻烦的人，”亨特写道，“对他而言，已经没有让他觉得满意的事物存在了。”
除了为《国家观察者》报道“爸爸”之死外，亨特忙着干的另一件事是，带有象征意味的偷窃行为，基本上他光顾的小屋大楼都没能幸免，而且他瞄上的是高端纪念品：骄傲地挂在海明威屋子门口的一对鹿角。“我拿走了，”亨特在1998年时向我承认，“忘记什么与公牛狂奔，与金枪鱼搏斗，或者屠宰犀牛的故事吧，我拿了海明威的鹿角，与之同来的是一种对文学的无限责任感，现在，我和他之间是一种他妈的竞争关系。那对鹿角后来碎了，再也回复不了从前的样子。”
1993年，当我第一次见到亨特时，他向我展示了那对鹿角，当时我正带着27个学生，乘两辆大巴进行穿越美国，历时三个月，总里程15000英里的教育性冒险之旅。这次旅行的部分课程就是去那些著名作家的住所会见他们，并讨论他们的文学创作：我们在纽约拜访了托妮·莫里森，在康涅狄格拜访了亚瑟·米勒，还有伊利诺斯州的斯塔兹·特克尔，堪萨斯州的威廉·巴罗斯，饿勒冈州的肯·克西，但我的学生最感兴奋的还是对猫头鹰农场的拜访。
按照亨特的指示，我们把车停在了伍迪克里克酒馆的前面，然后跋涉进去吃千酪汉堡包。一个小时后，他来了，招牌形象，泰利帽，匡威运动鞋，手里拿一大瓶芝华士威士忌。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正不怀好意地扫来扫去，似乎在为当晚寻找一些好玩的笑料。我的一个学生，头发染成荧光蓝，问亨特，在写《赌城情仇》时，他是否真的“吸乙醚”。亨特斜眼看着他，“你最好当个好孩子，”他装作不耐烦地说，“非——常——好的那种，否则你就会变成一个下流的屁眼货，还是蓝头发的。”尽管有点窘迫，但那个学生显然很满意这个回答，他低下头，羞红了脸，但大声说，“我是好孩子!”亨特吃吃笑着，走到他旁边，牢牢抓住他的后脖子：“我们看着呢，小家伙，我们看着呢。”
后来亨持把我叫到外面，在他的吉普车里，就我的这个“学院马戏团”和我私下交换意见。他给我喝威士忌，还有吗啡，对我提出了父亲般的忠告。“对这帮小朋克，你做的事很好。但你要凶一点，要学会扇这些小王八蛋，不要和他们多说废话。”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这是海特·亚许柏里(旧金山的一个街区)和‘爱之夏’那个戴着桂冠的诗人吗?”他身上一点嬉皮味都没有，牙齿间牢牢咬着一个烟斗，他看上去——甚至听起来——奇怪地像是刚用过安非他明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不久，亨特开始注意上了我这个车轮教室中的女孩子们，邀请我们所有人去他的猫头鹰农场喝饮料，几个学生担心他会在百事可乐里注射毒品——他没有这么做，但他掏出自己的点45手枪，命令他们列队，然后让他们一个接一个把他们带着的他写的书，有的是《恐惧与憎恶：跟踪1972年的总统竞选》，有的是《毁灭的歌》，等等，倚着一棵树摆好，子弹打出去，所有的书上都留下了弹孔，每一发子弹射出之后，都伴着他的尖叫，让在场所有人神经都高度紧张。
大约在午夜，经过几个小时交谈后，我们彼此成为对方忠实的朋友。亨特要求我帮他编辑他关于比尔·克林顿的新书，名字叫《比性好一点：一个政治瘾君子的自白书》。我说没问题，那是我的荣幸。从1993年到2005年，我们俩通常每周谈话5到6次。我们都是夜间动物，像亨特常说的，要看一个人是不是你真正的朋友，凌晨两点是最好的检验时刻。我们闲谈的大部分内容是政治和体育，还有他自己的烦恼。他看待任何事物都是站在与传统智慧截然相反的角度，他称这是他的“180度哲学”。无论美国的政客或媒体专家公然宣称什么，他相信，真理，百分百存在于与之不同的方向。