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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先生晚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2009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听课，看望师生时的讲话中说，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的都很好。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每每想到这些，就“感到很内疚”。
温总理的内疚发人深省，钱学森之问不容回避。从某种意义上讲，“钱学森之问”和温总理的“内疚”是一道严肃的考题，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来认真解答。
中国的教育体制之所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因有很多，但我认为主要是“一棒四化”导致杰出人才难出。所谓“一棒”，即“高考指挥棒”；“四化”即“教育产业化、教育机构官僚化、教育资源垄断化、高校扩招奢侈化”。
高考“指挥棒”下难出杰出人才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目前，高考这根“指挥棒”指挥的不仅仅是学校、学生及其家长，而且成了所有人求学路上的“指挥棒”。
今天的高考制度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封建科举制度，但显而易见，它受到了封建科举制度很大的影响。一位外国教师说，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外国学生一直在问，中国学生一直在听。中国学生原来也会问的，只是老师要求“安静”听讲，于是一直很“安静”。于是，学生的创造性和许多“天赋”，被高考“指挥棒”慢慢地磨灭了。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曾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做一次访谈。这些学生都是两国高中生中的顶尖人物。在价值取向的考评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5个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之外，其余全都选择了财富和权力，却没有一个人选择真理和智慧。以权力和财富为价值取向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杰出人才的。中国需要更多敢于突破传统，敢于说真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有不同的声音是好事情，只要是真实客观的表达，就应该认真听取。国家应该鼓励那些有学识、有见解的人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把其中的可取之处不断完善到法律和法规当中去。要培养个性化创新型人才，就要先准备好其适合根植和生长的土壤，想提高科学素质，就要先从提高人的思想和意识上开始。
“应试教育”是高考“指挥棒”下的必然产物。“应试教育”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从1990年算起，教育部就先后八次提出要减轻学生负担，但是学生负担还是越来越重。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由高考这一“指挥棒”主导的以考试作为检验一个人的学识或能力的唯一标准的体制——“考试”在这一教育体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可否认，“考试”曾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随着考试的制度化与程式化，其消极作用则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要上名牌大学一定要考高分。有时，一两分之差，就会把一个优秀的学生从重点大学甩到地方的非重点大学。对此，中科大前校长朱清时感慨：名校的高分压力使得很多优秀的人才被扼杀了。他表示：“不要为了多考一二十分，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力，浪费了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僵化，让他们沦为考试的机器。”
尽管现在“素质教育”的口号叫得山响，但由于高考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高悬在老师、学生和家长们的头顶，因此，“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现状仍旧没有改变。在体制惯性与改革呼声的双重压力下，造成了目前这种“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局面。专家认为，改革要由上及下，先从大学教育改起。高考指挥棒摆在那里，大学教育改变后，才能推动基础教育随之改变。
教育产业化难出杰出人才
教育的产业化改革，把大学当作企业来管理是我们教育科研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失误。
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引向“一切向钱看”的歧途。大学本应是一个学术的殿堂、科研的产床，丽这种产业化导向的体制性改革，却把我们的高等教育引到了“一切为了挣钱”的歧途上去。挣钱取代了学术而成为了这种产业化运作的中心目的，教育成了我国一个大型的“收款机”。不少家庭因为子女上学的拖累而致了贫，负了债。一些当校长的只想着盖楼扩招捞钱，一些当教授的只想着弄个头衔搞个项目或办个培训班挣钱，上上下下都掉进“钱眼”中去了，至于学术上的原创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又怎能抵挡得住这种眼前唾手可得的各种名利钱财的诱惑呢!尤其普遍的是，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一些教授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能挣外快的工作上了，份内授课倒成了副业。还有的学校，利益驱使下大量扩招，结果造成师生比例严重失调。一个导师竟然要带三四十个研究生，因而“半瓶子醋”的所谓硕导、博导也不得不走上讲台。此种所为，“出杰出人才”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教育产业化导致学术腐败和人才观异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被提上日程。一时间从上到下，高学历成了仕途发达的“通行证”。而且录用、选择干部的门槛也水涨船高，先是“学士”，后是“硕士”，再到现在的“博士”。然而，这些“硕士”“博士”头衔，有权的人花钱就能买到。因此，这些看似华丽的高学位却缺少了昔日的含金量，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且越发成为官场“灾难”。这也是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恶果。
