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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中的中国史
近现代中国史是将自身变革与世界变革日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也即世界史中的中国史。在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并不存在开放不开放的选择，只能把自身历史放入世界历史的框架，而这不可避免地触发了中国自身的一系列变革。
1840年以来的历程有四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个是鸦片战争，它以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大门。第二个是中日甲午战争，它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迫使中国蹒跚踏上现代化的求索之旅。第三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稀里糊涂地卷进这场严格意义上的欧战并且侥幸地站对方位成为“战胜国”，却在一场“和会外交”中蒙受耻辱，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中开场。
第四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力量为正义战胜邪恶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跻身“战后四强”，获得大国“否决权”，成为“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之一。这是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的转折点，中国自此甩掉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帽子，命运不再操纵于列强之手，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今，无论自身状况和外部环境如何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建构和影响力施展始终没有超越战后安排的基本设计。
时代发展的每个节点总有其局限性，历史进程的每个剖面总有其另一面。二战的结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却没有终结中国的动荡，内战来得和荣耀一样快。1945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在二战废墟上重新抉择国家道路的历史，是列宁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理论在中国国内的延伸，同时也是1947年揭幕的美苏冷战在中国的最初镜像。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重置了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也重置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西方唱主角的外部世界以意识形态划线，把新生政权描绘成一个封闭、保守、好斗的政权和“莫斯科的工具”。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想方设法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对华实施敌意封锁。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新生政权做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决策”，为的是突破重围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中苏关系破裂后，新生政权迅速调整对外战略，提出坚决反对超级大国霸权行径的“一大片、一条线”方针，积极投入南南合作，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接着联美抗苏，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迈出改善与世界关系的坚实步伐。
再之后便是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重新认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很有可能的”论断，全方位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全球体系，推行和平发展战略。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关系，似乎很难使人有一个连贯的理解，但正如任何决策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历史前进了，条件变化了，决策也会随之调整。一个需要认清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并非教条和激进分子，而是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互动中成长起来的现实主义者，开放从来都是他们的宝贵气质，把世界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直是他们探索的方向。在1949年以后的多数时间里，代表中国的新的惟一合法政府都在进行着重返战后世界秩序的旅程，一旦这种努力获得充足的承认、保证和回报，面向世界的大门便重新敞开。
不必纠结于1945与1949这两个年份哪个才能代表当代中国最伟大的转折，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从列强欺凌和自我奴役中获得解放的关键记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隆重纪念有助于健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角。
又一道历史门槛
没有哪场变革能在某个特定时分戛然而止，也没有哪条道路的选择可以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一切都必然经受时间的洗礼和实践的检验。经过70年的艰难调适与磨合，中国已是世界中的中国，不仅已经“站起来了”，而且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强国。但中国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强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对外关系的未理顺使得它在上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内部怀疑和外部惊惧的双重压力，仍需在理智与激情的夹缝中继续寻路之旅。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作主旨演讲。
战后70年，我们幸运地站在又一道历史门槛之上。当独特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动态重组并行发生，国际关系当中许多定律性的东西可能将要失去预言的效力，各种因素的互动将开创怎样的先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选择和作为。无论怎样，中国都不可能退回到过去那种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状态，都必须在与世界交流融汇的不断扩大中走向成熟。而国家成熟的标准，是知道自己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了解自己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明白自己应该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
我们究竟正身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在二战结束之年建立起来的“雅尔塔体系”已随美苏冷战走入历史，冷战亦随苏东剧变而在理论上宣告终结，接下来的固然是和平延续、多边主义兴起、经济全球化深入、政治多极化演进，但一个稳固有道、清晰有形、团结有为的新秩序显然并未确立。布热津斯基认为，所谓“后冷战时代”并不是真正的“时代”，而是“从两国间的冷战向两个大国参与其中的更加复杂的世界秩序缓慢过渡、转换的时期”。
那么，这个过渡期的基本线条又是什么呢？首先，美国的全球控制力、影响力呈下滑之势，所释放的权力空间在多个地区被无序状态充斥，这一现象被西方战略学界解读为现行秩序崩塌之源。其次，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要求在世界组织、国际机构中增加代表性、扩大发言权，但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内部问题，普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还不能作为一支整体性的力量抗衡西方。再者，欧亚结合部、中东北非、东亚地区的动荡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延伸，二战后国际制度安排的未决问题和模糊地带被时代变迁赋予新的内容，以更复杂的态势钳制着人们避免战争重来的努力。
