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语言学理论在20世纪主要经历了三场革命：索绪尔的结构主义革命；乔姆斯基的TG革命；认知功能语言学对乔氏革命的革命。本文从（语言）哲学角度梳理了这三场革命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渊源，并指出认知语言学代表了当前国内外语言学理论前沿。我们还主张将认知语言学进一步修补为“体认语言学（ECL）”，以体现其体验性和实践性理论取向，也算是对本土化理论建设的一点思考。
关键词：三场语言学革命；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理论前沿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2-0002-10
1. 序言：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一瞥
语言学已有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参见Robins，1967；刘润清， 1995/2013；王寅， 2007：25），特别是最近100年，语言学进入了高潮期。一般说来，20世纪的语言学主要经历了以下三场革命：
（1）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革命；
（2）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革命；
（3）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
我们（2002）认为，当前亦已成为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是对索氏和乔氏革命的又一场革命，这样，研究20世纪的语言学发展史主要可以这三场革命（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同属一大学派）为基本线索，这就是图3 最右侧所标注的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线路图。现简述如下。
2. 首场革命：索绪尔的结构主义
我们知道，西方语言学从约公元前5世纪到18世纪为“语文学”时期，分析语言文字和书面材料，且以其为基础来考证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规律，尚缺乏系统理论。到18-19世纪西方开始盛行“历史比较语言学”，重在追溯语言的发展演变史，关注同一语系中言语实体的比较，意在建构语言家族谱系（全世界语言可大致划分为十大语系）和语言类型（所有语言可大致划分为屈折语、孤立语、黏着语等）。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 1916）一反历史比较语言学之研究传统，抛弃了“言语、外部、历时、实体”等研究对象，力主以“语言、内部、共时、形式”为中心建立起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号称发动了一场语言学界的“哥白尼式革命”，革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命。他大力倡导从共时角度分析语言系统内部要素的关系和规律，实施“关门打语言”的策略，实现了语言“内指论”转向，切断了语言与社会和人之间的联系，仅只关注体认原则最右端的“语言”，这便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革命之精髓所在。
索氏将语言本身视为一个独立的封闭系统，语义也仅在语言系统内部求得，即通过“横组合”和“纵聚合”的交叉点来决定，能指和所指也是头脑中两个心理实体，并不是外界的因素，以使“关门”策略能一以贯之。
有关索氏语言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是“经验主义”，有学者认为是“理性主义”，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兼有”。笔者（2001：7）认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为“分析哲学”，这就是笔者将其列于图3右边第一行的原因，表明他深受首批（德、英、奥）理想语言学派的影响，劈开纷繁多变、难以把控的“言语表达”，专注于分析理想化、抽象化的“语言系统”，且将其定位于语言内部的形式关系。或许，索氏的这一观点也影响到罗素和维氏等，使得他们建立了分析语言内部形式关系的语哲方法。笔者由于在2001年无暇详述，在事过十二年后的2013年，有三家期刊约稿“纪念索绪尔逝世100周年”，笔者终于腾出时间详加论述，参见《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1期、《外国语文》2013年第1期和《外语教学》2013年第4期。
我们发现，索绪尔与早期语言哲学家同处一个年代，且两者的基本思考有很多相似之处。索绪尔提出的：
（1）关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
（2）语言之系统具有先验性；
（3）只有语言才使思想出场；
（4）批判久传的语言工具论；
（5）语言与世界整体性同构。
等，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语言哲学观。
在沃尔希洛夫（Volosinov， 1929）出版的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莱塞赫科尔（Lecercle， 2004）出版的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都详细论述了索氏的语哲观，前者还将他冠为“语言哲学第二思潮的重要代表”，这都说明索绪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言哲学家。江怡所列述的语哲研究主要有三大对象：
（1）形式； （2）语言； （3）分析。
它们都是索氏理论中的关键内容，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陈嘉映（2003）在他的《语言哲学》中专辟第五章论述了索氏的语言哲学观。这都充分证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完全可定位于“分析哲学（即语言哲学，简称‘语哲’）”。换句话说，现代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也促动了语哲的形成和发展。
3. 第二场革命：乔姆斯基的TG
20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Chomsky， 1957， 1965）于20世纪50年代发动了一场针对结构主义（含描写主义、行为主义）的语言学革命，创建了“转换生成语言学（TG Linguistics）”，深入批判了它们仅只局限于语言系统、或从语言实际表达层面进行结构分析的局限性。
TG学派一方面接受了索氏的“共时、关门”的立场，融入了笛卡尔的天赋观、二元论，以及英美分析哲学中逻实论（为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主义的简称）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认为结构主义（包括描写主义）仅只关注语言内部结构和要素关系，忽视了“语言来自哪里”这一语言学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随着1950s的科学主义、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的进步和发展，他紧跟时代的步伐，从“结构”转向“心智”，从“描写”移至“解释”，大力倡导从人类心智角度来解释语言的成因，且别出心裁地将句法独立出来进行“形式化”研究，为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乔氏拓宽了索绪尔的研究范围，不仅分析语言系统本身，且主要从心智（大致相当于“认知”① ）角度探讨语言的起源。乔氏认为，语言来自于心智中先天的“普遍语法（UG）”，心智具有天赋性，语言出自心智，语言也具有天赋性。因此，乔氏坚定地将其理论基点定位于“语言与心智”的关系上，这从他1968年（1972年扩充版）的专著《语言与心智》（Language and Mind）可见一斑。另外，他的名言“语言是心智的窗口”也是这一立场的具体反映。
他还首次尝试用形式主义的方式来解释心智中句法演算机制，主要关注核心原则右边的“认知”和“语言”两要素。
概括起来，转换生成语言学主要有如下六大特征：
（1）天赋性 （2）普遍性 （3）自治性
（4）模块性 （5）句法性 （6）形式化