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初衷是要以此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体现国家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然而，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不断被扭曲被异化。选拔官员成了不问官员执政能力、无视群众意见、只要高学历的“文凭崇拜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的“奇迹”便出现了。
据教育部的统计公报称，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万人，到了2004年，已猛增至16.56万人。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也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升至世界第一。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继续加大对教育事业支持力度下，高校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博士适当扩招也属正常。但博士“大跃进”却违背了教育的发展规律，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腐败。学术官僚化越来越积重难返，学术不能自治，学术更难独立。学术成了行政的附庸，教育资源垄断化使得官员获取文凭犹如囊中取物。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之下，学位的授予变成了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筹码。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术以权威谋资源。于是，诸如“不上课不做论文也能毕业和提前毕业”等许多常人不可想象的“教育怪象”就这样发生了。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而一些党政干部仅仅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也正是在“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层出不穷之下，高学历的年轻高官屡被质疑。
教育产业化导致大批农村孩子失学。温家宝总理曾表示：“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 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农村学生比重下降的原因何在?一个重要原因是搞了教育产业化，教育乱收费、高收费，农村孩子读不起书了。中小学撤并，所谓集中力量办重点，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乡镇，只保留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农村孩子一年级就要离家住校就读。过去就近、就地入学，大多走读，家长负担轻。大学里农村来的学生少，是因为小学、中学辍学严重。上海教育科学院的有关专家推算证实：近年来每年大约有500万农村适龄儿童未完成初中教育，其中近200万人未完成6年小学教育。由东北师范大学主持的一项对全国6个典型县初中失学状况的调查，更显示了辍学现象之严重：第一，所有的县初中三年的辍学率都超过了教育部关于“不得超过3％”的底线，其中4个县高于20％，2个县高于30％，1个县超过50％；第二，同一县内辍学率的城乡差异非常明显，有3个县的县城低于l％，其中两个为O，而另一方的农村，即使较好的两个县也在4％左右，最高的则超过60％，某乡中学初中入学时有254人，毕业时只剩下68人，辍学率高达73.2％；第三，隐性辍学的现象比较突出，有的县为了降低统计报表中的辍学率，实行“分流”，将升学有望的学生单独组班备考。余者则组成职业技术班，可以不上学，但可以拿到毕业证……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高校在校生应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杰出人才就少了一个重要来源。
教育机构官僚化难出杰出人才
温总理说，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这句话无疑触到了教育行政化管理的病根所在。毋庸讳言，在现今的管理体制下，大学乃至中小学的官僚化十分严重，校长的官员身份也非常突出，与“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标准相去甚远。教育主管部门如何改革管理体制，让更多的教育家而非行政官员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让学校“去行政化”、“去市场化”，就成了破解教育难题的当务之急。官本位的教育体系，再怎么搞，水平也不可能达到一流。要认识到的一点，中国教育科研为什么在过去30多年搞不好，正是因为大学官僚化严重影响了大学大师级人物的生存环境。不当官意味着没有资源可以发展，一旦当官，就被大会小会以及各种行政事务缠身，再也无法也不愿意专心于科研和教学中去。
由于我国的教育大多是公办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公办学校的管理体制，就很自然地套用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管理模式。清华、北大是副部级的，一般本科院校是正厅级的，专科院校是副厅级的，完全中学行政级别相当县级，单设初中相当科级。学校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负责人也套用党政机关干部管理办法，并享受对应的行政干部级别待遇。学校内部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也像同一行政级别的政府机关。机构小而全，因人设事，人浮于事。干部职务终身制，能上不能下，书记、校长等免职后仍享受原职级待遇。在这种官本位学校体制下，教育思想陈旧，管理水平低下，教育工作质量和效率整体低劣；工作不思进取，不负责任，缺乏活力；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普遍存在。
