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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哲学导论：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的阴阳之道观》以“阴阳之道”为视角审视海德格尔哲学及翻译思想，通过展现中华文化原初性思维模式与海氏哲学基本思路的契合，创造性地将儒家思想引入对翻译理论的探讨之中，在拓展译学研究领域的同时，探索在中国文化框架下建构翻译哲学的新途径。
关键词：翻译；哲学；海德格尔；阴阳之道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4-0097-09
是否只有一种文化才是值得研究的？是否只有一种语言才是值得推崇的？是否只有一条路径通达翻译研究的“彼岸”？是否消弭了“异”就意味着“大同”？在《翻译哲学导论：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的阴阳之道观》（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一书中，作者透过中华文化原初性思维模式与海德格尔哲思的互镜互释，在“东西”与“古今”两个维度、翻译研究与文化沟通两个层面，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新思路，将我们带入纯粹语言讨论难以企及的新天地。
《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是海德格尔鲜有的专门讨论翻译的哲学著作。作为从“阴阳之道”视角对其展开的一则细读，本书开门见山地指出展开课题所面临的挑战：开展翻译哲学新研究领域的难度，与选取儒家思想为视角所带来的阻碍；前者直指在西方“言语翻译”绝对掌控下“思想翻译”的存在向度，而后者突出东方思想精义融入翻译理论建构的可行性。然而，来自一中一西两大挑战的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当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的深刻思考：译学研究究竟如何才能摆脱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独断？从哪里入手才能安置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在翻译研究领域长期失语的中华文化，又怎能真正在翻译中实现与西方的平等交流和沟通？
作者认为，毫无批判精神地接受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将“唯一语言论”贯彻翻译研究，只能剥夺翻译本身所蕴含的“异”的基本属性，使理论的生发沦为一种“单语的解说”；而执著于语言和文化间探讨，将翻译研究的疆域局限于宽泛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也只不过是以思想探讨的深度与厚度为代价换取文化的外在表征和语言的某种表现形态。或许，只有通过哲学思辨的介入和协商，特别是对比较哲学的吸纳和借鉴，对翻译的讨论才有条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沟通，才真正具备探究翻译的本质及其相关的问题的建构性力量。如此，翻译哲学的概念厘定与论域建构就自然而然成为应对“两大挑战”与化解“双重危机”的关窍，也是全书论证的基石。
1. 翻译哲学的“名”与“实”
围绕翻译哲学这一概念的存在依据及作用价值，国内外学界争论已久：在西方，以皮姆为代表的一批论者以“实践中心论”为基本思路，否定哲学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和价值，认为翻译哲学既“无名”—西方哲学中“没有任何研究翻译的传统话语”，也注定“无实”—翻译哲学无助于在实践中引导译者“做出一个选择”。在国内，各类“哲学”花边式的滥用遮蔽了原本清晰可见的翻译哲学研究进路，使其空有其名，不得其实，导致在翻译研究之内建构翻译哲学论域困难重重。对此，作者以对国内外翻译哲学研究现况的爬梳剔抉，驳斥西方研究者“罔顾事实”的狭隘视野，及国内某些“一心求大求全”，却缺乏核心思想支撑的研究。回顾西方思想史，作者强调，翻译无论之于尼采、海德格尔还是德里达，都是一种哲学思维模态（mode of thoughts），具备走出自身的思想力量。也就是说，“进入哲学”本就是翻译要处理的基本问题之一，站在哲学立场上审视翻译更是翻译研究的应有之义，如此，哲学思想资源也就为翻译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路向，而其中，作者认为，以存在论视角关注翻译“原初性”问题，探讨“翻译之存在”更有助于在思想的纵深之处对翻译哲学展开系统性研究。
作者同时高度警惕“反本质主义”的攻讦。面对翻译哲学或将进一步扩大翻译理论“象牙塔”与翻译实践“工作面”间鸿沟，将翻译研究带入无“人”出入的“神境”或是“天国”的质疑，作者指出，有别于追求片面深刻、排斥异己的学问，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哲学兼顾系统性与日常化，它永远在生活之中，却又有所脱离；它是对翻译理论一种系统性的总结，一种可根据翻译实践不断调整的、可对翻译理论进行有效指导的思想资源；它透过翻译理论调整、说明、制约或影响翻译实践，使三者形成始终充满变化势能的有机整体。
