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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一种美学的死亡，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更何况是曾为世界瞩目的经典之作。但如果考虑到，时世的更替乃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王国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常”真理；那么，宣告“冈仓天心的茶道美学”死了，应该也是稀松平常的小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宣判或枪毙冈仓天心的茶道美学，吾虽不才，甚愿为之。不过，在说明宣判缘由之前，我必须表达对冈仓天心的由衷敬意。其为人之豪情、志向，其事功之大成、精进及其对传统和精神的守护，都在说明他是举世少有的一流人物；他的《茶之书》（The Book of Tea）更是我发愿重译的生活美学经典。
但在今天的我看来，冈仓天心（1863-1913）的茶道美学，的的确确已经死了。
出身地方武士的冈仓7岁学英文，9岁读“四书”，29岁任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美术大学）的校长，39岁创办日本美术学院。41岁赴美前，冈仓为保护日本古社寺和古艺术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波士顿，冈仓天心蒙人称“波斯顿女王”的大富豪加德纳夫人庇护，任职波斯顿美术馆东洋部主任。在为加德纳夫人演示茶道、讲解茶艺的过程中，他创作了《茶之书》。此书写于日俄交战之际，为西方世界了解东洋民族好战性格之后的恬静深远之美，提供了一条艺术化的途径。1906年，该书在美出版后，风靡一时，入选教材，冈仓天心之名亦响彻欧美。然而，一百零五年后的今天，冈仓天心的茶道美学观却已然如同《茶之书》的绝唱结局：古稀之年的千利休大师面带微笑，口诵美辞，应君主秀吉之命而欣然自刎——这是东方精神美学的极致，却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即。
读者也许会觉得匪夷所思，若要回答今天的茶道美学应当是什么样的，便有必要返回到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原著中去找寻“茶道”的本貌。日本茶道由中国传入，这是不争的事实。唐德宗贞元21年（公元805年），日僧最澄到浙江学佛，回国时带回茶种，植于日本贺滋县（今池上茶园），此为日本茶之始。但冈仓说：“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联。”这显然是在说，作为艺术的、审美的“茶”在中国早已被“物化”了。冈仓将中国“物化”喝茶的时间定格在宋末，那时蒙古入主中原，传统文化颠沛流离，而一衣带水的岛国日本恰在此时继承了深远典雅的宋代茶文化。姑不论冈仓说法确切与否，从今天来看，市场、热钱、游资、炒作、暴利等因素的交织无疑构成了当下理解“茶”的语境；而近世中国对茶丧失精神意向，使其沦为“开门七件事”之一，便是这“物化”的基础。
冈仓天心又说：“到目前为止，东西方彼此差异的人心，却是在茶碗中，才真正地相知相遇”。全球化在一百年前出现端倪冈仓从茶碗中见叶知秋。在他逝世的半个世纪后，加拿大人麦克卢汉预言了“地球村”的到来；又一个五十年之后，世界一体化进程真实地呈现于我们面前。这时候，不仅是中国人为“物”所困扰，全世界都在资本的间隙中游走。鲍德里亚曾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艺术产品如地底喷泉一般涌现，以至“艺术和娱乐与日常生活混而为一”。冈仓时代的茶道，在这样的情形中，还仍是一门纯之、玄之、高之的超越性美学么？
在冈仓天心的笔下，茶道是一种饱含着对生命敬畏之情的生命美学。以冈仓言之，即是：“欲对一件杰作有所理解，必然要躬身屈膝，拜倒其前，就算仅是只字词组，也需屏息以待。”在这样的哲学要求下，茶道成为一种庄重的仪式，品饮乃是“体道”的过程。茶脱离了日常生活的色彩，进入高蹈的虚空之中，俯视人间尘埃。可是，在“物”的包围中，茶作为生活必需品的一部分，有什么资格做精神上的突围呢？冈仓说：“日常生活的庸碌平凡里，也存在着美好——对这种美感的仰慕，就是茶道茁生的源由”。我同意此话前半句的论断，但对后半句在今天的有效程度表示怀疑。