为什么在美国那么多院士，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这个或者那个行政头衔，而只有一些学术性的头衔?他们是当不了“官”吗?不是，而是嫌时间被做“官”的杂事占用了，影响自己教学研究的投入。中国大学官僚体制不是以教育科研来论道，而是以行政长官的“命令”来治校。武汉大学发生的腐败窝案说明，高校腐败问题的根源来自高校的官僚化。有专家断言，如果大学官僚化这个体制问题不解决，5年、10年再看中国大学的状况，依然无法跟世界一流大学竞争，依然出不了杰出人才。
教育资源垄断化难出杰出人才
教育资源垄断有违教育公平原则。垄断教育资源必然导致部分名校掠夺教育资源，“十五”期间，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四所名校分别获得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投资18亿元，可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
专家认为，政府经费过于集中于几所所谓的名校，并不见得是好事。比如说，如果给一亩田增施一次肥可以增产百分之五十，增施两次肥可以增产百分之六十，增施十次肥也顶多增产百分之七十。教育是一个特殊行业，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如果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少数名校，结果并不一定会使名校办得有多好，如此而为，那就变成“无效施肥”了。
垄断阻碍了竞争。从理论上讲，教育管理部门应对教育进行整体的调控、引导、协调和监督，而不是直接干预学校内部的管理，但由于公立学校的产权属性，政府很难做到让学校自主办学，容易形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从高等教育的情况来看。目前中国的大专院校除了少数民办大学之外(所占比例在1％以下)，基本上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所有。即使是这少数的民办大学，也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专业、学位授予权的严格管制，不仅控制了学校的发展规模与速度，而且控制了学校的发展方向。教育的完全垄断必然会弱化学校教育的自主性，抑制增加教育供给的积极性。例如，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英语教学方面我们的中等、高等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北京的出国人员中有75％的英语是经过新东方培训的。要想解决教育难出杰出人才问题，必须彻底废除教育资源的垄断，实现教育格局多元化。
教育资源垄断导致巨额教育经费流失。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呈现两大特点：一方面总量投入不足。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投入只占GDP百分之二点几，距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五和联合国提出的百分之六，相差甚远，另一方面是资金的严重流失和浪费。这些年教育投入从绝对数值看还是有明显增加的。但有效利用率却很低。一是投入偏重城市，偏重大学校，偏僻落后急需资金的基层及小学校反而得不到资金，二是自上而下投入的资金在权力的操控下层层截留，到了最需要钱搞教育的第一线学校，钱却所剩无几。三是本来投入到位的有限资金还使用不到刀刃上，往往被严重的贪污侵占和铺张浪费耗掉了。比如义务教育基建工程，盖出那么多的豆腐渣教学大楼，其中建楼经费流进了个人腰包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
垄断使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难以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难点在广大农村。我国教育经费实行县财政(有一阶段是乡财政)包干，由于农村许多地方相当贫困，经济发展落后，在财政支出吃紧、教师工资难以发放的情况下，当地政府通过从收取的学杂费中提出一部分来发放教师工资，以弥补财政亏空，造成学杂费一年比一年增多。农民在上交了各种摊派费用以后，很难拿出那么多钱让孩子上学。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局面：一方面是农民用自己的血汗钱修建校舍，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子女害怕高昂的学杂费而不敢踏进学校。
大学扩招无序化难出杰出人才
近几年，为扩大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和提高办学质量，国家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连续大幅度扩招。扩招虽然圆了更多人的大学梦，刺激了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许多大学超负荷运转，办学质量明显下降。在“规模等于效益”的口号下，有些院校虽不具备起码的办学条件，却拼命扩大招生规模，上新专业，建豪华大楼。二是高校大范围合并。高校合并的目的应是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打造教育航母。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合并的另一面，没有任何牵连的两个院校被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拉郎配”；一个连专科生都招不够的专科学校，一夜间成了某知名大学的一个系，并且当年就大招特招本科生，让人感觉，这样赚钱比开办一家皮包公司还容易。
目前，全国高校普遍存在的以扩招为名义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奢侈化，实在令人触目惊心。花园学校，贵族学校，万丈高楼平地起，往往几个人一拍脑袋几千万几个亿的工程就上马了，丝毫不计后果，其中的铺张浪费，其中的中饱私囊谁都说不清，这么巨额的资产管理却缺乏基本的透明度，混乱自不待言。收钱多了，花钱更多，收入远远不能敷出，高收费反而造成更大的经费亏空。资料显示，全国高校欠银行债务已达2500亿，有的高校已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有的大学不惜举债千万元去建一个校门，却不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图书馆、实验室建设，结果导致科研和教学水平严重退化，大学成了文凭“批发商”，学生还没毕业就天天跑人才市场找饭碗，而不是在课堂或者图书馆潜心学习，这怎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在如此的状态下，还能相信有良好的教学质量，有兴旺的教育事业吗?杰出人才从何而出?忧哉难哉。
