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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5日，土耳其总理、正义与发展党（AKP，下称正发党）主席阿赫麦特·达乌特奥卢在与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后，宣布自己将辞去总理和正发党主席的职务，不会在5月22日的正发党特别会议上谋求连任，从此成为一名普通党员。此消息一出，土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当天土耳其股市、汇市、债市均受到重挫。
有人说，达乌特奥卢的“出局”早已在土耳其的“政治密室”中商议了数月；也有人认为，今年4月29日正发党的中央决策与执行委员会驳回了达乌特奥卢对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任命，使得他深感受挫、决心辞职。但无论怎样，达乌特奥卢的辞职表明，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导演的“普京模式”看起来并不很成功，总统和总理的“二人转”配合也不像外界看到的那样默契。埃尔多安与达乌特奥卢之间“友谊的小船”为何说翻就翻？达乌特奥卢在没有任何明显错误（甚至在国内外声望日隆）的情况下辞职，是否意味着土耳其已无人能阻挡埃尔多安走向“独裁”的道路？土耳其各界对此如何看待？……
达乌特奥卢生于1959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曾是一名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教授。2008年笔者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他发言，他对于土耳其未来的思考学理性很强，有深厚的历史视野，其人更是温文尔雅。达乌特奥卢颇有思想与理论建树，著述颇多，在国际学界影响很大。2002年正发党上台执政后，达乌特奥卢曾长期担任首席外交顾问。2009年他被时任总理埃尔多安任命为外交部长。2014年8月，埃尔多安当选为土耳其第一个民选总统（此前的土耳其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2007年土全民公投修宪规定总统直接经由民众选举产生），达乌特奥卢顺势接任总理，成为埃尔多安的继任者。
在2015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正发党能赢得49.5%的选票、拿下550个席位中的317个、彻底扭转五个月前选举失利的局面，达乌特奥卢可谓居功至伟。2015年10月笔者赴土耳其调研，正赶上各党派为选举造势的冲刺阶段，达乌特奥卢为正发党的投入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没想到短短半年时间后他就宣布辞职，而且是在没有什么政策失误或丑闻的情况下，引发外界多种猜测。其中一种猜测是达乌特奥卢近来在土国内外声誉上升，使埃尔多安有“功高震主”的感觉。比如，达乌特奥卢在土耳其公民免签进入申根国家的问题上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但是埃尔多安公开抱怨人们过高评价该协议，他说：“我当总理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过这将在2016年10月落实。我就不明白，这么个事情提前四个月实现怎么就成了一项大成就！我很难过地看到，小小的所得被说成是巨大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达乌特奥卢宣布辞职消息前的5月1日，一名据说是埃尔多安的匿名铁杆支持者（也有人说是总统府所操控的人士）在网上发表了一份所谓“鹈鹕文件”。此人号称与埃尔多安、达乌特奥卢都很熟悉，知道很多内幕。该文件的主旨就是指责达乌特奥卢如何背叛了元首埃尔多安。比如，批评达乌特奥卢对推行总统制不够热心，还说他“与西方及其在土耳其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们勾结，而这些人是要推翻元首的”。根据这份文件，达乌特奥卢的其他“不好”行为还包括：反对监禁记者和学者；对于腐败不够宽容；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以及通过与欧盟签订协议来矮化埃尔多安。对于“埃尔多安主义者”来说，达乌特奥卢的这些言行都算是“背叛”行为，所以达乌特奥卢必须滚蛋。
尽管埃尔多安说辞职是达乌特奥卢的个人选择，但达乌特奥卢表达的意思是，这不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必要”。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领导人凯末尔·克勒奇达奥卢则直接说，达乌特奥卢的辞职是“一场总统府导演的政变”。
