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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边的重庆市奉节县一路向北，在崇山峻岭间的狭窄公路绕行而上，经过种满脐橙、桃树、玉米、辣椒之类作物的坡地梯田后，在大山深处有一个名叫鸡山村的村庄。
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68岁的杨业付与妻子颜学英就生活在鸡山村的一个小院里。但这个四周生长着高大竹林的清净院子并不是他们的家——事实上，他们早就没有家了。现在的这个院子，是他们的大女儿杨光琴和女婿马家富的家。
黝黑矮小的杨业付用失落的口吻介绍自己：“我们是这里的流动人口”。
杨业付与他和善的妻子颜学英，确实来自异乡。身份证显示，他们是远在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苏塘村的村民。
但他们却实实在在是在奉节土生土长，一生中绝大部分光阴都在江边山村里度过的当地农民。
让他们成为故乡的异乡人的，是两百公里外巍然耸立的三峡大坝。
离开家乡
1994年，当规模空前的三峡大坝在两百公里外的湖北宜昌市三斗坪破土动工时，生活在上游奉节县白帝镇大桥村的杨业付被告知，他们将来有一天会告别这个群山环抱、江水奔腾的闭塞村庄。
这一天在2001年8月下旬来临。一个天色阴沉而又锣鼓喧天的下午，上千名奉节农民在县城码头登上客轮，在呜吟的江风中辞别了故乡。包括杨业付夫妇在内的90位移民，从西南宜昌转火车前往福建省东部的苏塘村，成了这个2000多公里外沿海渔村的新成员。
这一年，杨业付57岁，而颜学英已年届六旬。三年前，他们的小女儿杨述芳已随丈夫移民到了湖北荆州；而三年后，他们的大儿子杨光荣也将移民去江西宜春。只有大女儿杨光琴一家、小儿子杨正平一家没有移民。杨业付和四个子女，散落四地。
从中国政府1992年启动三峡库区移民搬迁工作后，到2008年年底，有超过124万名移民离开了熟悉的家园。在这股移民的洪流中，有近20万人悄然流淌到了福建、江苏、浙江、广东、上海之类的遥远异乡。
杨业付夫妻在苏塘村分到了一套65平方米的平房和一亩耕地，他们一度以为会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但四年后的2005年秋天，他们卖掉了苏塘村的房屋、土地，返回了奉节故乡。此时，他们移民到了江西宜丰县高坪村的大儿子杨光荣也已返回了故乡。在那个村子，杨光荣只待了一个多月。
在巫山、奉节这样的移民大县里，多年来陆续返乡的移民现在已是随处可见。但在曾经的故乡，他们现在是一群无人关注的“流动人口”。
没人知道现今已有多少移民像杨业付他们一样选择了重返故乡。2005年10月，福建省移民开发局在《今年以来全省三峡移民信访突出问题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文件中透露，截至当年8月，从福建回流重庆三峡库区的移民就有243户882人，占到了该省历年接收移民总数的12.49%。
在返乡移民这个老少皆有的特殊群体里，大多数人文化不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三峡工程四川库区十年移民工作回顾》一书中提到，三峡地区16至40岁的劳动力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20%），劳动技能普遍较差，大多只能靠五花八门但通常收入微薄的体力活谋生，长期客居在亲人家或出租屋里。
卖菜小贩、餐馆服务员、工地临时工、摩托车搭客仔，甚至在湖泊里打鱼这类工作，就是他们返乡后赖以生存的途径。他们常常用一句令人心酸的话——“求生活”，来形容自己终日奔波的目的。
杨光荣夫妇返回大桥村后一直住在自己未外迁的小儿子家里，靠每天摇着一艘小木船在当地湖里打鱼为生。运气好的时候，杨光荣一天能打捞到十来斤鲢鱼、黄骨鱼。他说这些鱼能换到“相当打了份小工”的钱。他的妻子一直没有工作。
相比之下，从湖北荆州返乡的原大桥村村民陈绍能更加潦倒。这名农民回乡后曾经在当地煤矿里做过矿工。煤矿倒闭后，他一直靠在白帝镇里开摩托车搭客养家。他的老婆也长期没有工作，唯一的儿子在一艘货船上当学徒。“我没有一天敢歇气（重庆方言，指休息）”，被晒得浑身黝黑的他这样形容自己的艰难处境。
从福建仙游县返乡的原大桥村村民王正足，是少数让返乡移民羡慕的人。这位会木匠手艺的47岁农民常年在白帝镇打工，每个月能挣到两千多元，而他在餐厅做服务员的妻子也能挣到五六百元钱。
这些在底层挣扎的返乡移民，大多拥有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吃苦耐劳性格，但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却充满不安，年纪越大，越是如此。失去土地之后，这些返乡农民也丧失了生存的根基。