这些特征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首先是语言具有“天赋性”，基于此，所有婴儿的初始语法结构都相同，这就是乔氏所论述的“普遍语法（UG）”，又叫“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为乔氏所说的“黑匣子（Black Box）”中所内嵌的先天性认知机制。他还认为这种普遍语法独立于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是心智中专司语言的机制，这便是语言和句法的“自治性”，可用来解释为何婴儿二、三岁时语言表达就较为成熟，却连生活不能自理，还要尿床，数理化是零分。
他不仅认为语言具有自治性，而且句法也具有自治性。正因为句法可以自治了，句法才能在理论上被独立出来，成为乔氏TG理论专门聚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TG的核心内容为“句法学”。为能保证句法的独立性，乔氏还进一步提出了语言的“模块性”，将其分为三大模块：“音位”、“句法”、“语义”，且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句法”，这才导致了他将主要兴趣集中于句法的结果。他还深受当下流行于世的逻实论、科学主义的影响，竭力主张用形式化的方法解释句法的生成和转换途径，以弥补语言学一直未能走上形式化之“康庄大道”的缺憾。或曰：终于使得“落后”的语言学理论赶上了科学主义的“时代潮流”。
根据上述特征可见，TG学派的哲学基础主要受到了笛卡尔的天赋论和二元观的影响，这就是笔者在图3右边第四行后面，在乔氏上方标注“笛”之含义。雷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99）认为，TG学派还深受流行于美国的逻实论、科学主义等的影响，因为他大力倡导用数理演算的形式化方法来解释句法成因。这就是为何在图3中将乔姆斯基TG学派和蒙太古语法与美国奎因（Quine）等学者列在同一行的主要原因。
学界普遍认为，乔姆斯基不仅是个语言学家，他还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哲学家，他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天赋论”、“普遍语法”、“心智分析”等都曾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他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在逻实论和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若干语言哲学家建构了形式主义语义学，而乔氏另辟蹊径，沿着索氏的“关门”思路，开创了“关门打句法”的新策略，且大力倡导形式化句法分析的思路，企图用几个简单的公式（短语结构、转写公式）来解释全人类语言的来源问题。这是何等的智慧！陈嘉映（2003）在论著中辟第十四章曾专论乔氏语哲思想。
另外，乔氏理论中也体现出他深厚的哲学功底，如区分“语言能力vs语言运用”、“表层结构vs深层结构”、“句子二分分析法”，这些都取自于苏格拉底和笛卡尔的二元论；他所区分的“表层结构vs深层结构”还明显打上了罗素的“表层句法结构vs深层逻辑结构”的烙印；乔氏的普遍语法观显然受到了中世纪的普遍思辨语法和近代的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
4. 功能派问世：（系统）功能学派理论溯源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在西方社会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常被称为最深厚的理论之一。杨善华（1999：133）指出，作为社会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它始作佣于该学科的创始人孔德和斯宾塞，后经过人类学家布朗（Brown， 1880～1955）、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884～1942）和社会学家杜克海姆（Durkheim， 1858～1917 又译：涂尔干）等的发展，现代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Parsons ， 1902～1979）将其修正为“行动体系”、“AGIL四功能模式”，终于建成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宏伟的巨型理论。该理论曾于1940s-50s基本取得统一，被公认为“社会学”的主导研究范式。该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内部各部分、各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于个人的功能性有机整体。
“功能主义语言学（Functionalist Linguistics）最早始源于1920s-30s，主要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23）和弗斯（Firth 1930s-50s）算起。但弗莱格、杜克海姆等也对其产生了较大影响。以下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4.1 语境论
我们知道，弗莱格（Frege， 1848-1925）于1892发表的著名论文“论涵义和外指义（On Sense and Reference）”中率先论述了“语境论”，认为句义可用“组合原则”来解释，此时就必须考虑词语所出现的上下文。他还指出，“晨星（the Morning Star）”和“暮星（the Evening Star）”虽同指一星，但必须明确它们所使用的实际场景，早晨看到的只能是晨星，傍晚看到的只能是暮星，必须根据具体语境来使用相关的适切词语，不能随便交叉使用。
马林诺夫斯基或许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此为图3中上方长斜虚线的含义），于1923年正式提出了“Context of Situation（情景语境）”，强调社会和文化知识在语言交际、语义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结合具体情境才能较好地理解交际中话语的意义。他（1935）在《珊瑚园及其魔力》中写道（参见刘润清 2013：279）： 文化（即一个社团中的全部制度，各种传统的硬性规定，如语言、技术、社交方式）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一个逐步改造的过程。所谓改造过程，我是指传统的文化方式和规范对成长中的有机体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我的关于文化的全部理论的实质……是把杜克海姆的理论变成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
注意：马林诺夫斯基在文中明确提到了“杜克海姆”，且尝试将杜氏理论应用于语言文化研究之中，这也有力地佐证了图3将他列于杜克海姆之后的想法。
弗斯（Firth 1890-1960）于1930s前后开始在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语言学，且还在伦敦经济研究学院兼职，与马林诺夫斯基同事多年，深受马氏的“情景语境论”的影响。譬如，弗斯对“情景语境”的分层分类就明显受到结构功能观的影响。马氏还曾将语言视为“社会过程”，认为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因为在生活中就必须学习，就要学会各种语言形式作为侧身社会的基本条件。弗斯据此提出了“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这一术语，这是比“情景语境”更广的概念，认为语言研究不仅关注结构特征，更应关注其意义和功能，且还须将言语功能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
上述这些观点也影响到维特根斯坦，他于1930s就提出了“用法论”（正式发表于1953），认为“解释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描述它如何被使用，而描述它如何被使用也就是描述它进入了社会交往”（Winch 1990，张庆熊等译 2004：134）。因此对于维氏来说，词语的意义不在于其所指对象或符合真值，而在于其所出现的语境，它必须坐落在“生活形式”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解读，这显然都烙上了上述学者的印记。
从这一梳理可见，弗莱格提出了“语境原则”，杜克海姆发展出“社会环境”，马林诺夫斯基建立了“语境理论”，弗斯倡导“文化语境”，他们都看到了语言中的社会性特征，其间明显具有一种理论上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