按照当前的土耳其宪法，土耳其实行内阁制，总理是行政首脑，总统是国家的象征性元首。但是，自从埃尔多安当选总统之后，这个法律上或理论上的政治架构就开始出现问题。一个民选的、理论上应该握有行政大权的、勤奋的总理和一个民选的、具有强大领袖魅力和个人私欲的强势总统并存，从而在土耳其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双头领导结构。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被视为正常。
按照正发党的党章规定，一个领导人不能连任超过三届，埃尔多安在当选为总统之前做了三届总理，所以，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二是上演土耳其版的“普京模式”。埃尔多安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埃尔多安创立的正发党自2002年上台以来，连续多次赢得议会选举，十余年中政绩显赫，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改变了土耳其，并为土耳其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与目标。但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饱受争议，他铁腕镇压库尔德人，钳制国内舆论、公然逮捕持反对意见的记者，冒世俗主义之大不韪，讨好伊斯兰主义复兴势力。世俗主义者、左翼人士、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阿拉维派、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都成了他的反对者。有统计说，这些被埃尔多安通过各种暴力和不光彩手段打击的对手如果能联合起来，将占到土耳其选民的40%强。面对如此多的敌人，如果不想被秋后算账，埃尔多安就必须尽可能地一直掌权，并以足够的权力和成就为自己迟早要退休的那一天留下后路。
现在，土耳其的国家、政党和领导者个人的野心、声望和风格都已经不再是21世纪初的样子，尤其是埃尔多安本人，他的权势更是如日中天，在土耳其现代历史上仅次于国父凯末尔。当然，他所遭受的诟病也同样很多。比如，2013年埃尔多安和家人曾被指控腐败，他却在第一时间撤换负责起诉的相关检察人员，最终使起诉不了了之。
不过，土耳其毕竟还没有修宪，可是总理却被期待成为总统的“第二小提琴手”。一方面，名义上归总理领导的正发党实际上操纵在理论上已经脱党的埃尔多安手中；另一方面，这个总理不仅不能忠实地执行和贯彻总统的意志，还在“自以为是”的实践中获得了多方的赞许。其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在这场构不成严格意义上的府院之争中，达乌特奥卢并不具备与埃尔多安分庭抗礼的实力、魄力和野心，在总统已经明确想让他走人的情况下，达乌特奥卢所能做的也就是假装来个“华丽转身”：表达对领袖的忠诚，以及为了其所认同的事业而甘愿做出让步。
当然，土耳其国内对推行总统制也有多种意见。首先是埃尔多安本人多次公开鼓吹总统制，从来没有遮遮掩掩。自当选为总统以来，埃尔多安就提出了所谓“土耳其特色的总统制”，他从来没有假装成为一个宪法所规定的那种无党派的政治仲裁者角色的总统。他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他的正发党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党，而是代表着一种“天命”或者“事业”。埃尔多安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玩议会政治上。在达乌特奥卢宣布辞职的第二天，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的演讲中说：“此时此刻，没有回头路。到现在，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这一点……我相信，新宪法将以这种方式来准备，也就是使行政管理的新方式体制化，这将在人民的偏好和同意的基础上实现。”他还补充说明，在2015年6月7日和11月1日两次选举间的不确定期，土耳其“没有经历危机”，主要归功于他这个“强总统”的存在。
对于埃尔多安的追随者来说，要想解决2014年8月以来土耳其政治的僵局（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双头领导模式），就应该把这个事实上的政治局面转变为法理上的安排，也就是通过修改宪法来实行总统制。比如，与埃尔多安关系较近的专栏作家纳苏西·衮戈尔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示，达乌特奥卢政府正在阻挠对于向总统制转型的严肃讨论，土耳其必须打破两个权力中心的局面。
