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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幼儿园，你可能立马会想到入学难和入学贵，这几乎成了近几年新闻中的固有搭配。再加上不时曝出的虐童事件，入读幼儿园几乎成了每一个年轻父母都需要深思熟虑到头疼的心病。
2018年11月，教育部有关学前教育的指导意见再次重申了推行“普惠性幼儿园”的紧迫要求，在未来，绝大多数孩子的学前教育都将在普惠性幼儿园中展开。
普惠性幼儿园是个新词，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幼儿园大致分为两类——公办与民办。准确地说，是公办幼儿园的入学难与民办幼儿园的入学贵，构成了中国幼儿园的经典病症。
在传统的运营方法里，公办幼儿园之所以入学难，是因为僧多粥少。公办幼儿园收费合理，设施完善，大多数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能够就读。但它们对招生规模、招生频率、户口所在片区都有严格限制，这意味着大量的入读需求只有小部分可以被满足。
在没有足够人脉资源或者运气的情况下，这部分家长只能将目光转向民办。民办幼儿园已经出现二十余年，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给了它法律上的合法名分。
回顾10年来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是一段从“补充”变为“主流”的过程。2007年，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已经占到了60.1%，但在园人数占比仅有36.99%。这说明民办园的平均规模较小，它们的存在大多是起到“孩子无法入读公办园”时的协调作用。
而到了2017年，在数量占比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入读民办幼儿园的总人数达到了51.56%。这意味着过半中国儿童的学前教育，需要在民办幼儿园完成。后者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由此而体现。
不过，民办幼儿园并非只是公立教育外的替代品。近年来，一部分财力较好的家庭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促使一些民办园弯道超车，向高端化、国际化持续迈进。
这些幼儿园通常价格不菲，并宣称拥有最好的理念、设施与师资。以上海为例，市发改委要求公立幼儿园内每月保育费不得超过每人700元，但在民办领域，每月所需要缴纳的保育费可以轻松达到数千甚至上万元。
中高端民办幼儿园所持的教育方法一旦走在公办幼儿园之前，无疑会带给家长和其他办学者无形的压力。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所有的民办幼儿园为了适应市场潮流，都开始向双语化甚至全英语化转型，伴随而来的成本压力会再次转移到家长身上，从而加重入学贵的弊端。
无论是公办幼儿园，还是民办幼儿园，创办者共同的困扰依然是师资，而这又与入学难、入学贵的问题紧密相连。
根據教育部的教育统计数据，除北京、上海等个别地区，大部分省份幼儿园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都在1：10以上，远远超出教育部在《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中提出的1：5～1：7的要求。
这意味着大部分幼儿园其实都在超额招生。尤其是“入学难”问题中的公办幼儿园，当人们抱怨它们招生人数过少时，如果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它们招收的学生其实已经过多。
这一问题的背后，是巨大的师资缺口。2016年，中国拥有幼儿园教职工381.8万人，整体师生比约为1：12，哪怕是达到1：7的最低目标，也需要新增幼教职工248.8万人。
当教育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时，中国幼儿园的教职工哪怕只是数量，都与标准要求相差甚远。
缺口为什么会这么大？因为幼师的待遇和职业前景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匹配。人们都知道孩子难带，但是哪怕在一线城市，大部分幼师能拿到的月薪也不过是几千元。
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工资让这一行业较难吸引到高学历人才，转而又限制了幼师的待遇天花板，师资就会长期处于缺乏的状态。
师资缺乏，公办幼儿园很难扩大招生人数。而那些中高端的民办幼儿园，为了建设高质量且稳定的师资队伍，需要给出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薪水和福利，这又直接关系到运营成本。因此，入学难与入学贵的问题，也有幼儿园创办者自身的无奈。
根据教育部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中国80%的幼儿园将成为普惠性幼儿园。
如何理解“普惠性”？按照政策说明，该类幼儿园的收费必须依照公办园的定价标准，并且由政府进行专项经费补贴，从而维持其非营利性的运营。而矛盾突出的师资问题，也会通过建立专项资金对普惠园幼师进行专题培训的方式予以缓解。
这自然是件好事。原有的公办幼儿园本身就可以自然过渡为普惠性幼儿园，剩下的就是民办幼儿园的转型问题。
不过，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在2018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在已经了解普惠园政策的情况下，有一半的民办幼儿园创办者不愿意转型为普惠园（即倾向于盈利），其中东北地区持盈利的意愿占比最高。
原因何在？因为一旦转型为普惠幼儿园，创办者能获取到的收益将会非常低。考虑到前期在土地租金、设备购置、人员培训上的巨大支出，民办幼儿园的创办者自然在这一问题上变得非常为难。如果补贴政策执行不到位，还有可能面临严重的亏损。
本来是一个商业投资行为，只能被迫变成一个公益事业。公益事业能持续多久，还要看民营创办者与地方执政者的磨合。