近现代中国史是将自身变革与世界变革日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也即世界史中的中国史。在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并不存在开放不开放的选择，只能把自身历史放入世界历史的框架，而这不可避免地触发了中国自身的一系列变革。
1840年以来的历程有四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个是鸦片战争，它以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大门。第二个是中日甲午战争，它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迫使中国蹒跚踏上现代化的求索之旅。第三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稀里糊涂地卷进这场严格意义上的欧战并且侥幸地站对方位成为“战胜国”，却在一场“和会外交”中蒙受耻辱，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中开场。
第四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力量为正义战胜邪恶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跻身“战后四强”，获得大国“否决权”，成为“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之一。这是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的转折点，中国自此甩掉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帽子，命运不再操纵于列强之手，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今，无论自身状况和外部环境如何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建构和影响力施展始终没有超越战后安排的基本设计。
时代发展的每个节点总有其局限性，历史进程的每个剖面总有其另一面。二战的结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却没有终结中国的动荡，内战来得和荣耀一样快。1945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在二战废墟上重新抉择国家道路的历史，是列宁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理论在中国国内的延伸，同时也是1947年揭幕的美苏冷战在中国的最初镜像。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重置了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也重置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西方唱主角的外部世界以意识形态划线，把新生政权描绘成一个封闭、保守、好斗的政权和“莫斯科的工具”。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想方设法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对华实施敌意封锁。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新生政权做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决策”，为的是突破重围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中苏关系破裂后，新生政权迅速调整对外战略，提出坚决反对超级大国霸权行径的“一大片、一条线”方针，积极投入南南合作，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接着联美抗苏，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迈出改善与世界关系的坚实步伐。
再之后便是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重新认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很有可能的”论断，全方位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全球体系，推行和平发展战略。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关系，似乎很难使人有一个连贯的理解，但正如任何决策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历史前进了，条件变化了，决策也会随之调整。一个需要认清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并非教条和激进分子，而是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互动中成长起来的现实主义者，开放从来都是他们的宝贵气质，把世界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直是他们探索的方向。在1949年以后的多数时间里，代表中国的新的惟一合法政府都在进行着重返战后世界秩序的旅程，一旦这种努力获得充足的承认、保证和回报，面向世界的大门便重新敞开。
不必纠结于1945与1949这两个年份哪个才能代表当代中国最伟大的转折，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从列强欺凌和自我奴役中获得解放的关键记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隆重纪念有助于健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角。
又一道历史门槛
没有哪场变革能在某个特定时分戛然而止，也没有哪条道路的选择可以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一切都必然经受时间的洗礼和实践的检验。经过70年的艰难调适与磨合，中国已是世界中的中国，不仅已经“站起来了”，而且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强国。但中国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强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对外关系的未理顺使得它在上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内部怀疑和外部惊惧的双重压力，仍需在理智与激情的夹缝中继续寻路之旅。
战后70年，我们幸运地站在又一道历史门槛之上。当独特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动态重组并行发生，国际关系当中许多定律性的东西可能将要失去预言的效力，各种因素的互动将开创怎样的先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选择和作为。无论怎样，中国都不可能退回到过去那种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状态，都必须在与世界交流融汇的不断扩大中走向成熟。而国家成熟的标准，是知道自己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了解自己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明白自己应该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
我们究竟正身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在二战结束之年建立起来的“雅尔塔体系”已随美苏冷战走入历史，冷战亦随苏东剧变而在理论上宣告终结，接下来的固然是和平延续、多边主义兴起、经济全球化深入、政治多极化演进，但一个稳固有道、清晰有形、团结有为的新秩序显然并未确立。布热津斯基认为，所谓“后冷战时代”并不是真正的“时代”，而是“从两国间的冷战向两个大国参与其中的更加复杂的世界秩序缓慢过渡、转换的时期”。
那么，这个过渡期的基本线条又是什么呢？首先，美国的全球控制力、影响力呈下滑之势，所释放的权力空间在多个地区被无序状态充斥，这一现象被西方战略学界解读为现行秩序崩塌之源。其次，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要求在世界组织、国际机构中增加代表性、扩大发言权，但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内部问题，普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还不能作为一支整体性的力量抗衡西方。再者，欧亚结合部、中东北非、东亚地区的动荡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延伸，二战后国际制度安排的未决问题和模糊地带被时代变迁赋予新的内容，以更复杂的态势钳制着人们避免战争重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