而反对者的批评则主要集中在埃尔多安的私欲和个人野心上。有人对“鹈鹕文件”的论调表示担忧，认为这个文件所反映的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有一个不被质疑的“元首”，一个神圣的“事业”，需要大量的敌人以及与日俱增的“背叛者”。还有人认为，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中，会使土耳其民主化数十年来形成的制度和机构变得脆弱不堪，埃尔多安这个民粹主义的民选领导人最终将摧毁民主制度。
此外，一些土耳其世俗派学者则将埃尔多安与达乌特奥卢之间的紧张关系，视为政治伊斯兰与温和伊斯兰势力之间的角逐。现在，埃尔多安所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排除了达乌特奥卢这样的主张与西方改善和保持良好关系的温和派，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正面临更大的威胁。还有一位专栏作家认为，就总统制举行全民公投或者提前大选，是为了国家的命运而投票，埃尔多安忠诚的追随者不只是把他看成是“国家天命”的代表，而且将其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以终结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西方化精英手中被羞辱的历史，现在，反对埃尔多安就是反对土耳其。如果埃尔多安主导的这个变迁得以实现，土耳其将不只是远离民主制，而且很可能会离开市场经济，土耳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将被全面改变。
目前，正发党还在酝酿提交一个宪法草案，提出“有党派的总统”制度，使土耳其的总统能够成为政党的成员。也就是说，埃尔多安可以名正言顺地重新掌握正发党。这个草案还建议加强总统对于内阁的领导权，将现行宪法的“总统是国家元首”改成“总统是国家和行政首脑”，允许总统作政党的领导参加其会议和集会。
不管未来是总统制或半总统制，一个由民选的掌握实权的总统跟一个议会选举的弱势总理搭班子，现在看来几乎成了惟一的可能。从技术的角度说，正发党目前拥有的317个议席不足以提出修宪案，至少需要330席，然后付诸全民公投。所以，正发党需要与另外一个党合作，或者提前举行选举。埃尔多安方面称目前没有考虑提前选举，同时有迹象表明正发党与右翼政党民族主义行动党可能考虑结成联盟或合作。
在土耳其历史上，埃尔多安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实行总统制的领导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厄扎尔（1983年至1989年担任总理，1989年至1993年担任总统）以来，土耳其就在讨论总统制问题。但埃尔多安是最有可能梦想成真的一位。
（作者昝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董雨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有人说，达乌特奥卢的“出局”早已在土耳其的“政治密室”中商议了数月；也有人认为，今年4月29日正发党的中央决策与执行委员会驳回了达乌特奥卢对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任命，使得他深感受挫、决心辞职。但无论怎样，达乌特奥卢的辞职表明，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导演的“普京模式”看起来并不很成功，总统和总理的“二人转”配合也不像外界看到的那样默契。埃尔多安与达乌特奥卢之间“友谊的小船”为何说翻就翻？达乌特奥卢在没有任何明显错误（甚至在国内外声望日隆）的情况下辞职，是否意味着土耳其已无人能阻挡埃尔多安走向“独裁”的道路？土耳其各界对此如何看待？……
是个人选择，还是一个“必要”？
达乌特奥卢生于1959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曾是一名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教授。2008年笔者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他发言，他对于土耳其未来的思考学理性很强，有深厚的历史视野，其人更是温文尔雅。达乌特奥卢颇有思想与理论建树，著述颇多，在国际学界影响很大。2002年正发党上台执政后，达乌特奥卢曾长期担任首席外交顾问。2009年他被时任总理埃尔多安任命为外交部长。2014年8月，埃尔多安当选为土耳其第一个民选总统（此前的土耳其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2007年土全民公投修宪规定总统直接经由民众选举产生），达乌特奥卢顺势接任总理，成为埃尔多安的继任者。