韩礼德（Halliday）基于这些论述建立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再次强调“语境意义”的重要性，主张从功能角度分析语言，这也为体认语言学的出场提供了理论铺垫。因此，我们多年来认为“认知”与“功能”两大语言学派为一家，它们合力共同批判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为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方向。
4.2 结构功能观
杜克海姆主要持“外部整体论”，认为整个社会为一总体结构，可按语言、宗教、行为特征、经济、功能等分出若干群体（Sodality），其日常行为受制于也决定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即个体受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制约，当通过参与的时间和结构来理解。其主要观点有：
（1）密切关注社会这一整体的结构功能、社会分工、团体意识；
（2）率先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现象，（如《论自杀》和《社会分工论》）；
（3）科技不一定导致社会进步（如战争），哈氏持与此相同观点；
（4）认为社会学须将“科技理性”扩展到人们的行为研究之中。
帕森斯认为，人类的行动体系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体系（还可继续细分子系统、子子系统），每一层次都具有四种基本的功能要求：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在子系统和子子系统中还各有其对应的子功能和子子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早期完全接受了杜克海姆的“结构功能观”，也主张将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结合起来分析语言。弗斯基于此发展出英国的功能学派，语言学应当关心特定的语言结构执行了什么样的交际功能，这当算是对结构主义（包括描写主义）的一种反思。
马林诺夫斯基到了1930s又受到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和布隆菲尔德的影响，开始关注“行为主义”理论，但杜克海姆对此有保留。正如刘润清（2013：280-281）所指出的，马林诺维斯基并没有完全接受行为主义的观点，一方面说文化影响并改造着人的行为，一方面又相信人的信仰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弗斯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并非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语言就是让别人做事的方式，是迫使别人行动的方式（这亦已昭示出“言语行为论”）。他基于此建立起属于英国的语言学理论，发展出英国的“功能学派”，强调语言学应当关心特定的语言结构执行了什么样的交际功能。
其弟子韩礼德于1980s将弗斯的理论发展为“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ist Linguistics）”。他首先将语言结构系统分成级阶层次，再论述其对应用法；语言三大功能对应三大表现方法（三大语域），这其间可明显看出师生间的传承关系。虽然功能学派在时间上要早于TG学派，但其最新成果“系统功能语言学”要晚于TG学派，因此在图3中将其列于乔氏理论之下。
4.3 系统观
韩礼德不仅受到杜克海姆、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等社会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他同时还受到索氏“语言系统论、关门打语言”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如他借用了索氏的“系统”二字，与布拉格的功能观有机结合起来，融合进了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之中，主张从社会交际角度分析语言（特别是语篇），从而建立了一套“关门分析语篇”的方法：主要基于语篇内部所出现的语法连接词语来探索语篇连贯的思路。
韩礼德根据索氏区分“语言”和“言语”的观点，区分出“语言潜势（Linguistic Potential ） vs 实际语言行为（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r）”，前者是供语言使用者选择的各种可能性，后者是使用者实际所说出的话语行为，是对语言潜势选择的结果。这也说明韩礼德深受索氏“系统观”之影响。
5. 第三场革命：认知语言学横空出世
学界一直认为，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同为一大学派，它们与“形式主义”形成对立，是对前两场革命的革命。本文将20世纪的语言学归结为三场革命，这第三场革命包括了认知和功能两大学派。但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分别讨论。 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在哲学上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第四转向，很多学者跳出了基于逻实论的分析哲学框架，抛弃了远离人文性的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消解了索绪尔划分“语言 vs 言语”且只锁定研究排除人因素和脱离生活世界的语言系统，也摆脱了乔姆斯基仅关注语言能力，用形式化方法关门研究句法的束缚，他们力主从“生活世界”和“人本性”角度来研究哲学、认识语言。社会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也以“回归生活世界”为基本出发点，更强调从社会、交际、情景等生活世界角度来论述语言，聚焦于研究语言在实际情景中的功能。
认知语言学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发动了针对索绪尔革命和乔姆斯基革命的又一场革命。它坚决批判索氏的语言系统先验论和乔氏的天赋观和自治论，认为人类的心智、概念、语言等都是来自于“体、认”，进一步拓宽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它站在时代最前沿，吸收了后现代哲学中很多基本观点，提出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建设性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语言学、语言哲学的认识。它既代表着当今国内外的主流语言学派，也是哲学第四转向和语言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认知语言学基于乔氏上述6大特征，针锋相对地提出了：
（1）体验观； （2）差异观； （3）依存观；
（4）整体观； （5）构式观； （6）非形式化
的全新理念，认为语言绝非天赋的能力，而是后天通过人与现实互动体验习得的；跨语言中不存在什么普遍语法，主要是语言各有特征；语言和句法绝非自治，而是紧密依附于其他认知能力；音位、语义、句法是互相交融的整体，不可被切分为不同模块；语言是由构式组成的；形式化不适用于语言研究。
维特根斯坦（1953）后期的专著，不仅开创了语用学（包括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新时代，而且还直接影响到雷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等创立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特别是“家族相似性”、“基于用法模型”、“语义模糊论”等直接受益于维氏后期观点。
雷柯夫和约翰逊接受了维氏后期及其他后现代哲学家诸多观点，深入批判了西方流行两千多年的客观主义哲学传统，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非客观主义”的“体验哲学”，主要包含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充分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思想。基于其上形成的认知语言学大力倡导从人类的十数种基本认识方式 （如：互动体验、意象图式、 原型范畴、概念化、概念整合、心智空间、 隐喻转喻、关联、认知模型（CM、ICM、ECM）、识解（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等来统一分析隐藏于语言背后的形成机制，又为语言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引领着21世纪语言研究的潮流。
