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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清朝贪官和珅，不少人第一印象就觉得他富可敌国，大抵应该算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其实，清朝初期，漳州也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富豪——潘振承，他是有史料记载的18世纪“世界首富”。
据当时一位在华经商的法国商人发回巴黎《法国杂志》的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值300万法郎，一家的财产比起西欧一个国王的财产还要多。而自潘家第三代潘正炜当家之后，财产总数增至1亿法郎，而其广及华北各地财产尚未计在其中。乾隆时期是清代最鼎盛的王朝，以乾隆三十一年为例，国家年财政收入4854万两，年支出3451万两，年余1403万两。潘振承创办的同文行延续四代，后代继承遗产超过2000万元（墨西哥银元，约折1400万两中国白银）。拿十三行总商的财产与清王朝相比，真的可以算得上富可敌国。
潘振承又名潘启，字逊贤，号文岩，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白礁（今福建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白礁村潘厝人）。幼时家境较为贫苦，为了分担父亲的重担他早早辍学，到海边给人当船工。青年时期，潘振承自闽入粤，从事海外贸易。他曾往吕宋三次，贩卖丝茶。潘振承最初在十三行一家陈姓商行当协理，并深受老板的信任。后来陈姓行商获利归乡，潘振承遂开设同文行，逐渐积累下巨大的财富。细看潘振承经商的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商业经典案例。
潘振承的商业生涯是从南下菲律宾开始的，十三行行商之一——天宝行行主梁经国后人、著名经济史学家梁嘉彬所著《广州十三行考》一书引述了《潘氏族谱》的一段话，称潘振承“往吕宋国，往返三次”。三下菲律宾的经历使得潘振承学会了多国语言，与外国商人做生意可直接对话。这一项特长，使得他在诸多行商之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但是许多外国商人之所以喜欢跟潘振承进行贸易往来，主要还是因为潘振承笃守诚信，对质量不好的商品给予退赔，维护了商号的信誉。在当时，潘振承被外国商人称为“最可信赖的商人”，是“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
有了良好的信誉，外国商人经常预付定金给潘振承，而且预付款都在10万两白银（1万两白银等于200万英镑）以上，最多一次预付款达到60.15万两白银。乾隆十八年（1753年），潘振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成一笔贸易数额相当大的生意：生丝1192担、丝织品1900匹、南京布1500匹。仅生丝一项贸易额就达20.86万两白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闽、浙、沪海关，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规定“茶叶、生丝、土布、绸缎”出口，只能由洋商经办，使同文行等洋行获得了跨国垄断贸易的特权。当年6月，一艘西班牙商船运来约20万两西班牙银元，全部用于从潘振承手中购买大批南京布、丝织品和生丝等。有了雄厚的资金和源源不断的订单，潘振承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到18世纪60年代初，潘振承更加富有，逐渐成为广州洋商首富。
除了丝织品外，潘氏商行的茶叶在欧洲市场售价偏高，但仍供不应求。他诚实待商客，茶叶质量上乘。潘振承笃守“诚为先、信为本”“重言诺、重契约”的基本商业理念，对英公司每年从伦敦退回的废茶都如数赔偿。也正是从潘振承开始，在行商中退赔废茶成为惯例。
只知谨慎、不敢创新的人是无法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的。潘振承经商虽然稳扎稳打，但同时不失冒险精神。潘振承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开放意识，他善纳西方的新事物，引入商业成功的新思维。
18世纪60年代，英国东印度伦敦董事部汇票开始在广州使用，潘振承目睹了这种金融汇划以票据来办理信贷节奏快、效率高、资金安全兑现等优点，认为这是个商机，能够促进商号的发展。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潘振承将伦敦汇票用到了自己商号的国际贸易金融运作上，成为中国人使用汇票第一人。这在当时只知道使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是不可想象的。他使用汇票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结账，减少白银交易所带来的不便，进一步提高了贸易的结算效率，促进了资金的快速流转。
潘振承这个“敢为人先”的举动，使他的商业潜力大增。而在潘振承开始使用汇票十年后，美国才开始使用伦敦汇票。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潘振承被清政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是连续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洋商。他不再满足于守株待兔等着外商上门做交易，开始主动对外进行投资贸易。后来他不仅投资成为数艘西洋商船的大股东，还在瑞典设立海外贸易公司。可以说，潘振承是第一代“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跻身国际贸易大潮、投资海外的中国商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振承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客户，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官为外国商人对潘振承的尊称）”。闻名于世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曾到广州与潘振承进行贸易，他把自己的玻璃画像送给关系友好的瑞典商人。至今，潘振承的玻璃画像还保留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里，这是欧洲所有博物馆中唯一珍藏的一幅中国人画像。
