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必要重新审视并界定个人自由的涵义和疆域，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捍卫权利有效而适当的手段，重新建构一种防止社会分裂的公共哲学体系
如果说“911事件”揭示了全球化引起的国际秩序危机，那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的“416枪击案”就是对忽视责任和制度条件的那种自由至上论的警钟。
在一定意义上，“911事件”的本质是濒临破产的小国、弱国以组织越境奇袭的方式，去报复超强势力，导致有关国家的硬实力被不断消耗；“416枪击案”则是竞争的败者、边缘化的个人对社会的报复，在类似事例层出不穷的状况里，这一偶发性凶残犯罪也很可能将对主流文化的软实力产生深远影响。
悲剧发生在美利坚，但是，悲痛却袭击了整个世界。人们从两场噩梦中惊醒过来，领悟到历史并未终结。于是正义陷入沉思，而时代的基调似乎已经开始丕变——责任，尤其个人和国家对他者以及弱者的责任，开始引起更多的关注。这意味着有必要重新审视并界定个人自由的涵义和疆域，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捍卫权利的有效而适当的手段，重新建构一种防止社会分裂的公共哲学体系。
美国宪法容许公民持枪，目的在于让根本规范长出尖牙，以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和生命权。应该承认其初衷是良好的，换一个表述，可谓“枪杆子里面出人权”。作为持枪权条款的前提条件，其实还存在如下假设：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私人之间基于实力的抗争和自我执行，比国家制度更可靠。
这种武装自强的观念自美国建国以来深入人心，构成了美利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骇人听闻的“416枪击案”发生后，当地社会的第一反应是“我也要买枪”。全国舆论也倾向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的安全保障措施，而不是取消公民的持枪权”。显而易见，上述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与“911事件”后美国政府的反应或多或少也是一脉相承的。
不得不指出，通过阿富汗战事和伊拉克占领，通过先发制人式攻击的合法化作业，美国政府正在有意无意地把“持枪文化”搬用到其他国度和区域。其结果，一方面在所到之处激起了极其惨烈的暴力反抗和同归于尽式的恐怖活动，诱发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另一方面也在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促进了新的军备扩张竞赛。
正是在这样风声鹤唳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有些人戴起有色人种眼镜来观察目前的这桩校园凶杀事件，另外一些人用放大镜来搜寻行凶者异常性格之外的种族因素以及国际政治因素。无论如何，在部分美国人的主观感受和流言蜚语里，“416枪击案”俨然是“911事件”的另类重演。而韩国侨民以及包括华人在内的其他亚裔，则为今后很可能随之而来的那些私下复仇的暴力行径以及种族间的敌对情绪而忧心忡忡。
其实，“416枪击案”与反美性质的文明间冲突毫无干系，倒是凸显了泛美性质的文明内部的冲突。这一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极端特殊的个体现象中折射出来的极其普遍的整体问题——怎样处理全球化过程中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之间的悖论？如何在异文化共处和价值多元的条件下实现社会整合？能否通过民主选举来化解阶级或民族之间的敌意？这是像美国这样的与世界同构的“超国家”系统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大都属于它的内政范畴。
从有关报道可以看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的作案人赵承熙的精神结构是非常畸形的。因而可以说，校园枪击案纯属偶然却令人发指的刑事犯罪，与政治无关，与文明间冲突无关，也与韩国乃至亚裔的集体性角色作用无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思考那偶然中的必然，刑事中的政事。
就个人生活史和性格形成过程而言，赵承熙一直身在家境贫困与族群歧视的交叉点上挣扎，一直处于美国社会中的他者和弱者的地位。然而在像美式文明这样的全面市场化语境里，每个人都要对竞争的结果自我负责。国家尽量不介入资源配置、不调整贫富差距，各种社会机构以及广大公民也尽量不干预某位个体的隐私空间。这就很容易在实现高度自由的同时，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在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个人之间，这样的隔膜会更难化解。因为贫穷的移民离开亲属和地域共同体而漂泊，虽然获得了自由的天空，却失去了互助的大地，也很难在特殊的信赖关系中找到安全屏障。“416枪击案”的罪犯就构成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据报道，赵承熙对外部环境充满不安和愤恨，却一直把所有的情绪都严密地掩藏到墨镜和冷酷面具的背后，没有宣泄，也没有沟通。长期的自闭、沉默势必使选项变得极其单纯——要么永远压抑，要么突然爆发；结果是，他选择了爆发，而持枪权使得爆发的杀伤力更大．
面对32个无辜死者留下的斑斑血迹，现在更需要的思考是怎样才能预防个人向社会复仇的爆发，因而也就应该在社会管理机制上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证能够及时地、不断地“化干戈为玉帛”。首先当然是要控制枪杆子的持有和使用，禁止武器自由买卖，打破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这样的逻辑其实也适合于国际社会关于裁军和停止军售的谈判。但是，不得不承认，在目前的美国，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军工产业构成最强大的政治压力团体，私自开枪的凶手多半来自中产阶级，而持枪者协会掌握着大量的选票。
由此可见，我们还有必要重新认识暴力的深层原因及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
其实，赵承熙的两支手枪不仅发射了几百发子弹，同时也发射了一连串尖锐的问题——自由真的需要个人持枪权作为保障吗？国家的本质是不是一项放弃私人之间杀戮和复仇的社会契约？如果民间严禁武器，那么怎样才能有效控制那些集中在国家手中的枪杆子？民主政治体制能不能完全杜绝让枪声说话的现象？把视野再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公民持枪权与国际军火商之间是否构成一枚银币的两面？民主的价值联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预防和制止战争？