温总理的内疚发人深省，钱学森之问不容回避。从某种意义上讲，“钱学森之问”和温总理的“内疚”是一道严肃的考题，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来认真解答。
中国的教育体制之所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因有很多，但我认为主要是“一棒四化”导致杰出人才难出。所谓“一棒”，即“高考指挥棒”；“四化”即“教育产业化、教育机构官僚化、教育资源垄断化、高校扩招奢侈化”。
高考“指挥棒”下难出杰出人才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目前，高考这根“指挥棒”指挥的不仅仅是学校、学生及其家长，而且成了所有人求学路上的“指挥棒”。
今天的高考制度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封建科举制度，但显而易见，它受到了封建科举制度很大的影响。一位外国教师说，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外国学生一直在问，中国学生一直在听。中国学生原来也会问的，只是老师要求“安静”听讲，于是一直很“安静”。于是，学生的创造性和许多“天赋”，被高考“指挥棒”慢慢地磨灭了。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曾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做一次访谈。这些学生都是两国高中生中的顶尖人物。在价值取向的考评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5个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之外，其余全都选择了财富和权力，却没有一个人选择真理和智慧。以权力和财富为价值取向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杰出人才的。中国需要更多敢于突破传统，敢于说真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有不同的声音是好事情，只要是真实客观的表达，就应该认真听取。国家应该鼓励那些有学识、有见解的人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把其中的可取之处不断完善到法律和法规当中去。要培养个性化创新型人才，就要先准备好其适合根植和生长的土壤，想提高科学素质，就要先从提高人的思想和意识上开始。
“应试教育”是高考“指挥棒”下的必然产物。“应试教育”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从1990年算起，教育部就先后八次提出要减轻学生负担，但是学生负担还是越来越重。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由高考这一“指挥棒”主导的以考试作为检验一个人的学识或能力的唯一标准的体制——“考试”在这一教育体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可否认，“考试”曾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随着考试的制度化与程式化，其消极作用则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要上名牌大学一定要考高分。有时，一两分之差，就会把一个优秀的学生从重点大学甩到地方的非重点大学。对此，中科大前校长朱清时感慨：名校的高分压力使得很多优秀的人才被扼杀了。他表示：“不要为了多考一二十分，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力，浪费了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僵化，让他们沦为考试的机器。”
尽管现在“素质教育”的口号叫得山响，但由于高考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高悬在老师、学生和家长们的头顶，因此，“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现状仍旧没有改变。在体制惯性与改革呼声的双重压力下，造成了目前这种“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局面。专家认为，改革要由上及下，先从大学教育改起。高考指挥棒摆在那里，大学教育改变后，才能推动基础教育随之改变。
教育产业化难出杰出人才
教育的产业化改革，把大学当作企业来管理是我们教育科研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失误。
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引向“一切向钱看”的歧途。大学本应是一个学术的殿堂、科研的产床，丽这种产业化导向的体制性改革，却把我们的高等教育引到了“一切为了挣钱”的歧途上去。挣钱取代了学术而成为了这种产业化运作的中心目的，教育成了我国一个大型的“收款机”。不少家庭因为子女上学的拖累而致了贫，负了债。一些当校长的只想着盖楼扩招捞钱，一些当教授的只想着弄个头衔搞个项目或办个培训班挣钱，上上下下都掉进“钱眼”中去了，至于学术上的原创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又怎能抵挡得住这种眼前唾手可得的各种名利钱财的诱惑呢!尤其普遍的是，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一些教授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能挣外快的工作上了，份内授课倒成了副业。还有的学校，利益驱使下大量扩招，结果造成师生比例严重失调。一个导师竟然要带三四十个研究生，因而“半瓶子醋”的所谓硕导、博导也不得不走上讲台。此种所为，“出杰出人才”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教育产业化导致学术腐败和人才观异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被提上日程。一时间从上到下，高学历成了仕途发达的“通行证”。而且录用、选择干部的门槛也水涨船高，先是“学士”，后是“硕士”，再到现在的“博士”。然而，这些“硕士”“博士”头衔，有权的人花钱就能买到。因此，这些看似华丽的高学位却缺少了昔日的含金量，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且越发成为官场“灾难”。这也是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恶果。