可以这么说，怀有仰慕、敬畏之情的美学是“生命美学”，而抱持品味、欣赏态度的审美则是“生活美学”。处于“物体系”之中的人们，即便经过百转千回的精神淬炼，也难以一亲生命美学之芳泽；而对于本就当是生活一组成部分的茶（道）来说，更是很难从“物”直接向“神”跨越。在当代，冈仓天心的茶道美学是不现实的；在当代，只有把茶（道）当做一种融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艺术，而非超越日用间的精神境界，才有可能使其成为审美活动的对象，才有可能挖掘那绿水香韵中的意涵。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能接受冈仓的如下名言：“本质上，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利休训子的故事。据说，千利休（1522-1591）之子绍安奉父命打扫庭径，至一尘不染，干净清洁；利休见此而怒斥，训其不懂洒扫的艺术——利休“步入庭中，抓住树干摇将起来，园内登时铺满红黄相间的落叶，片片皆是秋之锦缎”。这番说辞，妙则妙矣，可在日常生活之中，此种“自然”绝不自在，它迥然异于人类“生活”的本来面貌。因此，正如冈仓所言，“说来这只是不成敬意的薄礼，人们却不愿如此付出”。
人们为什么不愿如此付出呢？原因很简单，它与“物化”的现实相去太远，没有“生活”在其间搭桥，艺术距离我们实在不止千里万里。一百年前便是如此，更遑论而今。
“在茶道大师的看法中，若想真正欣赏艺术，唯有让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才有可能。因此，他们试图将自己日常生活的所有片段，精炼成茶室中那样高超的水平：不管在什么情形下，都要维持心海平静无波；一言一语，皆需谨慎注意，不可破坏整体氛围的和谐融洽；服装的剪裁方式与颜色选择、身体的姿势、走路的样子，凡此种种，透露的不是别的，正是你我的个人艺术特质，切不可等闲视之。因为，若不让自己也成为美丽的事物，又怎么有资格去接近、去追求美呢？茶道大师正是秉持着这样的想法，努力在这一点上超越艺术家：让自己成为艺术本身。这可说是一种追求唯美精神的禅意。”
冈仓天心没有拒斥“生活”，只是这生活在他的话语中却紧张兮兮地被等同于“艺术”。通过“谨慎注意”而“让自己成为让自己成为艺术本身”，在今天看来不说是梦呓，至少也与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毫不搭界。介甫言：“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茶的日常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切近生活的东西，其艺术性、美都来源于“生活”的自然。那不是叶满庭院的自然，而是人之舒畅的自然；不是自然的自然，而是人的自然。倘若真如“茶道大师”那般，举手投足间尽显所谓“艺术气质”，那么人之气质就要被破坏殆尽。故此，还是武夷山下朱熹夫子说得恰当：休认是病，自在最好。
转到茶文化的对外传播上来，这是当下高谈茶道美学者的重要面向：希冀借助“茶”的深刻意涵，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在冈仓天心看来，茶道美学与绘画、书法、插花、陶器、建筑等融为一体，讲求自然、从容、简朴、悠远，而与道家、禅宗关系密切，或者就是后者“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形式。这种带有虔诚信仰的茶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20世纪初的美国犹如“一声炮响”，为西方人了解异质性的东方打开了一扇足以窥见其精神世界的窗。然而，一百年过去了，且不论在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努力下，已有多少老外明了东方特色的庄禅思想之概貌；至少，作为一种言说策略，它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那种轰动效应。“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已经固化为西方对东方式思维的想象，特别是对经过了现象学-诠释学洗礼的当代欧美思想界而言，这种说辞恐怕已为陈词滥调之一种：东方哲学不再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由此，我们若还想利用冈仓天心的那套茶道美学体系去征服异邦文化的核心，多少有点痴人说梦。
“万物分崩离析，中心再难维系”（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爱尔兰诗人叶芝（W.B.Yeats）的这句名诗写于1921年，那时候距离冈仓天心创作《茶之书》整整15年。经过了一战的诗人，对社会精神的变迁显然比冈仓有了更多一层的把握。冈仓天心是幸运的，他在那场席卷全球的战争爆发前夕，离开了他深爱的人世。而那之后，欧洲人曾引以为傲的稳定的“天下体系”便土崩瓦解，华夏人坚固的世界观也被坚船利炮轰塌——其实，从那时候算起，文化的破碎就已经暗示了冈仓天心茶道美学的过时。