尽管不是反对派，但亨特还是能一眼看穿任何所谓“关爱计划”或“有组织工会思潮”的逐渐没落。“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他总说，在他看来，现实总是比小说描绘的世界更怪诞。然而，不同于我见过的很多其他作家，他对同行完全没有羡慕或嫉妒的情绪，总是希望所有作家都能功成名就。他后来的很多书都是由我做编辑的，包括对他海量书信的整理，已经出版的有《恐惧与憎恶之信卷一》和《对美国的恐惧与憎恶：刚左信件卷二》。这些书进一步凸显了亨特的才能——他的文学地位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不断攀升，那种专横的散文体自成一派，笔锋锐利的讽刺作家之位更是无人可撼。但对亨特而言，却也是个变得越来越孤独的过程——他的核心战友团日渐凋落，奥利佛·崔贝克，肯·克西，沃伦·泽文都走了，突然间，反文化元老只留亨特一人尚存人间，对这个必须由他一人担当的可怖角色，亨特的不适感一日重似一日，对于被命名为“新潮旧事”的唯一发言人，他心里充满了厌恶。
我还要承受多久，主啊，我还要愤怒多久?
撒旦将给你一点小小的提示，然后他会快速进驻。
主啊，把我的盲目遮盖起来吧，让我看到自己不会流血。
——Bob Dylan《烦恼》
回到1964年，当时还是《国家观察者》自由撰稿人的亨特·汤普森，去爱达荷州的凯彻姆进行了一次朝圣之旅，查究为什么小说家海明威会在其索图斯岭的牧场小屋中，用他的12口径霰弹枪举枪自杀。在那段时期——刚左新闻主义还没有诞生，LSD也未现身江湖，“怪诞势力”还没有抬头，《滚石》的出现也是几年之后的事情，反文化潮流正在酝酿之中——亨特从海明威那里得到的远远多于其他作家对他的感召。他的头两部叙述性作品《水母王子》和《郎姆酒日记》，事实上完全是海明威式的——虽然其中也具有了他自己后来文体的雏形，但当时只能算是在萌芽状态，冷静的抨击和醉酒式的幽默像扭曲的双刃般搅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早年作品中，亨特只是在对这个迷惘一代的偶像进行拙劣的模仿。喝了威士忌的海明威可能会去非洲大草原猎狮子，而沉迷于朗姆酒的汤普森能做的，却只是咒骂着赶跑活跃在波多黎各街道满溢垃圾之上的老鼠。离开白杨镇，旅行700英里之后，最终到达海明威位于阿尔卑斯山已经荒废的牧人小屋的亨特，陷入了狂热，几乎是视线模糊的状态。但在对当地人进行了两天的采访后，他对自己偶像在最后岁月的忧伤有了实质性的了解， “他是个年老，多病，还很麻烦的人，”亨特写道，“对他而言，已经没有让他觉得满意的事物存在了。”
除了为《国家观察者》报道“爸爸”之死外，亨特忙着干的另一件事是，带有象征意味的偷窃行为，基本上他光顾的小屋大楼都没能幸免，而且他瞄上的是高端纪念品：骄傲地挂在海明威屋子门口的一对鹿角。“我拿走了，”亨特在1998年时向我承认，“忘记什么与公牛狂奔，与金枪鱼搏斗，或者屠宰犀牛的故事吧，我拿了海明威的鹿角，与之同来的是一种对文学的无限责任感，现在，我和他之间是一种他妈的竞争关系。那对鹿角后来碎了，再也回复不了从前的样子。”
1993年，当我第一次见到亨特时，他向我展示了那对鹿角，当时我正带着27个学生，乘两辆大巴进行穿越美国，历时三个月，总里程15000英里的教育性冒险之旅。这次旅行的部分课程就是去那些著名作家的住所会见他们，并讨论他们的文学创作：我们在纽约拜访了托妮·莫里森，在康涅狄格拜访了亚瑟·米勒，还有伊利诺斯州的斯塔兹·特克尔，堪萨斯州的威廉·巴罗斯，饿勒冈州的肯·克西，但我的学生最感兴奋的还是对猫头鹰农场的拜访。