在转向普惠性幼儿园之前，中国的年轻夫妻正在用不生孩子顺带缓解着中国幼儿园供不应求的压力。
2018年11月，教育部有关学前教育的指导意见再次重申了推行“普惠性幼儿园”的紧迫要求，在未来，绝大多数孩子的学前教育都将在普惠性幼儿园中展开。
成也民办，败也民办
普惠性幼儿园是个新词，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幼儿园大致分为两类——公办与民办。准确地说，是公办幼儿园的入学难与民办幼儿园的入学贵，构成了中国幼儿园的经典病症。
在传统的运营方法里，公办幼儿园之所以入学难，是因为僧多粥少。公办幼儿园收费合理，设施完善，大多数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能够就读。但它们对招生规模、招生频率、户口所在片区都有严格限制，这意味着大量的入读需求只有小部分可以被满足。
在没有足够人脉资源或者运气的情况下，这部分家长只能将目光转向民办。民办幼儿园已经出现二十余年，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给了它法律上的合法名分。
回顾10年来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是一段从“补充”变为“主流”的过程。2007年，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已经占到了60.1%，但在园人数占比仅有36.99%。这说明民办园的平均规模较小，它们的存在大多是起到“孩子无法入读公办园”时的协调作用。
而到了2017年，在数量占比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入读民办幼儿园的总人数达到了51.56%。这意味着过半中国儿童的学前教育，需要在民办幼儿园完成。后者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由此而体现。
不过，民办幼儿园并非只是公立教育外的替代品。近年来，一部分财力较好的家庭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促使一些民办园弯道超车，向高端化、国际化持续迈进。
这些幼儿园通常价格不菲，并宣称拥有最好的理念、设施与师资。以上海为例，市发改委要求公立幼儿园内每月保育费不得超过每人700元，但在民办领域，每月所需要缴纳的保育费可以轻松达到数千甚至上万元。
中高端民办幼儿园所持的教育方法一旦走在公办幼儿园之前，无疑会带给家长和其他办学者无形的压力。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所有的民办幼儿园为了适应市场潮流，都开始向双语化甚至全英语化转型，伴随而来的成本压力会再次转移到家长身上，从而加重入学贵的弊端。
师资之痛
无论是公办幼儿园，还是民办幼儿园，创办者共同的困扰依然是师资，而这又与入学难、入学贵的问题紧密相连。
根據教育部的教育统计数据，除北京、上海等个别地区，大部分省份幼儿园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都在1：10以上，远远超出教育部在《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中提出的1：5～1：7的要求。
这意味着大部分幼儿园其实都在超额招生。尤其是“入学难”问题中的公办幼儿园，当人们抱怨它们招生人数过少时，如果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它们招收的学生其实已经过多。
这一问题的背后，是巨大的师资缺口。2016年，中国拥有幼儿园教职工381.8万人，整体师生比约为1：12，哪怕是达到1：7的最低目标，也需要新增幼教职工248.8万人。
当教育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时，中国幼儿园的教职工哪怕只是数量，都与标准要求相差甚远。
缺口为什么会这么大？因为幼师的待遇和职业前景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匹配。人们都知道孩子难带，但是哪怕在一线城市，大部分幼师能拿到的月薪也不过是几千元。
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工资让这一行业较难吸引到高学历人才，转而又限制了幼师的待遇天花板，师资就会长期处于缺乏的状态。
师资缺乏，公办幼儿园很难扩大招生人数。而那些中高端的民办幼儿园，为了建设高质量且稳定的师资队伍，需要给出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薪水和福利，这又直接关系到运营成本。因此，入学难与入学贵的问题，也有幼儿园创办者自身的无奈。
转向普惠园
根据教育部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中国80%的幼儿园将成为普惠性幼儿园。
如何理解“普惠性”？按照政策说明，该类幼儿园的收费必须依照公办园的定价标准，并且由政府进行专项经费补贴，从而维持其非营利性的运营。而矛盾突出的师资问题，也会通过建立专项资金对普惠园幼师进行专题培训的方式予以缓解。
这自然是件好事。原有的公办幼儿园本身就可以自然过渡为普惠性幼儿园，剩下的就是民办幼儿园的转型问题。
不过，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在2018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在已经了解普惠园政策的情况下，有一半的民办幼儿园创办者不愿意转型为普惠园（即倾向于盈利），其中东北地区持盈利的意愿占比最高。
原因何在？因为一旦转型为普惠幼儿园，创办者能获取到的收益将会非常低。考虑到前期在土地租金、设备购置、人员培训上的巨大支出，民办幼儿园的创办者自然在这一问题上变得非常为难。如果补贴政策执行不到位，还有可能面临严重的亏损。
本来是一个商业投资行为，只能被迫变成一个公益事业。公益事业能持续多久，还要看民营创办者与地方执政者的磨合。
在转向普惠性幼儿园之前，中国的年轻夫妻正在用不生孩子顺带缓解着中国幼儿园供不应求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