外贸致富的潘振承，尊孔重儒，崇文兴学，结合商贸需要，自觉走上商儒结合道路，可谓广州最早的儒商代表。潘振承乐善好施，遵循儒商之道，富裕起来的他自始至终遵守清王朝的禁律，拒售鸦片、照章纳税，每年向清政府缴纳5.5万两税银，还经常捐银助军，最多一次捐献了3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
在处理商务的同时，潘振承也非常重视后代的教育。他经常捐资助学，鼓励子弟认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潘振承的几个儿子一满5岁，就得进入家塾苦读，他的次子潘有为就曾留下“五岁就傅授我书，冀我奋作千里驹”的诗句。潘有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考中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参与编校《四库全书》，且工书善画、喜诗好藏，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书画家、诗人、收藏家。
除了次子潘有为在文章上声名显赫，潘振承的另外一个儿子潘有度则成功地继承了同文行的全盘生意。可见潘有度在待人处事方面尽得父亲真传。著名文人张维屏（1780—1859）曾写道：“夷人到粤必先见潘启官。启官卒，容谷承父业。夷仍以启官称之。”
在潘振承的影响下，18至19世紀，潘氏家族文才辈出，人人有集，保持欣欣向荣的人文风尚，其中通过清代科举考试授翰林者4人、举人6人，收入近编《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多达24人，他们都成为自己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与国家命运、家族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呈现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学养，潘家也被史学界誉为广东省自清朝以来最显赫的家族。比如潘氏第三代潘正炜，自幼勤学善书，曾中副榜贡生，嗜好书画、碑帖的收藏与鉴裁，是广东有名的鉴赏家；潘氏第四代潘士成，行走政商两界，成为晚清有名的富商巨贾，目光深远，曾出资引种牛痘，并自行投资研制水雷。他还主持刻写了《海上仙馆丛书》，收入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合体新论》等一大批科学著作，为传播科学新知做出了重要贡献；潘氏第五代潘宝鋆、潘宝琳，曾登科得进士，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潘宝珩曾中举人，辛亥革命以后曾担任广州电力公司经理；潘氏第六代潘飞声，近代著名诗人、书画家，与罗瘿公、曾刚甫、黄晦闻、黄公度、胡展堂并称为“近代岭南六大家”，曾为柏林大学汉文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
潘家的商行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商行，百年薪火相传，潘振承在其中投入的心血可想而知。而好学守信的潘振承本人能从一介布衣到行商首领乃至当时的“世界首富”，其传奇经历更是值得后人称道。
据当时一位在华经商的法国商人发回巴黎《法国杂志》的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值300万法郎，一家的财产比起西欧一个国王的财产还要多。而自潘家第三代潘正炜当家之后，财产总数增至1亿法郎，而其广及华北各地财产尚未计在其中。乾隆时期是清代最鼎盛的王朝，以乾隆三十一年为例，国家年财政收入4854万两，年支出3451万两，年余1403万两。潘振承创办的同文行延续四代，后代继承遗产超过2000万元（墨西哥银元，约折1400万两中国白银）。拿十三行总商的财产与清王朝相比，真的可以算得上富可敌国。
潘振承又名潘启，字逊贤，号文岩，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白礁（今福建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白礁村潘厝人）。幼时家境较为贫苦，为了分担父亲的重担他早早辍学，到海边给人当船工。青年时期，潘振承自闽入粤，从事海外贸易。他曾往吕宋三次，贩卖丝茶。潘振承最初在十三行一家陈姓商行当协理，并深受老板的信任。后来陈姓行商获利归乡，潘振承遂开设同文行，逐渐积累下巨大的财富。细看潘振承经商的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商业经典案例。
潘振承的商业生涯是从南下菲律宾开始的，十三行行商之一——天宝行行主梁经国后人、著名经济史学家梁嘉彬所著《广州十三行考》一书引述了《潘氏族谱》的一段话，称潘振承“往吕宋国，往返三次”。三下菲律宾的经历使得潘振承学会了多国语言，与外国商人做生意可直接对话。这一项特长，使得他在诸多行商之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但是许多外国商人之所以喜欢跟潘振承进行贸易往来，主要还是因为潘振承笃守诚信，对质量不好的商品给予退赔，维护了商号的信誉。在当时，潘振承被外国商人称为“最可信赖的商人”，是“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
有了良好的信誉，外国商人经常预付定金给潘振承，而且预付款都在10万两白银（1万两白银等于200万英镑）以上，最多一次预付款达到60.15万两白银。乾隆十八年（1753年），潘振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成一笔贸易数额相当大的生意：生丝1192担、丝织品1900匹、南京布1500匹。仅生丝一项贸易额就达20.86万两白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闽、浙、沪海关，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规定“茶叶、生丝、土布、绸缎”出口，只能由洋商经办，使同文行等洋行获得了跨国垄断贸易的特权。当年6月，一艘西班牙商船运来约20万两西班牙银元，全部用于从潘振承手中购买大批南京布、丝织品和生丝等。有了雄厚的资金和源源不断的订单，潘振承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到18世纪60年代初，潘振承更加富有，逐渐成为广州洋商首富。