我们（2014）近来主张对国外理论进一步做本土化处理，拟将“认知语言学（CL）”修补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简称ECL）”。后者基于前者，既长于斯，也高于斯，主要突显了“语言的体验性”这一语言的重要性质，详见笔者发表于《外国语文》2014年第6期的文章。ECL还包括我们团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参见王寅于2015年即将出版的《认知语言学分支学科建设探索——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提出了若干有我特色的本土化观点。
ECL主要提出了如下“核心性体认原则”，它基本展现出ECL的关键理论，现表述如下：现实 —— 认知 —— 语言
据此可知，人类的语言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将这两个字整合起来便可得到“体认”二字，汉语中正好就有这一词语，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被定义为“体察认识”，ECL的基本理论与其完全相符。
根据这一核心原则还可解读出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的渐进式发展历史：
索氏聚焦于语言系统本身，仅只关注“体认原则”最右端的“语言”要素；乔氏倡导从心智角度解释语言成因，在索氏的基础上增添了“心智（相当于‘认知’）”要素，重点研究“认知”和“语言”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乔氏认为心智和语言都具有天赋性、自治性等特征；CL和ECL针对天赋性和自治性提出了“体验性（Embodiment）”这一关键性特征，即在乔氏的“心智 vs 语言”左边又增加了“现实”这一基础性要素。
可见，ECL这一核心性体认原则正代表着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的基本发展脉络，也体现出语言理论研究中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显得更为全面和深刻。它不仅回答了乔氏“语言来自何处”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对应于西方哲学中三次转向：毕因论（即本体论）旨在透视出现实世界背后所存在的本质；认识论聚焦于人们如何认识世界，知识来自何处；语言论关注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中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研究人们如何表达毕因和认识（参见图2中最后一行的标注）。
无论从纵向的语言学理论发展来说，还是从西哲三个转向进程来说，体认语言学都代表着这两个学科理论的前沿。
6. 当今人文学科前沿之我见
现将西方哲学第三转向（即语言论转向）中的两大学派“英美分析哲学vs欧陆人本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第四转向（为便于论述，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汇总列述如图3，该图最右边一栏则标明了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的哲学或语言哲学基础。
从图3最右栏可见，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流行于彼时的分析哲学中的理想语言学派享有共通的观点，这就是笔者（2001：7）为何主张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定位于分析哲学的原因（参见王寅 2013）。乔姆斯基深受流行于那时的科学主义和逻实论，主张用形式化方法来分析语言中的句法，这显然可归类于美国理想语言学派之中。
图3中两条斜虚线是表明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论和弗斯提出的功能语言学分别受到了弗莱格的“语境论”、杜克海姆的“社会环境”和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论”的影响，这便于我们理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同属一派，可总称为“认知功能语言学”，它与乔姆斯基等的TG学派所主张的“形式语言学派”相对。 顺着西方哲学的四个转向的路径，建设性的后现代第三期哲学思潮则代表作当今哲学领域的最前沿，即图中倒数第三和第二行。沿此思路发展而来的体验哲学（EP）、心智哲学（P of Mind）、中国后语哲、认知语言学（图中最后一行，标有下加双线）等亦可视为当今人文学术之前沿，我们基于此提出的SOS（Subject-Object-Subject Understanding Model）、体验人本观、ECL也代表着全世界人文学科（包括语言学）的最前沿。因此，我国学者并非闲云野鹤，单打独斗，而在此处与西方学者接上了轨，携手并进，共同为全世界建设非物质文化财富作出了贡献。
7. 结语
CL和ECL的上述立场代表着当前语言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其历史意义不在于仅提出了诸如“隐转喻、意象图式、认知模型、概念整合”等分析语言的具体方法，而在于终使落后于文学和翻译的语言学（语言文学有三大分支：文学、翻译学、语言学，前两个学科早已进入后现代时期，而语言学一直徘徊在客观主义哲学理论的窠臼之中）摆脱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客观主义、形式主义”理论框架的束缚，将其带入到世界人文大潮研究之前沿 —— 后现代第三期的建设性时代。
因此，只有站在后现代哲学的最前沿，才能看清楚语言学理论的最前沿；要能在学术上实现“与时俱进”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1）我们现在究竟在哪里？
（2）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
（3）我们到底还能做什么？
图3最下一行所标的下加双线，代表着当今世界人文学科大潮之前沿，它也是语言文学的最前沿 ②，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一生！
只有导师进入到学术前沿，学生才能跟进到前沿，我国的语言研究和教育才有前途，才可实现在这一领域让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
参 考 文 献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 [M]. The Hague： Mouton， 1957.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The M. I. T. Press， 1965.
Chomsky， N. Language and Mind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68/1972.
Frege， G. On Sense and Nominatum [A]. In P. Greach & M. Black （ed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0.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Lakoff， G.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Lecercle， J. J. Une Philosophie Marxiste du Langage. G. Elliott （trans.）， 2006. A Marxist Philosopy of Language [M]. Leiden： Brill， 2004.
Malinowski， B.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Supplement to Ogden， C. K. & Richards， I. A. [A]. In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3.
Malinowski， B.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II）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5.
Robins， R.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1967.