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初衷是要以此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体现国家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然而，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不断被扭曲被异化。选拔官员成了不问官员执政能力、无视群众意见、只要高学历的“文凭崇拜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的“奇迹”便出现了。
据教育部的统计公报称，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万人，到了2004年，已猛增至16.56万人。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也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升至世界第一。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继续加大对教育事业支持力度下，高校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博士适当扩招也属正常。但博士“大跃进”却违背了教育的发展规律，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腐败。学术官僚化越来越积重难返，学术不能自治，学术更难独立。学术成了行政的附庸，教育资源垄断化使得官员获取文凭犹如囊中取物。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之下，学位的授予变成了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筹码。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术以权威谋资源。于是，诸如“不上课不做论文也能毕业和提前毕业”等许多常人不可想象的“教育怪象”就这样发生了。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而一些党政干部仅仅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也正是在“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层出不穷之下，高学历的年轻高官屡被质疑。
教育产业化导致大批农村孩子失学。温家宝总理曾表示：“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 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农村学生比重下降的原因何在?一个重要原因是搞了教育产业化，教育乱收费、高收费，农村孩子读不起书了。中小学撤并，所谓集中力量办重点，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乡镇，只保留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农村孩子一年级就要离家住校就读。过去就近、就地入学，大多走读，家长负担轻。大学里农村来的学生少，是因为小学、中学辍学严重。上海教育科学院的有关专家推算证实：近年来每年大约有500万农村适龄儿童未完成初中教育，其中近200万人未完成6年小学教育。由东北师范大学主持的一项对全国6个典型县初中失学状况的调查，更显示了辍学现象之严重：第一，所有的县初中三年的辍学率都超过了教育部关于“不得超过3％”的底线，其中4个县高于20％，2个县高于30％，1个县超过50％；第二，同一县内辍学率的城乡差异非常明显，有3个县的县城低于l％，其中两个为O，而另一方的农村，即使较好的两个县也在4％左右，最高的则超过60％，某乡中学初中入学时有254人，毕业时只剩下68人，辍学率高达73.2％；第三，隐性辍学的现象比较突出，有的县为了降低统计报表中的辍学率，实行“分流”，将升学有望的学生单独组班备考。余者则组成职业技术班，可以不上学，但可以拿到毕业证……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高校在校生应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杰出人才就少了一个重要来源。
教育机构官僚化难出杰出人才
温总理说，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这句话无疑触到了教育行政化管理的病根所在。毋庸讳言，在现今的管理体制下，大学乃至中小学的官僚化十分严重，校长的官员身份也非常突出，与“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标准相去甚远。教育主管部门如何改革管理体制，让更多的教育家而非行政官员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让学校“去行政化”、“去市场化”，就成了破解教育难题的当务之急。官本位的教育体系，再怎么搞，水平也不可能达到一流。要认识到的一点，中国教育科研为什么在过去30多年搞不好，正是因为大学官僚化严重影响了大学大师级人物的生存环境。不当官意味着没有资源可以发展，一旦当官，就被大会小会以及各种行政事务缠身，再也无法也不愿意专心于科研和教学中去。
由于我国的教育大多是公办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公办学校的管理体制，就很自然地套用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管理模式。清华、北大是副部级的，一般本科院校是正厅级的，专科院校是副厅级的，完全中学行政级别相当县级，单设初中相当科级。学校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负责人也套用党政机关干部管理办法，并享受对应的行政干部级别待遇。学校内部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也像同一行政级别的政府机关。机构小而全，因人设事，人浮于事。干部职务终身制，能上不能下，书记、校长等免职后仍享受原职级待遇。在这种官本位学校体制下，教育思想陈旧，管理水平低下，教育工作质量和效率整体低劣；工作不思进取，不负责任，缺乏活力；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普遍存在。