在对翻译哲學“名”与“实”的叩问中，作者逐步展现翻译哲学中西融合的指向：首先，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西方的“智慧之学”偏重知性的规则和思想的系统化，而东方的“生命之学”追求的是生命调适的实践化与日常化。惟有中西兼顾，关注二者之同、突出二者之异，才有可能在比较性反思与历史回顾中激发思想上的讨论，也才能展现哲学的力量；其次，从翻译的角度审视，翻译哲学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路径，其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行为：只有破除西方理论话语的单语暴力，引入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并经由它与西方思想展开对话，才有可能在“相异而立”中唤醒学术意义上的平等交流，在精神领域达成翻译的旨趣。作为一次原创性探索，作者选定孔夫子与海德格尔，尝试在中华文明核心思维方式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中发掘翻译哲学的解释力量。
2. 海德格尔与阴阳之道
选定海德尔格尔为翻译哲学研究的切入点，作者主要基于三点原因：首先，在框定了翻译哲学的研究论域，确定其揭示翻译“本质所向”的基本任务后，“翻译之存在”就理应成为翻译哲学讨论的核心议题，而作者认为，海德格尔对翻译的哲思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存在论视角。其二，作者整理论文集《海德格尔，翻译与思想的任务》（Heidegger， Translation，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 Essays in Honor of Parvis Emad）中对海氏句子、术语及术语构成形态的分析，发现“翻译之存在”之于海氏是一种并存共生状态：它永久地包含两种相反的动能，又持续提供一种收拢的效力。这一效力使生命本身成为一种言说，蕴含不断回归自身又超越自身的力量。在作者看来，这都反映出海氏翻译哲学与追求“生生不息”的儒家思想的契合；其三，任何思想都可能跨越时代和地域，达成“心意相通”，而海德格尔与孔夫子对生命自觉与日常生活共同关注更成为二者思想互释的重要基础。最后，也更重要的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包容并蓄不仅能纠正海德格尔思想中地域主义与单语主义的倾向，为海氏思想体系裨补伦理学尺度，更为理解海德格尔，特别是理解《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提供新的角度。
关键词：翻译；哲学；海德格尔；阴阳之道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4-0097-09
是否只有一种文化才是值得研究的？是否只有一种语言才是值得推崇的？是否只有一条路径通达翻译研究的“彼岸”？是否消弭了“异”就意味着“大同”？在《翻译哲学导论：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的阴阳之道观》（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一书中，作者透过中华文化原初性思维模式与海德格尔哲思的互镜互释，在“东西”与“古今”两个维度、翻译研究与文化沟通两个层面，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新思路，将我们带入纯粹语言讨论难以企及的新天地。
《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是海德格尔鲜有的专门讨论翻译的哲学著作。作为从“阴阳之道”视角对其展开的一则细读，本书开门见山地指出展开课题所面临的挑战：开展翻译哲学新研究领域的难度，与选取儒家思想为视角所带来的阻碍；前者直指在西方“言语翻译”绝对掌控下“思想翻译”的存在向度，而后者突出东方思想精义融入翻译理论建构的可行性。然而，来自一中一西两大挑战的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当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的深刻思考：译学研究究竟如何才能摆脱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独断？从哪里入手才能安置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在翻译研究领域长期失语的中华文化，又怎能真正在翻译中实现与西方的平等交流和沟通？