Saussure. F. de. 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Volosinov， V. N. L. Matejka & I. R. Titunik （trans.），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Winch， P. 张庆熊、张缨等译，社会科学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Wittgenstein， L. 李步楼译，哲学研究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修订版）[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2013.
王 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王 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2）： 82-89+160.
关键词：三场语言学革命；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理论前沿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2-0002-10
1. 序言：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一瞥
语言学已有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参见Robins，1967；刘润清， 1995/2013；王寅， 2007：25），特别是最近100年，语言学进入了高潮期。一般说来，20世纪的语言学主要经历了以下三场革命：
（1）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革命；
（2）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革命；
（3）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
我们（2002）认为，当前亦已成为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是对索氏和乔氏革命的又一场革命，这样，研究20世纪的语言学发展史主要可以这三场革命（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同属一大学派）为基本线索，这就是图3 最右侧所标注的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线路图。现简述如下。
2. 首场革命：索绪尔的结构主义
我们知道，西方语言学从约公元前5世纪到18世纪为“语文学”时期，分析语言文字和书面材料，且以其为基础来考证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规律，尚缺乏系统理论。到18-19世纪西方开始盛行“历史比较语言学”，重在追溯语言的发展演变史，关注同一语系中言语实体的比较，意在建构语言家族谱系（全世界语言可大致划分为十大语系）和语言类型（所有语言可大致划分为屈折语、孤立语、黏着语等）。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 1916）一反历史比较语言学之研究传统，抛弃了“言语、外部、历时、实体”等研究对象，力主以“语言、内部、共时、形式”为中心建立起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号称发动了一场语言学界的“哥白尼式革命”，革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命。他大力倡导从共时角度分析语言系统内部要素的关系和规律，实施“关门打语言”的策略，实现了语言“内指论”转向，切断了语言与社会和人之间的联系，仅只关注体认原则最右端的“语言”，这便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革命之精髓所在。
索氏将语言本身视为一个独立的封闭系统，语义也仅在语言系统内部求得，即通过“横组合”和“纵聚合”的交叉点来决定，能指和所指也是头脑中两个心理实体，并不是外界的因素，以使“关门”策略能一以贯之。
有关索氏语言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是“经验主义”，有学者认为是“理性主义”，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兼有”。笔者（2001：7）认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为“分析哲学”，这就是笔者将其列于图3右边第一行的原因，表明他深受首批（德、英、奥）理想语言学派的影响，劈开纷繁多变、难以把控的“言语表达”，专注于分析理想化、抽象化的“语言系统”，且将其定位于语言内部的形式关系。或许，索氏的这一观点也影响到罗素和维氏等，使得他们建立了分析语言内部形式关系的语哲方法。笔者由于在2001年无暇详述，在事过十二年后的2013年，有三家期刊约稿“纪念索绪尔逝世100周年”，笔者终于腾出时间详加论述，参见《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1期、《外国语文》2013年第1期和《外语教学》2013年第4期。
我们发现，索绪尔与早期语言哲学家同处一个年代，且两者的基本思考有很多相似之处。索绪尔提出的：
（1）关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
（2）语言之系统具有先验性；
（3）只有语言才使思想出场；
（4）批判久传的语言工具论；
（5）语言与世界整体性同构。
等，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语言哲学观。
在沃尔希洛夫（Volosinov， 1929）出版的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莱塞赫科尔（Lecercle， 2004）出版的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都详细论述了索氏的语哲观，前者还将他冠为“语言哲学第二思潮的重要代表”，这都说明索绪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言哲学家。江怡所列述的语哲研究主要有三大对象：
（1）形式； （2）语言； （3）分析。
它们都是索氏理论中的关键内容，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陈嘉映（2003）在他的《语言哲学》中专辟第五章论述了索氏的语言哲学观。这都充分证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完全可定位于“分析哲学（即语言哲学，简称‘语哲’）”。换句话说，现代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也促动了语哲的形成和发展。
3. 第二场革命：乔姆斯基的TG
20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Chomsky， 1957， 1965）于20世纪50年代发动了一场针对结构主义（含描写主义、行为主义）的语言学革命，创建了“转换生成语言学（TG Linguistics）”，深入批判了它们仅只局限于语言系统、或从语言实际表达层面进行结构分析的局限性。
TG学派一方面接受了索氏的“共时、关门”的立场，融入了笛卡尔的天赋观、二元论，以及英美分析哲学中逻实论（为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主义的简称）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认为结构主义（包括描写主义）仅只关注语言内部结构和要素关系，忽视了“语言来自哪里”这一语言学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随着1950s的科学主义、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的进步和发展，他紧跟时代的步伐，从“结构”转向“心智”，从“描写”移至“解释”，大力倡导从人类心智角度来解释语言的成因，且别出心裁地将句法独立出来进行“形式化”研究，为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乔氏拓宽了索绪尔的研究范围，不仅分析语言系统本身，且主要从心智（大致相当于“认知”① ）角度探讨语言的起源。乔氏认为，语言来自于心智中先天的“普遍语法（UG）”，心智具有天赋性，语言出自心智，语言也具有天赋性。因此，乔氏坚定地将其理论基点定位于“语言与心智”的关系上，这从他1968年（1972年扩充版）的专著《语言与心智》（Language and Mind）可见一斑。另外，他的名言“语言是心智的窗口”也是这一立场的具体反映。
他还首次尝试用形式主义的方式来解释心智中句法演算机制，主要关注核心原则右边的“认知”和“语言”两要素。
概括起来，转换生成语言学主要有如下六大特征：
（1）天赋性 （2）普遍性 （3）自治性
（4）模块性 （5）句法性 （6）形式化