宣告冈仓天心茶道美学的死亡，于我绝非幸灾乐祸，而是有着无尽的惋惜。我是一个面朝传统的文化现实主义者。再过两年，就是冈仓天心逝世100周年暨诞辰150周年的纪念。我希望在那时自己重译的The Book of Tea（茶之书）能够顺利出版，以此告慰冈仓和我心中始终向往的那片鸢飞鱼跃的生命美学化境；而茶，无论何时，都是通往那里的一条路。
但在今天的我看来，冈仓天心（1863-1913）的茶道美学，的的确确已经死了。
出身地方武士的冈仓7岁学英文，9岁读“四书”，29岁任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美术大学）的校长，39岁创办日本美术学院。41岁赴美前，冈仓为保护日本古社寺和古艺术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波士顿，冈仓天心蒙人称“波斯顿女王”的大富豪加德纳夫人庇护，任职波斯顿美术馆东洋部主任。在为加德纳夫人演示茶道、讲解茶艺的过程中，他创作了《茶之书》。此书写于日俄交战之际，为西方世界了解东洋民族好战性格之后的恬静深远之美，提供了一条艺术化的途径。1906年，该书在美出版后，风靡一时，入选教材，冈仓天心之名亦响彻欧美。然而，一百零五年后的今天，冈仓天心的茶道美学观却已然如同《茶之书》的绝唱结局：古稀之年的千利休大师面带微笑，口诵美辞，应君主秀吉之命而欣然自刎——这是东方精神美学的极致，却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即。
读者也许会觉得匪夷所思，若要回答今天的茶道美学应当是什么样的，便有必要返回到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原著中去找寻“茶道”的本貌。日本茶道由中国传入，这是不争的事实。唐德宗贞元21年（公元805年），日僧最澄到浙江学佛，回国时带回茶种，植于日本贺滋县（今池上茶园），此为日本茶之始。但冈仓说：“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联。”这显然是在说，作为艺术的、审美的“茶”在中国早已被“物化”了。冈仓将中国“物化”喝茶的时间定格在宋末，那时蒙古入主中原，传统文化颠沛流离，而一衣带水的岛国日本恰在此时继承了深远典雅的宋代茶文化。姑不论冈仓说法确切与否，从今天来看，市场、热钱、游资、炒作、暴利等因素的交织无疑构成了当下理解“茶”的语境；而近世中国对茶丧失精神意向，使其沦为“开门七件事”之一，便是这“物化”的基础。
冈仓天心又说：“到目前为止，东西方彼此差异的人心，却是在茶碗中，才真正地相知相遇”。全球化在一百年前出现端倪冈仓从茶碗中见叶知秋。在他逝世的半个世纪后，加拿大人麦克卢汉预言了“地球村”的到来；又一个五十年之后，世界一体化进程真实地呈现于我们面前。这时候，不仅是中国人为“物”所困扰，全世界都在资本的间隙中游走。鲍德里亚曾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艺术产品如地底喷泉一般涌现，以至“艺术和娱乐与日常生活混而为一”。冈仓时代的茶道，在这样的情形中，还仍是一门纯之、玄之、高之的超越性美学么？
在冈仓天心的笔下，茶道是一种饱含着对生命敬畏之情的生命美学。以冈仓言之，即是：“欲对一件杰作有所理解，必然要躬身屈膝，拜倒其前，就算仅是只字词组，也需屏息以待。”在这样的哲学要求下，茶道成为一种庄重的仪式，品饮乃是“体道”的过程。茶脱离了日常生活的色彩，进入高蹈的虚空之中，俯视人间尘埃。可是，在“物”的包围中，茶作为生活必需品的一部分，有什么资格做精神上的突围呢？冈仓说：“日常生活的庸碌平凡里，也存在着美好——对这种美感的仰慕，就是茶道茁生的源由”。我同意此话前半句的论断，但对后半句在今天的有效程度表示怀疑。
可以这么说，怀有仰慕、敬畏之情的美学是“生命美学”，而抱持品味、欣赏态度的审美则是“生活美学”。处于“物体系”之中的人们，即便经过百转千回的精神淬炼，也难以一亲生命美学之芳泽；而对于本就当是生活一组成部分的茶（道）来说，更是很难从“物”直接向“神”跨越。在当代，冈仓天心的茶道美学是不现实的；在当代，只有把茶（道）当做一种融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艺术，而非超越日用间的精神境界，才有可能使其成为审美活动的对象，才有可能挖掘那绿水香韵中的意涵。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能接受冈仓的如下名言：“本质上，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利休训子的故事。据说，千利休（1522-1591）之子绍安奉父命打扫庭径，至一尘不染，干净清洁；利休见此而怒斥，训其不懂洒扫的艺术——利休“步入庭中，抓住树干摇将起来，园内登时铺满红黄相间的落叶，片片皆是秋之锦缎”。这番说辞，妙则妙矣，可在日常生活之中，此种“自然”绝不自在，它迥然异于人类“生活”的本来面貌。因此，正如冈仓所言，“说来这只是不成敬意的薄礼，人们却不愿如此付出”。