作者认为，毫无批判精神地接受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将“唯一语言论”贯彻翻译研究，只能剥夺翻译本身所蕴含的“异”的基本属性，使理论的生发沦为一种“单语的解说”；而执著于语言和文化间探讨，将翻译研究的疆域局限于宽泛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也只不过是以思想探讨的深度与厚度为代价换取文化的外在表征和语言的某种表现形态。或许，只有通过哲学思辨的介入和协商，特别是对比较哲学的吸纳和借鉴，对翻译的讨论才有条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沟通，才真正具备探究翻译的本质及其相关的问题的建构性力量。如此，翻译哲学的概念厘定与论域建构就自然而然成为应对“两大挑战”与化解“双重危机”的关窍，也是全书论证的基石。
1. 翻译哲学的“名”与“实”
围绕翻译哲学这一概念的存在依据及作用价值，国内外学界争论已久：在西方，以皮姆为代表的一批论者以“实践中心论”为基本思路，否定哲学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和价值，认为翻译哲学既“无名”—西方哲学中“没有任何研究翻译的传统话语”，也注定“无实”—翻译哲学无助于在实践中引导译者“做出一个选择”。在国内，各类“哲学”花边式的滥用遮蔽了原本清晰可见的翻译哲学研究进路，使其空有其名，不得其实，导致在翻译研究之内建构翻译哲学论域困难重重。对此，作者以对国内外翻译哲学研究现况的爬梳剔抉，驳斥西方研究者“罔顾事实”的狭隘视野，及国内某些“一心求大求全”，却缺乏核心思想支撑的研究。回顾西方思想史，作者强调，翻译无论之于尼采、海德格尔还是德里达，都是一种哲学思维模态（mode of thoughts），具备走出自身的思想力量。也就是说，“进入哲学”本就是翻译要处理的基本问题之一，站在哲学立场上审视翻译更是翻译研究的应有之义，如此，哲学思想资源也就为翻译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路向，而其中，作者认为，以存在论视角关注翻译“原初性”问题，探讨“翻译之存在”更有助于在思想的纵深之处对翻译哲学展开系统性研究。
作者同时高度警惕“反本质主义”的攻讦。面对翻译哲学或将进一步扩大翻译理论“象牙塔”与翻译实践“工作面”间鸿沟，将翻译研究带入无“人”出入的“神境”或是“天国”的质疑，作者指出，有别于追求片面深刻、排斥异己的学问，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哲学兼顾系统性与日常化，它永远在生活之中，却又有所脱离；它是对翻译理论一种系统性的总结，一种可根据翻译实践不断调整的、可对翻译理论进行有效指导的思想资源；它透过翻译理论调整、说明、制约或影响翻译实践，使三者形成始终充满变化势能的有机整体。
在对翻译哲學“名”与“实”的叩问中，作者逐步展现翻译哲学中西融合的指向：首先，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西方的“智慧之学”偏重知性的规则和思想的系统化，而东方的“生命之学”追求的是生命调适的实践化与日常化。惟有中西兼顾，关注二者之同、突出二者之异，才有可能在比较性反思与历史回顾中激发思想上的讨论，也才能展现哲学的力量；其次，从翻译的角度审视，翻译哲学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路径，其本身也是一种翻译行为：只有破除西方理论话语的单语暴力，引入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并经由它与西方思想展开对话，才有可能在“相异而立”中唤醒学术意义上的平等交流，在精神领域达成翻译的旨趣。作为一次原创性探索，作者选定孔夫子与海德格尔，尝试在中华文明核心思维方式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中发掘翻译哲学的解释力量。
2. 海德格尔与阴阳之道
选定海德尔格尔为翻译哲学研究的切入点，作者主要基于三点原因：首先，在框定了翻译哲学的研究论域，确定其揭示翻译“本质所向”的基本任务后，“翻译之存在”就理应成为翻译哲学讨论的核心议题，而作者认为，海德格尔对翻译的哲思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存在论视角。其二，作者整理论文集《海德格尔，翻译与思想的任务》（Heidegger， Translation，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 Essays in Honor of Parvis Emad）中对海氏句子、术语及术语构成形态的分析，发现“翻译之存在”之于海氏是一种并存共生状态：它永久地包含两种相反的动能，又持续提供一种收拢的效力。这一效力使生命本身成为一种言说，蕴含不断回归自身又超越自身的力量。在作者看来，这都反映出海氏翻译哲学与追求“生生不息”的儒家思想的契合；其三，任何思想都可能跨越时代和地域，达成“心意相通”，而海德格尔与孔夫子对生命自觉与日常生活共同关注更成为二者思想互释的重要基础。最后，也更重要的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包容并蓄不仅能纠正海德格尔思想中地域主义与单语主义的倾向，为海氏思想体系裨补伦理学尺度，更为理解海德格尔，特别是理解《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提供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