这些特征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首先是语言具有“天赋性”，基于此，所有婴儿的初始语法结构都相同，这就是乔氏所论述的“普遍语法（UG）”，又叫“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为乔氏所说的“黑匣子（Black Box）”中所内嵌的先天性认知机制。他还认为这种普遍语法独立于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是心智中专司语言的机制，这便是语言和句法的“自治性”，可用来解释为何婴儿二、三岁时语言表达就较为成熟，却连生活不能自理，还要尿床，数理化是零分。
他不仅认为语言具有自治性，而且句法也具有自治性。正因为句法可以自治了，句法才能在理论上被独立出来，成为乔氏TG理论专门聚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TG的核心内容为“句法学”。为能保证句法的独立性，乔氏还进一步提出了语言的“模块性”，将其分为三大模块：“音位”、“句法”、“语义”，且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句法”，这才导致了他将主要兴趣集中于句法的结果。他还深受当下流行于世的逻实论、科学主义的影响，竭力主张用形式化的方法解释句法的生成和转换途径，以弥补语言学一直未能走上形式化之“康庄大道”的缺憾。或曰：终于使得“落后”的语言学理论赶上了科学主义的“时代潮流”。
根据上述特征可见，TG学派的哲学基础主要受到了笛卡尔的天赋论和二元观的影响，这就是笔者在图3右边第四行后面，在乔氏上方标注“笛”之含义。雷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99）认为，TG学派还深受流行于美国的逻实论、科学主义等的影响，因为他大力倡导用数理演算的形式化方法来解释句法成因。这就是为何在图3中将乔姆斯基TG学派和蒙太古语法与美国奎因（Quine）等学者列在同一行的主要原因。
学界普遍认为，乔姆斯基不仅是个语言学家，他还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哲学家，他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天赋论”、“普遍语法”、“心智分析”等都曾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他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在逻实论和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若干语言哲学家建构了形式主义语义学，而乔氏另辟蹊径，沿着索氏的“关门”思路，开创了“关门打句法”的新策略，且大力倡导形式化句法分析的思路，企图用几个简单的公式（短语结构、转写公式）来解释全人类语言的来源问题。这是何等的智慧！陈嘉映（2003）在论著中辟第十四章曾专论乔氏语哲思想。
另外，乔氏理论中也体现出他深厚的哲学功底，如区分“语言能力vs语言运用”、“表层结构vs深层结构”、“句子二分分析法”，这些都取自于苏格拉底和笛卡尔的二元论；他所区分的“表层结构vs深层结构”还明显打上了罗素的“表层句法结构vs深层逻辑结构”的烙印；乔氏的普遍语法观显然受到了中世纪的普遍思辨语法和近代的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
4. 功能派问世：（系统）功能学派理论溯源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在西方社会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常被称为最深厚的理论之一。杨善华（1999：133）指出，作为社会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它始作佣于该学科的创始人孔德和斯宾塞，后经过人类学家布朗（Brown， 1880～1955）、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884～1942）和社会学家杜克海姆（Durkheim， 1858～1917 又译：涂尔干）等的发展，现代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Parsons ， 1902～1979）将其修正为“行动体系”、“AGIL四功能模式”，终于建成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宏伟的巨型理论。该理论曾于1940s-50s基本取得统一，被公认为“社会学”的主导研究范式。该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内部各部分、各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于个人的功能性有机整体。
“功能主义语言学（Functionalist Linguistics）最早始源于1920s-30s，主要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23）和弗斯（Firth 1930s-50s）算起。但弗莱格、杜克海姆等也对其产生了较大影响。以下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4.1 语境论
我们知道，弗莱格（Frege， 1848-1925）于1892发表的著名论文“论涵义和外指义（On Sense and Reference）”中率先论述了“语境论”，认为句义可用“组合原则”来解释，此时就必须考虑词语所出现的上下文。他还指出，“晨星（the Morning Star）”和“暮星（the Evening Star）”虽同指一星，但必须明确它们所使用的实际场景，早晨看到的只能是晨星，傍晚看到的只能是暮星，必须根据具体语境来使用相关的适切词语，不能随便交叉使用。
马林诺夫斯基或许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此为图3中上方长斜虚线的含义），于1923年正式提出了“Context of Situation（情景语境）”，强调社会和文化知识在语言交际、语义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结合具体情境才能较好地理解交际中话语的意义。他（1935）在《珊瑚园及其魔力》中写道（参见刘润清 2013：279）： 文化（即一个社团中的全部制度，各种传统的硬性规定，如语言、技术、社交方式）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一个逐步改造的过程。所谓改造过程，我是指传统的文化方式和规范对成长中的有机体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我的关于文化的全部理论的实质……是把杜克海姆的理论变成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
注意：马林诺夫斯基在文中明确提到了“杜克海姆”，且尝试将杜氏理论应用于语言文化研究之中，这也有力地佐证了图3将他列于杜克海姆之后的想法。
弗斯（Firth 1890-1960）于1930s前后开始在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语言学，且还在伦敦经济研究学院兼职，与马林诺夫斯基同事多年，深受马氏的“情景语境论”的影响。譬如，弗斯对“情景语境”的分层分类就明显受到结构功能观的影响。马氏还曾将语言视为“社会过程”，认为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因为在生活中就必须学习，就要学会各种语言形式作为侧身社会的基本条件。弗斯据此提出了“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这一术语，这是比“情景语境”更广的概念，认为语言研究不仅关注结构特征，更应关注其意义和功能，且还须将言语功能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
上述这些观点也影响到维特根斯坦，他于1930s就提出了“用法论”（正式发表于1953），认为“解释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描述它如何被使用，而描述它如何被使用也就是描述它进入了社会交往”（Winch 1990，张庆熊等译 2004：134）。因此对于维氏来说，词语的意义不在于其所指对象或符合真值，而在于其所出现的语境，它必须坐落在“生活形式”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解读，这显然都烙上了上述学者的印记。
从这一梳理可见，弗莱格提出了“语境原则”，杜克海姆发展出“社会环境”，马林诺夫斯基建立了“语境理论”，弗斯倡导“文化语境”，他们都看到了语言中的社会性特征，其间明显具有一种理论上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
韩礼德（Halliday）基于这些论述建立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再次强调“语境意义”的重要性，主张从功能角度分析语言，这也为体认语言学的出场提供了理论铺垫。因此，我们多年来认为“认知”与“功能”两大语言学派为一家，它们合力共同批判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为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方向。