在2015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正发党能赢得49.5%的选票、拿下550个席位中的317个、彻底扭转五个月前选举失利的局面，达乌特奥卢可谓居功至伟。2015年10月笔者赴土耳其调研，正赶上各党派为选举造势的冲刺阶段，达乌特奥卢为正发党的投入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没想到短短半年时间后他就宣布辞职，而且是在没有什么政策失误或丑闻的情况下，引发外界多种猜测。其中一种猜测是达乌特奥卢近来在土国内外声誉上升，使埃尔多安有“功高震主”的感觉。比如，达乌特奥卢在土耳其公民免签进入申根国家的问题上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但是埃尔多安公开抱怨人们过高评价该协议，他说：“我当总理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过这将在2016年10月落实。我就不明白，这么个事情提前四个月实现怎么就成了一项大成就！我很难过地看到，小小的所得被说成是巨大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达乌特奥卢宣布辞职消息前的5月1日，一名据说是埃尔多安的匿名铁杆支持者（也有人说是总统府所操控的人士）在网上发表了一份所谓“鹈鹕文件”。此人号称与埃尔多安、达乌特奥卢都很熟悉，知道很多内幕。该文件的主旨就是指责达乌特奥卢如何背叛了元首埃尔多安。比如，批评达乌特奥卢对推行总统制不够热心，还说他“与西方及其在土耳其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们勾结，而这些人是要推翻元首的”。根据这份文件，达乌特奥卢的其他“不好”行为还包括：反对监禁记者和学者；对于腐败不够宽容；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以及通过与欧盟签订协议来矮化埃尔多安。对于“埃尔多安主义者”来说，达乌特奥卢的这些言行都算是“背叛”行为，所以达乌特奥卢必须滚蛋。
尽管埃尔多安说辞职是达乌特奥卢的个人选择，但达乌特奥卢表达的意思是，这不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必要”。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领导人凯末尔·克勒奇达奥卢则直接说，达乌特奥卢的辞职是“一场总统府导演的政变”。
法律上的政治架构出现了什么问题
按照当前的土耳其宪法，土耳其实行内阁制，总理是行政首脑，总统是国家的象征性元首。但是，自从埃尔多安当选总统之后，这个法律上或理论上的政治架构就开始出现问题。一个民选的、理论上应该握有行政大权的、勤奋的总理和一个民选的、具有强大领袖魅力和个人私欲的强势总统并存，从而在土耳其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双头领导结构。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被视为正常。
按照正发党的党章规定，一个领导人不能连任超过三届，埃尔多安在当选为总统之前做了三届总理，所以，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二是上演土耳其版的“普京模式”。埃尔多安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埃尔多安创立的正发党自2002年上台以来，连续多次赢得议会选举，十余年中政绩显赫，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改变了土耳其，并为土耳其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与目标。但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饱受争议，他铁腕镇压库尔德人，钳制国内舆论、公然逮捕持反对意见的记者，冒世俗主义之大不韪，讨好伊斯兰主义复兴势力。世俗主义者、左翼人士、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阿拉维派、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都成了他的反对者。有统计说，这些被埃尔多安通过各种暴力和不光彩手段打击的对手如果能联合起来，将占到土耳其选民的40%强。面对如此多的敌人，如果不想被秋后算账，埃尔多安就必须尽可能地一直掌权，并以足够的权力和成就为自己迟早要退休的那一天留下后路。
现在，土耳其的国家、政党和领导者个人的野心、声望和风格都已经不再是21世纪初的样子，尤其是埃尔多安本人，他的权势更是如日中天，在土耳其现代历史上仅次于国父凯末尔。当然，他所遭受的诟病也同样很多。比如，2013年埃尔多安和家人曾被指控腐败，他却在第一时间撤换负责起诉的相关检察人员，最终使起诉不了了之。
不过，土耳其毕竟还没有修宪，可是总理却被期待成为总统的“第二小提琴手”。一方面，名义上归总理领导的正发党实际上操纵在理论上已经脱党的埃尔多安手中；另一方面，这个总理不仅不能忠实地执行和贯彻总统的意志，还在“自以为是”的实践中获得了多方的赞许。其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在这场构不成严格意义上的府院之争中，达乌特奥卢并不具备与埃尔多安分庭抗礼的实力、魄力和野心，在总统已经明确想让他走人的情况下，达乌特奥卢所能做的也就是假装来个“华丽转身”：表达对领袖的忠诚，以及为了其所认同的事业而甘愿做出让步。