为什么在美国那么多院士，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这个或者那个行政头衔，而只有一些学术性的头衔?他们是当不了“官”吗?不是，而是嫌时间被做“官”的杂事占用了，影响自己教学研究的投入。中国大学官僚体制不是以教育科研来论道，而是以行政长官的“命令”来治校。武汉大学发生的腐败窝案说明，高校腐败问题的根源来自高校的官僚化。有专家断言，如果大学官僚化这个体制问题不解决，5年、10年再看中国大学的状况，依然无法跟世界一流大学竞争，依然出不了杰出人才。
教育资源垄断化难出杰出人才
教育资源垄断有违教育公平原则。垄断教育资源必然导致部分名校掠夺教育资源，“十五”期间，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四所名校分别获得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投资18亿元，可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
专家认为，政府经费过于集中于几所所谓的名校，并不见得是好事。比如说，如果给一亩田增施一次肥可以增产百分之五十，增施两次肥可以增产百分之六十，增施十次肥也顶多增产百分之七十。教育是一个特殊行业，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如果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少数名校，结果并不一定会使名校办得有多好，如此而为，那就变成“无效施肥”了。
垄断阻碍了竞争。从理论上讲，教育管理部门应对教育进行整体的调控、引导、协调和监督，而不是直接干预学校内部的管理，但由于公立学校的产权属性，政府很难做到让学校自主办学，容易形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从高等教育的情况来看。目前中国的大专院校除了少数民办大学之外(所占比例在1％以下)，基本上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所有。即使是这少数的民办大学，也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专业、学位授予权的严格管制，不仅控制了学校的发展规模与速度，而且控制了学校的发展方向。教育的完全垄断必然会弱化学校教育的自主性，抑制增加教育供给的积极性。例如，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英语教学方面我们的中等、高等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北京的出国人员中有75％的英语是经过新东方培训的。要想解决教育难出杰出人才问题，必须彻底废除教育资源的垄断，实现教育格局多元化。
教育资源垄断导致巨额教育经费流失。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呈现两大特点：一方面总量投入不足。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投入只占GDP百分之二点几，距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五和联合国提出的百分之六，相差甚远，另一方面是资金的严重流失和浪费。这些年教育投入从绝对数值看还是有明显增加的。但有效利用率却很低。一是投入偏重城市，偏重大学校，偏僻落后急需资金的基层及小学校反而得不到资金，二是自上而下投入的资金在权力的操控下层层截留，到了最需要钱搞教育的第一线学校，钱却所剩无几。三是本来投入到位的有限资金还使用不到刀刃上，往往被严重的贪污侵占和铺张浪费耗掉了。比如义务教育基建工程，盖出那么多的豆腐渣教学大楼，其中建楼经费流进了个人腰包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
垄断使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难以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难点在广大农村。我国教育经费实行县财政(有一阶段是乡财政)包干，由于农村许多地方相当贫困，经济发展落后，在财政支出吃紧、教师工资难以发放的情况下，当地政府通过从收取的学杂费中提出一部分来发放教师工资，以弥补财政亏空，造成学杂费一年比一年增多。农民在上交了各种摊派费用以后，很难拿出那么多钱让孩子上学。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局面：一方面是农民用自己的血汗钱修建校舍，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子女害怕高昂的学杂费而不敢踏进学校。
大学扩招无序化难出杰出人才
近几年，为扩大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和提高办学质量，国家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连续大幅度扩招。扩招虽然圆了更多人的大学梦，刺激了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许多大学超负荷运转，办学质量明显下降。在“规模等于效益”的口号下，有些院校虽不具备起码的办学条件，却拼命扩大招生规模，上新专业，建豪华大楼。二是高校大范围合并。高校合并的目的应是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打造教育航母。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合并的另一面，没有任何牵连的两个院校被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拉郎配”；一个连专科生都招不够的专科学校，一夜间成了某知名大学的一个系，并且当年就大招特招本科生，让人感觉，这样赚钱比开办一家皮包公司还容易。
目前，全国高校普遍存在的以扩招为名义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奢侈化，实在令人触目惊心。花园学校，贵族学校，万丈高楼平地起，往往几个人一拍脑袋几千万几个亿的工程就上马了，丝毫不计后果，其中的铺张浪费，其中的中饱私囊谁都说不清，这么巨额的资产管理却缺乏基本的透明度，混乱自不待言。收钱多了，花钱更多，收入远远不能敷出，高收费反而造成更大的经费亏空。资料显示，全国高校欠银行债务已达2500亿，有的高校已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有的大学不惜举债千万元去建一个校门，却不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图书馆、实验室建设，结果导致科研和教学水平严重退化，大学成了文凭“批发商”，学生还没毕业就天天跑人才市场找饭碗，而不是在课堂或者图书馆潜心学习，这怎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在如此的状态下，还能相信有良好的教学质量，有兴旺的教育事业吗?杰出人才从何而出?忧哉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