4.2 结构功能观
杜克海姆主要持“外部整体论”，认为整个社会为一总体结构，可按语言、宗教、行为特征、经济、功能等分出若干群体（Sodality），其日常行为受制于也决定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即个体受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制约，当通过参与的时间和结构来理解。其主要观点有：
（1）密切关注社会这一整体的结构功能、社会分工、团体意识；
（2）率先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现象，（如《论自杀》和《社会分工论》）；
（3）科技不一定导致社会进步（如战争），哈氏持与此相同观点；
（4）认为社会学须将“科技理性”扩展到人们的行为研究之中。
帕森斯认为，人类的行动体系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体系（还可继续细分子系统、子子系统），每一层次都具有四种基本的功能要求：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在子系统和子子系统中还各有其对应的子功能和子子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早期完全接受了杜克海姆的“结构功能观”，也主张将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结合起来分析语言。弗斯基于此发展出英国的功能学派，语言学应当关心特定的语言结构执行了什么样的交际功能，这当算是对结构主义（包括描写主义）的一种反思。
马林诺夫斯基到了1930s又受到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和布隆菲尔德的影响，开始关注“行为主义”理论，但杜克海姆对此有保留。正如刘润清（2013：280-281）所指出的，马林诺维斯基并没有完全接受行为主义的观点，一方面说文化影响并改造着人的行为，一方面又相信人的信仰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弗斯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并非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语言就是让别人做事的方式，是迫使别人行动的方式（这亦已昭示出“言语行为论”）。他基于此建立起属于英国的语言学理论，发展出英国的“功能学派”，强调语言学应当关心特定的语言结构执行了什么样的交际功能。
其弟子韩礼德于1980s将弗斯的理论发展为“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ist Linguistics）”。他首先将语言结构系统分成级阶层次，再论述其对应用法；语言三大功能对应三大表现方法（三大语域），这其间可明显看出师生间的传承关系。虽然功能学派在时间上要早于TG学派，但其最新成果“系统功能语言学”要晚于TG学派，因此在图3中将其列于乔氏理论之下。
4.3 系统观
韩礼德不仅受到杜克海姆、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等社会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他同时还受到索氏“语言系统论、关门打语言”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如他借用了索氏的“系统”二字，与布拉格的功能观有机结合起来，融合进了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之中，主张从社会交际角度分析语言（特别是语篇），从而建立了一套“关门分析语篇”的方法：主要基于语篇内部所出现的语法连接词语来探索语篇连贯的思路。
韩礼德根据索氏区分“语言”和“言语”的观点，区分出“语言潜势（Linguistic Potential ） vs 实际语言行为（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r）”，前者是供语言使用者选择的各种可能性，后者是使用者实际所说出的话语行为，是对语言潜势选择的结果。这也说明韩礼德深受索氏“系统观”之影响。
5. 第三场革命：认知语言学横空出世
学界一直认为，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同为一大学派，它们与“形式主义”形成对立，是对前两场革命的革命。本文将20世纪的语言学归结为三场革命，这第三场革命包括了认知和功能两大学派。但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分别讨论。 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在哲学上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第四转向，很多学者跳出了基于逻实论的分析哲学框架，抛弃了远离人文性的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消解了索绪尔划分“语言 vs 言语”且只锁定研究排除人因素和脱离生活世界的语言系统，也摆脱了乔姆斯基仅关注语言能力，用形式化方法关门研究句法的束缚，他们力主从“生活世界”和“人本性”角度来研究哲学、认识语言。社会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也以“回归生活世界”为基本出发点，更强调从社会、交际、情景等生活世界角度来论述语言，聚焦于研究语言在实际情景中的功能。
认知语言学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发动了针对索绪尔革命和乔姆斯基革命的又一场革命。它坚决批判索氏的语言系统先验论和乔氏的天赋观和自治论，认为人类的心智、概念、语言等都是来自于“体、认”，进一步拓宽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它站在时代最前沿，吸收了后现代哲学中很多基本观点，提出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建设性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语言学、语言哲学的认识。它既代表着当今国内外的主流语言学派，也是哲学第四转向和语言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认知语言学基于乔氏上述6大特征，针锋相对地提出了：
（1）体验观； （2）差异观； （3）依存观；
（4）整体观； （5）构式观； （6）非形式化
的全新理念，认为语言绝非天赋的能力，而是后天通过人与现实互动体验习得的；跨语言中不存在什么普遍语法，主要是语言各有特征；语言和句法绝非自治，而是紧密依附于其他认知能力；音位、语义、句法是互相交融的整体，不可被切分为不同模块；语言是由构式组成的；形式化不适用于语言研究。
维特根斯坦（1953）后期的专著，不仅开创了语用学（包括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新时代，而且还直接影响到雷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等创立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特别是“家族相似性”、“基于用法模型”、“语义模糊论”等直接受益于维氏后期观点。
雷柯夫和约翰逊接受了维氏后期及其他后现代哲学家诸多观点，深入批判了西方流行两千多年的客观主义哲学传统，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非客观主义”的“体验哲学”，主要包含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充分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思想。基于其上形成的认知语言学大力倡导从人类的十数种基本认识方式 （如：互动体验、意象图式、 原型范畴、概念化、概念整合、心智空间、 隐喻转喻、关联、认知模型（CM、ICM、ECM）、识解（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等来统一分析隐藏于语言背后的形成机制，又为语言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引领着21世纪语言研究的潮流。
我们（2014）近来主张对国外理论进一步做本土化处理，拟将“认知语言学（CL）”修补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简称ECL）”。后者基于前者，既长于斯，也高于斯，主要突显了“语言的体验性”这一语言的重要性质，详见笔者发表于《外国语文》2014年第6期的文章。ECL还包括我们团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参见王寅于2015年即将出版的《认知语言学分支学科建设探索——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提出了若干有我特色的本土化观点。