如果说“911事件”揭示了全球化引起的国际秩序危机，那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的“416枪击案”就是对忽视责任和制度条件的那种自由至上论的警钟。
在一定意义上，“911事件”的本质是濒临破产的小国、弱国以组织越境奇袭的方式，去报复超强势力，导致有关国家的硬实力被不断消耗；“416枪击案”则是竞争的败者、边缘化的个人对社会的报复，在类似事例层出不穷的状况里，这一偶发性凶残犯罪也很可能将对主流文化的软实力产生深远影响。
悲剧发生在美利坚，但是，悲痛却袭击了整个世界。人们从两场噩梦中惊醒过来，领悟到历史并未终结。于是正义陷入沉思，而时代的基调似乎已经开始丕变——责任，尤其个人和国家对他者以及弱者的责任，开始引起更多的关注。这意味着有必要重新审视并界定个人自由的涵义和疆域，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捍卫权利的有效而适当的手段，重新建构一种防止社会分裂的公共哲学体系。
美国宪法容许公民持枪，目的在于让根本规范长出尖牙，以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和生命权。应该承认其初衷是良好的，换一个表述，可谓“枪杆子里面出人权”。作为持枪权条款的前提条件，其实还存在如下假设：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私人之间基于实力的抗争和自我执行，比国家制度更可靠。
这种武装自强的观念自美国建国以来深入人心，构成了美利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骇人听闻的“416枪击案”发生后，当地社会的第一反应是“我也要买枪”。全国舆论也倾向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的安全保障措施，而不是取消公民的持枪权”。显而易见，上述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与“911事件”后美国政府的反应或多或少也是一脉相承的。
不得不指出，通过阿富汗战事和伊拉克占领，通过先发制人式攻击的合法化作业，美国政府正在有意无意地把“持枪文化”搬用到其他国度和区域。其结果，一方面在所到之处激起了极其惨烈的暴力反抗和同归于尽式的恐怖活动，诱发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另一方面也在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促进了新的军备扩张竞赛。
正是在这样风声鹤唳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有些人戴起有色人种眼镜来观察目前的这桩校园凶杀事件，另外一些人用放大镜来搜寻行凶者异常性格之外的种族因素以及国际政治因素。无论如何，在部分美国人的主观感受和流言蜚语里，“416枪击案”俨然是“911事件”的另类重演。而韩国侨民以及包括华人在内的其他亚裔，则为今后很可能随之而来的那些私下复仇的暴力行径以及种族间的敌对情绪而忧心忡忡。
其实，“416枪击案”与反美性质的文明间冲突毫无干系，倒是凸显了泛美性质的文明内部的冲突。这一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极端特殊的个体现象中折射出来的极其普遍的整体问题——怎样处理全球化过程中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之间的悖论？如何在异文化共处和价值多元的条件下实现社会整合？能否通过民主选举来化解阶级或民族之间的敌意？这是像美国这样的与世界同构的“超国家”系统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大都属于它的内政范畴。
从有关报道可以看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的作案人赵承熙的精神结构是非常畸形的。因而可以说，校园枪击案纯属偶然却令人发指的刑事犯罪，与政治无关，与文明间冲突无关，也与韩国乃至亚裔的集体性角色作用无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思考那偶然中的必然，刑事中的政事。
就个人生活史和性格形成过程而言，赵承熙一直身在家境贫困与族群歧视的交叉点上挣扎，一直处于美国社会中的他者和弱者的地位。然而在像美式文明这样的全面市场化语境里，每个人都要对竞争的结果自我负责。国家尽量不介入资源配置、不调整贫富差距，各种社会机构以及广大公民也尽量不干预某位个体的隐私空间。这就很容易在实现高度自由的同时，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在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个人之间，这样的隔膜会更难化解。因为贫穷的移民离开亲属和地域共同体而漂泊，虽然获得了自由的天空，却失去了互助的大地，也很难在特殊的信赖关系中找到安全屏障。“416枪击案”的罪犯就构成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据报道，赵承熙对外部环境充满不安和愤恨，却一直把所有的情绪都严密地掩藏到墨镜和冷酷面具的背后，没有宣泄，也没有沟通。长期的自闭、沉默势必使选项变得极其单纯——要么永远压抑，要么突然爆发；结果是，他选择了爆发，而持枪权使得爆发的杀伤力更大．
面对32个无辜死者留下的斑斑血迹，现在更需要的思考是怎样才能预防个人向社会复仇的爆发，因而也就应该在社会管理机制上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证能够及时地、不断地“化干戈为玉帛”。首先当然是要控制枪杆子的持有和使用，禁止武器自由买卖，打破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这样的逻辑其实也适合于国际社会关于裁军和停止军售的谈判。但是，不得不承认，在目前的美国，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军工产业构成最强大的政治压力团体，私自开枪的凶手多半来自中产阶级，而持枪者协会掌握着大量的选票。
由此可见，我们还有必要重新认识暴力的深层原因及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
其实，赵承熙的两支手枪不仅发射了几百发子弹，同时也发射了一连串尖锐的问题——自由真的需要个人持枪权作为保障吗？国家的本质是不是一项放弃私人之间杀戮和复仇的社会契约？如果民间严禁武器，那么怎样才能有效控制那些集中在国家手中的枪杆子？民主政治体制能不能完全杜绝让枪声说话的现象？把视野再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公民持枪权与国际军火商之间是否构成一枚银币的两面？民主的价值联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预防和制止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