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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开创了新的格局和路线。迈入2015年，中国外交有几个重点方向值得期待，要做好几件大事，而这需要中国外交的自我超越。
第一件大事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对外关系而言，中国从大战略的眼光、用政治艺术的手段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有两个层次上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和日本的话语权之争。现阶段的中日关系，表象上是领土争议问题，背后是国家形象、国际角色之争。因此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是新一年中日博弈的一个舞台。中国要力争唱好这台戏。而另一个目标（更宏观的视角），是国际秩序的调整问题。现行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制定的。其中安全和政治秩序的核心是五大战胜国构成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当前，日本想要调整这一秩序，摆脱战败国的不利地位，成为“正常国家”;巴西、印度、德国等战后崛起的国家也想加入常任理事国的阵营。对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美国想要维持，压制新兴大国的崛起。中、俄、法等国则希望国际秩序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围绕着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这个时间节点，各国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改革问题的博弈将非常微妙。中国在国际秩序的维护和改革上，同样有争夺话语权、创制权和共同领导权的问题。
第二件大事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在过去两年，处在概念提出和顶层设计阶段，其中融入了一些重要的外交理念创新，比如正确义利观。但落实到具体规划上，中国要首先带动哪些国家发展？要重点推动哪些方面的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划出了两条线，形成了一幅鲜明的蓝图，构建了一些机制，比如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等。但是具体钱怎么花、政策怎么落实，需要有具体的合作项目去落实。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不但要依靠政治逻辑，还要有经济逻辑，让相关国家得到具体收益、愿意参与，甚至还要有社会逻辑，因为即便是互利共赢的跨国经济合作，其真实收益分配在不同的群体间也往往是不平均的，在此情况下还要争取中国国内和相关国家内部大多数民众的支持。2015年，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框架下，建成一些成功的项目模版。这样的模版一定要对传统西方式的纯粹资本主义经济合作模式有所超越。通过经济合作或者对外援助，真正让国外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发展利益，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才能获得长久和坚实的支撑。同时还要把中国的国家利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平衡好。这是对中国外交更大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非西方的新兴现代大国，真正要超越西方，就要在制度上超越它，这种超越一定是要能够更好地带动更多国家和民众的发展。因而一带一路建设，也将反过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模式的创新。
第三件大事是中美关系问题。2016年美国将进入新一个大选年。2015年可以说是奥巴马政府能够相对集中精力开展外交的最后窗口。当前，中美关系仍然处在十字路口，奥巴马若操作得当，也有可能留下伟大的历史遗产。围绕着双边经贸关系、亚洲地区政策、国际制度改革等重大问题，中美在2015年还会延续精彩的外交博弈。中国处理中美关系，要坚守战略耐心、放眼长远，避免意气用事。为此要有历史的眼界和胸怀。中美可能要长期相互竞争、相互为伴，必须超越“谁搞垮谁”的思路。近来，美国战略家对中美关系有一种提法，叫做“共同进化”，就是指中美长期良性竞争，看谁能变得更好，同时也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两个国家都各自改革自强、重建自信，才能相互尊重、彼此信任，构成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最后，中国外交还要在周边关系上继续有所突破。中国要继续明确亚洲的“家园”定位，并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从经济上看，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是最有希望的新兴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从安全上看，中国周边近年来矛盾频发，安全困境亟待破解，中国需要创造性地建立能让地区国家安心的安全秩序。另外，还要非常注意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日益迫近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海洋和国际贸易通道的保护、区域救灾和国际互助机制，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同样需要把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平衡和协调起来，把义和利平衡起来，不要为了政治把钱都砸光了，也不能光赚钱而失去了政治支持。中国今天在周边关系上面临的挑战，外部是美国“回归亚洲”的搅局，内部则是中国过去20年颇有成效的周边政策在新的局势下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必须实现升级和调整。这方面的思路已经逐渐打开，但还有待最聪明的外交家和最智慧的民众共同努力去推动。
第一件大事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对外关系而言，中国从大战略的眼光、用政治艺术的手段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有两个层次上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和日本的话语权之争。现阶段的中日关系，表象上是领土争议问题，背后是国家形象、国际角色之争。因此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是新一年中日博弈的一个舞台。中国要力争唱好这台戏。而另一个目标（更宏观的视角），是国际秩序的调整问题。现行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制定的。其中安全和政治秩序的核心是五大战胜国构成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当前，日本想要调整这一秩序，摆脱战败国的不利地位，成为“正常国家”;巴西、印度、德国等战后崛起的国家也想加入常任理事国的阵营。对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美国想要维持，压制新兴大国的崛起。中、俄、法等国则希望国际秩序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围绕着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这个时间节点，各国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改革问题的博弈将非常微妙。中国在国际秩序的维护和改革上，同样有争夺话语权、创制权和共同领导权的问题。
第二件大事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在过去两年，处在概念提出和顶层设计阶段，其中融入了一些重要的外交理念创新，比如正确义利观。但落实到具体规划上，中国要首先带动哪些国家发展？要重点推动哪些方面的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划出了两条线，形成了一幅鲜明的蓝图，构建了一些机制，比如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等。但是具体钱怎么花、政策怎么落实，需要有具体的合作项目去落实。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不但要依靠政治逻辑，还要有经济逻辑，让相关国家得到具体收益、愿意参与，甚至还要有社会逻辑，因为即便是互利共赢的跨国经济合作，其真实收益分配在不同的群体间也往往是不平均的，在此情况下还要争取中国国内和相关国家内部大多数民众的支持。2015年，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框架下，建成一些成功的项目模版。这样的模版一定要对传统西方式的纯粹资本主义经济合作模式有所超越。通过经济合作或者对外援助，真正让国外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发展利益，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才能获得长久和坚实的支撑。同时还要把中国的国家利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平衡好。这是对中国外交更大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非西方的新兴现代大国，真正要超越西方，就要在制度上超越它，这种超越一定是要能够更好地带动更多国家和民众的发展。因而一带一路建设，也将反过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模式的创新。
第三件大事是中美关系问题。2016年美国将进入新一个大选年。2015年可以说是奥巴马政府能够相对集中精力开展外交的最后窗口。当前，中美关系仍然处在十字路口，奥巴马若操作得当，也有可能留下伟大的历史遗产。围绕着双边经贸关系、亚洲地区政策、国际制度改革等重大问题，中美在2015年还会延续精彩的外交博弈。中国处理中美关系，要坚守战略耐心、放眼长远，避免意气用事。为此要有历史的眼界和胸怀。中美可能要长期相互竞争、相互为伴，必须超越“谁搞垮谁”的思路。近来，美国战略家对中美关系有一种提法，叫做“共同进化”，就是指中美长期良性竞争，看谁能变得更好，同时也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两个国家都各自改革自强、重建自信，才能相互尊重、彼此信任，构成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最后，中国外交还要在周边关系上继续有所突破。中国要继续明确亚洲的“家园”定位，并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从经济上看，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是最有希望的新兴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从安全上看，中国周边近年来矛盾频发，安全困境亟待破解，中国需要创造性地建立能让地区国家安心的安全秩序。另外，还要非常注意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日益迫近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海洋和国际贸易通道的保护、区域救灾和国际互助机制，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同样需要把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平衡和协调起来，把义和利平衡起来，不要为了政治把钱都砸光了，也不能光赚钱而失去了政治支持。中国今天在周边关系上面临的挑战，外部是美国“回归亚洲”的搅局，内部则是中国过去20年颇有成效的周边政策在新的局势下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必须实现升级和调整。这方面的思路已经逐渐打开，但还有待最聪明的外交家和最智慧的民众共同努力去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