ECL主要提出了如下“核心性体认原则”，它基本展现出ECL的关键理论，现表述如下：现实 —— 认知 —— 语言
据此可知，人类的语言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将这两个字整合起来便可得到“体认”二字，汉语中正好就有这一词语，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被定义为“体察认识”，ECL的基本理论与其完全相符。
根据这一核心原则还可解读出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的渐进式发展历史：
索氏聚焦于语言系统本身，仅只关注“体认原则”最右端的“语言”要素；乔氏倡导从心智角度解释语言成因，在索氏的基础上增添了“心智（相当于‘认知’）”要素，重点研究“认知”和“语言”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乔氏认为心智和语言都具有天赋性、自治性等特征；CL和ECL针对天赋性和自治性提出了“体验性（Embodiment）”这一关键性特征，即在乔氏的“心智 vs 语言”左边又增加了“现实”这一基础性要素。
可见，ECL这一核心性体认原则正代表着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的基本发展脉络，也体现出语言理论研究中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显得更为全面和深刻。它不仅回答了乔氏“语言来自何处”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对应于西方哲学中三次转向：毕因论（即本体论）旨在透视出现实世界背后所存在的本质；认识论聚焦于人们如何认识世界，知识来自何处；语言论关注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中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研究人们如何表达毕因和认识（参见图2中最后一行的标注）。
无论从纵向的语言学理论发展来说，还是从西哲三个转向进程来说，体认语言学都代表着这两个学科理论的前沿。
6. 当今人文学科前沿之我见
现将西方哲学第三转向（即语言论转向）中的两大学派“英美分析哲学vs欧陆人本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第四转向（为便于论述，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汇总列述如图3，该图最右边一栏则标明了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的哲学或语言哲学基础。
从图3最右栏可见，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流行于彼时的分析哲学中的理想语言学派享有共通的观点，这就是笔者（2001：7）为何主张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定位于分析哲学的原因（参见王寅 2013）。乔姆斯基深受流行于那时的科学主义和逻实论，主张用形式化方法来分析语言中的句法，这显然可归类于美国理想语言学派之中。
图3中两条斜虚线是表明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论和弗斯提出的功能语言学分别受到了弗莱格的“语境论”、杜克海姆的“社会环境”和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论”的影响，这便于我们理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同属一派，可总称为“认知功能语言学”，它与乔姆斯基等的TG学派所主张的“形式语言学派”相对。 顺着西方哲学的四个转向的路径，建设性的后现代第三期哲学思潮则代表作当今哲学领域的最前沿，即图中倒数第三和第二行。沿此思路发展而来的体验哲学（EP）、心智哲学（P of Mind）、中国后语哲、认知语言学（图中最后一行，标有下加双线）等亦可视为当今人文学术之前沿，我们基于此提出的SOS（Subject-Object-Subject Understanding Model）、体验人本观、ECL也代表着全世界人文学科（包括语言学）的最前沿。因此，我国学者并非闲云野鹤，单打独斗，而在此处与西方学者接上了轨，携手并进，共同为全世界建设非物质文化财富作出了贡献。
7. 结语
CL和ECL的上述立场代表着当前语言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其历史意义不在于仅提出了诸如“隐转喻、意象图式、认知模型、概念整合”等分析语言的具体方法，而在于终使落后于文学和翻译的语言学（语言文学有三大分支：文学、翻译学、语言学，前两个学科早已进入后现代时期，而语言学一直徘徊在客观主义哲学理论的窠臼之中）摆脱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客观主义、形式主义”理论框架的束缚，将其带入到世界人文大潮研究之前沿 —— 后现代第三期的建设性时代。
因此，只有站在后现代哲学的最前沿，才能看清楚语言学理论的最前沿；要能在学术上实现“与时俱进”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1）我们现在究竟在哪里？
（2）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
（3）我们到底还能做什么？
图3最下一行所标的下加双线，代表着当今世界人文学科大潮之前沿，它也是语言文学的最前沿 ②，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一生！
只有导师进入到学术前沿，学生才能跟进到前沿，我国的语言研究和教育才有前途，才可实现在这一领域让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
参 考 文 献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 [M]. The Hague： Mouton， 1957.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The M. I. T. Press， 1965.
Chomsky， N. Language and Mind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68/1972.
Frege， G. On Sense and Nominatum [A]. In P. Greach & M. Black （ed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0.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Lakoff， G.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Lecercle， J. J. Une Philosophie Marxiste du Langage. G. Elliott （trans.）， 2006. A Marxist Philosopy of Language [M]. Leiden： Brill， 2004.
Malinowski， B.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Supplement to Ogden， C. K. & Richards， I. A. [A]. In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3.
Malinowski， B.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II）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5.
Robins， R.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1967.
Saussure. F. de. 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Volosinov， V. N. L. Matejka & I. R. Titunik （trans.），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Winch， P. 张庆熊、张缨等译，社会科学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Wittgenstein， L. 李步楼译，哲学研究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修订版）[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2013.
王 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王 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2）： 82-8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