土耳其国内怎么看
当然，土耳其国内对推行总统制也有多种意见。首先是埃尔多安本人多次公开鼓吹总统制，从来没有遮遮掩掩。自当选为总统以来，埃尔多安就提出了所谓“土耳其特色的总统制”，他从来没有假装成为一个宪法所规定的那种无党派的政治仲裁者角色的总统。他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他的正发党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党，而是代表着一种“天命”或者“事业”。埃尔多安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玩议会政治上。在达乌特奥卢宣布辞职的第二天，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的演讲中说：“此时此刻，没有回头路。到现在，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这一点……我相信，新宪法将以这种方式来准备，也就是使行政管理的新方式体制化，这将在人民的偏好和同意的基础上实现。”他还补充说明，在2015年6月7日和11月1日两次选举间的不确定期，土耳其“没有经历危机”，主要归功于他这个“强总统”的存在。
对于埃尔多安的追随者来说，要想解决2014年8月以来土耳其政治的僵局（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双头领导模式），就应该把这个事实上的政治局面转变为法理上的安排，也就是通过修改宪法来实行总统制。比如，与埃尔多安关系较近的专栏作家纳苏西·衮戈尔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示，达乌特奥卢政府正在阻挠对于向总统制转型的严肃讨论，土耳其必须打破两个权力中心的局面。
而反对者的批评则主要集中在埃尔多安的私欲和个人野心上。有人对“鹈鹕文件”的论调表示担忧，认为这个文件所反映的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有一个不被质疑的“元首”，一个神圣的“事业”，需要大量的敌人以及与日俱增的“背叛者”。还有人认为，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中，会使土耳其民主化数十年来形成的制度和机构变得脆弱不堪，埃尔多安这个民粹主义的民选领导人最终将摧毁民主制度。
此外，一些土耳其世俗派学者则将埃尔多安与达乌特奥卢之间的紧张关系，视为政治伊斯兰与温和伊斯兰势力之间的角逐。现在，埃尔多安所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排除了达乌特奥卢这样的主张与西方改善和保持良好关系的温和派，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正面临更大的威胁。还有一位专栏作家认为，就总统制举行全民公投或者提前大选，是为了国家的命运而投票，埃尔多安忠诚的追随者不只是把他看成是“国家天命”的代表，而且将其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以终结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西方化精英手中被羞辱的历史，现在，反对埃尔多安就是反对土耳其。如果埃尔多安主导的这个变迁得以实现，土耳其将不只是远离民主制，而且很可能会离开市场经济，土耳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将被全面改变。
目前，正发党还在酝酿提交一个宪法草案，提出“有党派的总统”制度，使土耳其的总统能够成为政党的成员。也就是说，埃尔多安可以名正言顺地重新掌握正发党。这个草案还建议加强总统对于内阁的领导权，将现行宪法的“总统是国家元首”改成“总统是国家和行政首脑”，允许总统作政党的领导参加其会议和集会。
不管未来是总统制或半总统制，一个由民选的掌握实权的总统跟一个议会选举的弱势总理搭班子，现在看来几乎成了惟一的可能。从技术的角度说，正发党目前拥有的317个议席不足以提出修宪案，至少需要330席，然后付诸全民公投。所以，正发党需要与另外一个党合作，或者提前举行选举。埃尔多安方面称目前没有考虑提前选举，同时有迹象表明正发党与右翼政党民族主义行动党可能考虑结成联盟或合作。
在土耳其历史上，埃尔多安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实行总统制的领导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厄扎尔（1983年至1989年担任总理，1989年至1993年担任总统）以来，土耳其就在讨论总统制问题。但埃尔多安是最有可能梦想成真的一位。
（作者昝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董雨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