人们为什么不愿如此付出呢？原因很简单，它与“物化”的现实相去太远，没有“生活”在其间搭桥，艺术距离我们实在不止千里万里。一百年前便是如此，更遑论而今。
“在茶道大师的看法中，若想真正欣赏艺术，唯有让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才有可能。因此，他们试图将自己日常生活的所有片段，精炼成茶室中那样高超的水平：不管在什么情形下，都要维持心海平静无波；一言一语，皆需谨慎注意，不可破坏整体氛围的和谐融洽；服装的剪裁方式与颜色选择、身体的姿势、走路的样子，凡此种种，透露的不是别的，正是你我的个人艺术特质，切不可等闲视之。因为，若不让自己也成为美丽的事物，又怎么有资格去接近、去追求美呢？茶道大师正是秉持着这样的想法，努力在这一点上超越艺术家：让自己成为艺术本身。这可说是一种追求唯美精神的禅意。”
冈仓天心没有拒斥“生活”，只是这生活在他的话语中却紧张兮兮地被等同于“艺术”。通过“谨慎注意”而“让自己成为让自己成为艺术本身”，在今天看来不说是梦呓，至少也与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毫不搭界。介甫言：“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茶的日常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切近生活的东西，其艺术性、美都来源于“生活”的自然。那不是叶满庭院的自然，而是人之舒畅的自然；不是自然的自然，而是人的自然。倘若真如“茶道大师”那般，举手投足间尽显所谓“艺术气质”，那么人之气质就要被破坏殆尽。故此，还是武夷山下朱熹夫子说得恰当：休认是病，自在最好。
转到茶文化的对外传播上来，这是当下高谈茶道美学者的重要面向：希冀借助“茶”的深刻意涵，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在冈仓天心看来，茶道美学与绘画、书法、插花、陶器、建筑等融为一体，讲求自然、从容、简朴、悠远，而与道家、禅宗关系密切，或者就是后者“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形式。这种带有虔诚信仰的茶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20世纪初的美国犹如“一声炮响”，为西方人了解异质性的东方打开了一扇足以窥见其精神世界的窗。然而，一百年过去了，且不论在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努力下，已有多少老外明了东方特色的庄禅思想之概貌；至少，作为一种言说策略，它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那种轰动效应。“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已经固化为西方对东方式思维的想象，特别是对经过了现象学-诠释学洗礼的当代欧美思想界而言，这种说辞恐怕已为陈词滥调之一种：东方哲学不再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由此，我们若还想利用冈仓天心的那套茶道美学体系去征服异邦文化的核心，多少有点痴人说梦。
“万物分崩离析，中心再难维系”（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爱尔兰诗人叶芝（W.B.Yeats）的这句名诗写于1921年，那时候距离冈仓天心创作《茶之书》整整15年。经过了一战的诗人，对社会精神的变迁显然比冈仓有了更多一层的把握。冈仓天心是幸运的，他在那场席卷全球的战争爆发前夕，离开了他深爱的人世。而那之后，欧洲人曾引以为傲的稳定的“天下体系”便土崩瓦解，华夏人坚固的世界观也被坚船利炮轰塌——其实，从那时候算起，文化的破碎就已经暗示了冈仓天心茶道美学的过时。
宣告冈仓天心茶道美学的死亡，于我绝非幸灾乐祸，而是有着无尽的惋惜。我是一个面朝传统的文化现实主义者。再过两年，就是冈仓天心逝世100周年暨诞辰150周年的纪念。我希望在那时自己重译的The Book of Tea（茶之书）能够顺利出版，以此告慰冈仓和我心中始终向往的那片鸢飞鱼跃的生命美学化境；而茶，无论何时，都是通往那里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