按照亨特的指示，我们把车停在了伍迪克里克酒馆的前面，然后跋涉进去吃千酪汉堡包。一个小时后，他来了，招牌形象，泰利帽，匡威运动鞋，手里拿一大瓶芝华士威士忌。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正不怀好意地扫来扫去，似乎在为当晚寻找一些好玩的笑料。我的一个学生，头发染成荧光蓝，问亨特，在写《赌城情仇》时，他是否真的“吸乙醚”。亨特斜眼看着他，“你最好当个好孩子，”他装作不耐烦地说，“非——常——好的那种，否则你就会变成一个下流的屁眼货，还是蓝头发的。”尽管有点窘迫，但那个学生显然很满意这个回答，他低下头，羞红了脸，但大声说，“我是好孩子!”亨特吃吃笑着，走到他旁边，牢牢抓住他的后脖子：“我们看着呢，小家伙，我们看着呢。”
后来亨持把我叫到外面，在他的吉普车里，就我的这个“学院马戏团”和我私下交换意见。他给我喝威士忌，还有吗啡，对我提出了父亲般的忠告。“对这帮小朋克，你做的事很好。但你要凶一点，要学会扇这些小王八蛋，不要和他们多说废话。”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这是海特·亚许柏里(旧金山的一个街区)和‘爱之夏’那个戴着桂冠的诗人吗?”他身上一点嬉皮味都没有，牙齿间牢牢咬着一个烟斗，他看上去——甚至听起来——奇怪地像是刚用过安非他明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不久，亨特开始注意上了我这个车轮教室中的女孩子们，邀请我们所有人去他的猫头鹰农场喝饮料，几个学生担心他会在百事可乐里注射毒品——他没有这么做，但他掏出自己的点45手枪，命令他们列队，然后让他们一个接一个把他们带着的他写的书，有的是《恐惧与憎恶：跟踪1972年的总统竞选》，有的是《毁灭的歌》，等等，倚着一棵树摆好，子弹打出去，所有的书上都留下了弹孔，每一发子弹射出之后，都伴着他的尖叫，让在场所有人神经都高度紧张。
大约在午夜，经过几个小时交谈后，我们彼此成为对方忠实的朋友。亨特要求我帮他编辑他关于比尔·克林顿的新书，名字叫《比性好一点：一个政治瘾君子的自白书》。我说没问题，那是我的荣幸。从1993年到2005年，我们俩通常每周谈话5到6次。我们都是夜间动物，像亨特常说的，要看一个人是不是你真正的朋友，凌晨两点是最好的检验时刻。我们闲谈的大部分内容是政治和体育，还有他自己的烦恼。他看待任何事物都是站在与传统智慧截然相反的角度，他称这是他的“180度哲学”。无论美国的政客或媒体专家公然宣称什么，他相信，真理，百分百存在于与之不同的方向。尽管不是反对派，但亨特还是能一眼看穿任何所谓“关爱计划”或“有组织工会思潮”的逐渐没落。“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他总说，在他看来，现实总是比小说描绘的世界更怪诞。然而，不同于我见过的很多其他作家，他对同行完全没有羡慕或嫉妒的情绪，总是希望所有作家都能功成名就。他后来的很多书都是由我做编辑的，包括对他海量书信的整理，已经出版的有《恐惧与憎恶之信卷一》和《对美国的恐惧与憎恶：刚左信件卷二》。这些书进一步凸显了亨特的才能——他的文学地位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不断攀升，那种专横的散文体自成一派，笔锋锐利的讽刺作家之位更是无人可撼。但对亨特而言，却也是个变得越来越孤独的过程——他的核心战友团日渐凋落，奥利佛·崔贝克，肯·克西，沃伦·泽文都走了，突然间，反文化元老只留亨特一人尚存人间，对这个必须由他一人担当的可怖角色，亨特的不适感一日重似一日，对于被命名为“新潮旧事”的唯一发言人，他心里充满了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