除了丝织品外，潘氏商行的茶叶在欧洲市场售价偏高，但仍供不应求。他诚实待商客，茶叶质量上乘。潘振承笃守“诚为先、信为本”“重言诺、重契约”的基本商业理念，对英公司每年从伦敦退回的废茶都如数赔偿。也正是从潘振承开始，在行商中退赔废茶成为惯例。
只知谨慎、不敢创新的人是无法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的。潘振承经商虽然稳扎稳打，但同时不失冒险精神。潘振承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开放意识，他善纳西方的新事物，引入商业成功的新思维。
18世纪60年代，英国东印度伦敦董事部汇票开始在广州使用，潘振承目睹了这种金融汇划以票据来办理信贷节奏快、效率高、资金安全兑现等优点，认为这是个商机，能够促进商号的发展。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潘振承将伦敦汇票用到了自己商号的国际贸易金融运作上，成为中国人使用汇票第一人。这在当时只知道使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是不可想象的。他使用汇票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结账，减少白银交易所带来的不便，进一步提高了贸易的结算效率，促进了资金的快速流转。
潘振承这个“敢为人先”的举动，使他的商业潜力大增。而在潘振承开始使用汇票十年后，美国才开始使用伦敦汇票。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潘振承被清政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是连续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洋商。他不再满足于守株待兔等着外商上门做交易，开始主动对外进行投资贸易。后来他不仅投资成为数艘西洋商船的大股东，还在瑞典设立海外贸易公司。可以说，潘振承是第一代“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跻身国际贸易大潮、投资海外的中国商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振承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客户，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官为外国商人对潘振承的尊称）”。闻名于世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曾到广州与潘振承进行贸易，他把自己的玻璃画像送给关系友好的瑞典商人。至今，潘振承的玻璃画像还保留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里，这是欧洲所有博物馆中唯一珍藏的一幅中国人画像。
外贸致富的潘振承，尊孔重儒，崇文兴学，结合商贸需要，自觉走上商儒结合道路，可谓广州最早的儒商代表。潘振承乐善好施，遵循儒商之道，富裕起来的他自始至终遵守清王朝的禁律，拒售鸦片、照章纳税，每年向清政府缴纳5.5万两税银，还经常捐银助军，最多一次捐献了3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
在处理商务的同时，潘振承也非常重视后代的教育。他经常捐资助学，鼓励子弟认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潘振承的几个儿子一满5岁，就得进入家塾苦读，他的次子潘有为就曾留下“五岁就傅授我书，冀我奋作千里驹”的诗句。潘有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考中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参与编校《四库全书》，且工书善画、喜诗好藏，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书画家、诗人、收藏家。
除了次子潘有为在文章上声名显赫，潘振承的另外一个儿子潘有度则成功地继承了同文行的全盘生意。可见潘有度在待人处事方面尽得父亲真传。著名文人张维屏（1780—1859）曾写道：“夷人到粤必先见潘启官。启官卒，容谷承父业。夷仍以启官称之。”
在潘振承的影响下，18至19世紀，潘氏家族文才辈出，人人有集，保持欣欣向荣的人文风尚，其中通过清代科举考试授翰林者4人、举人6人，收入近编《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多达24人，他们都成为自己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与国家命运、家族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呈现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学养，潘家也被史学界誉为广东省自清朝以来最显赫的家族。比如潘氏第三代潘正炜，自幼勤学善书，曾中副榜贡生，嗜好书画、碑帖的收藏与鉴裁，是广东有名的鉴赏家；潘氏第四代潘士成，行走政商两界，成为晚清有名的富商巨贾，目光深远，曾出资引种牛痘，并自行投资研制水雷。他还主持刻写了《海上仙馆丛书》，收入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合体新论》等一大批科学著作，为传播科学新知做出了重要贡献；潘氏第五代潘宝鋆、潘宝琳，曾登科得进士，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潘宝珩曾中举人，辛亥革命以后曾担任广州电力公司经理；潘氏第六代潘飞声，近代著名诗人、书画家，与罗瘿公、曾刚甫、黄晦闻、黄公度、胡展堂并称为“近代岭南六大家”，曾为柏林大学汉文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
潘家的商行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商行，百年薪火相传，潘振承在其中投入的心血可想而知。而好学守信的潘振承本人能从一介布衣到行商首领乃至当时的“世界首富”，其传奇经历更是值得后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