最近数年中，重庆市针对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出台了不少扶助政策，其中尤为重要的一条是，农转非人员在自愿参保缴费后，可纳入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
这让返乡移民们对那些未离开家乡的人羡慕不已——由于户籍早已迁至外地，他们现在唯一的固定收入是一笔国家提供的三峡水库移民后期补贴资金和一笔从当地领取的低保——每人每月合计不到100元。
原乡爱恨
多年前，在登上远赴异乡的客船火车时，不少移民的离愁别绪中也掺杂着兴奋之情。
在类似大桥村那样的众多江边山村里，恶劣自然环境导致的闭塞和贫穷让这里的居民们深恶痛绝。《中国三峡工程报》2003年的一篇报道中称，三峡工程开工前，在库区的农村人口中，有80%为贫困人口。1990年，库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半。
杨业付对自己的故乡有着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他几乎能干一切农活：种植庄稼、饲养鸡鸭、做石匠，他甚至还在大桥村生产队当过二十多年的会计。但在田间地头的终年劳作，换来的只是一堆只够维系家人温饱的红薯、玉米，以及风湿、肺病这样的后遗症。
如果付出辛劳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期望，人们往往会将责任归咎于环境。杨业付说，自己年轻时做梦都想着能过“安逸点的日子”，但梦醒后他面对的总是令人失望的现实。
与杨业付一同迁到苏塘村的白帝镇关庙村村民陈正鲜说，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她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绝望之中”。
这位61岁的农村妇女曾经的家距离白帝城仅有一步之遥，但壮美的三峡几乎从未让她的家庭得到过什么好处。这个五口之家早年除了务农，还得靠在附近的石灰厂、煤场从事重体力活才能支撑下来。关庙村里的村民们大多有着相似境况。
陈正鲜记得当时每挑100斤石灰运到货船上，可以挣到一块两毛钱。但空气里四处弥漫的石灰粉不时会飘入眼里，疼得人泪流满面。陡峭的坡地潜藏着危险——有一次陈正鲜不慎跌进了石灰水里，双脚被烧得遍是水泡。她说，自己那天是“爬着回家的”。
除了熟悉的山水、能吃上自家种的蔬菜、有能摆龙门阵的乡邻、逢年过节还能走亲访友外，故乡能给他们提供的好处似乎并不多。
陈正鲜的小女儿杨琴玲9岁时就随父母到了苏塘村，这位现在已经21岁的姑娘说，童年时代对家乡的印象只有两个字——“贫穷”。 不久前她回乡探亲时，曾去看过已经被水淹没的家园。
在高处的荒地上，几棵枣树又勾起了她童年的故乡回忆。她兴奋地拽下一把还没成熟的枣子，在手里搓了下就放进口里。她说，小时候都是这样的。
但这样的被故乡勾起的兴奋没持续多久。离开荒地时，穿着时尚T恤、短裙，手臂上还有刺青的杨琴玲说，她认为自己属于外面的世界。
高山倒映在江面，薄雾在山峰间飘荡，这些让外地游客叹为观止的三峡风光，对生活于其间的贫困村民并没太大吸引力可言。
三峡工程逼着他们下了走向异乡的决心——江水上涨之后，他们在故乡就一无所有了。
艰难融合
“他们必须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才能适应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原重庆大学教授、三峡移民问题专家雷亨顺这样分析移民与环境的融合。
这位现在已经84岁高龄的研究者长期关注三峡移民这个特殊群体，早些年曾远赴上海、湖北等地的移民安置点进行实地考察。他认为，原来的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和对新的生存环境的适应问题，是水库移民面临的主要挑战。
2001年，包括杨业付、陈正鲜在内的20户奉节移民家庭在苏塘村安下了家。这个村子里一片原国营农场的土地被划拨为移民安置点，四排两层高的白色安置房容纳了他们。
在夹杂着离别故土亲人的深深失落，和在异乡改变贫困命运的期待中，他们与散落在中国各个角落里的无数外迁移民一样，默默开始了各自的新生活。
莆田位于福建沿海中部，与台湾隔海相望。地势平坦的苏塘村距其所属的笏石镇有5公里路程，离大海只有20多公里。村子四周是大片的沙土荒地。海风夹杂着沙尘吹来时，有时会令人难以睁眼。像内地乡村一样，这个沿海村子的年轻人大多也都在外打工，留下老人妇孺留守家园。
对初来乍到的移民而言，福建一地一方言是他们面对的最大挑战。事实上，即便在这座村子里生活了十年之久，绝大多数移民依然只能听懂少得可怜的一点当地莆田话。
很多年来，每逢苏塘村邀请戏班子到村里“做戏”，在当地人听得如痴如醉之时，围观的移民们只能站在一旁面面相觑。
“我到现在也只能听懂从一到十的数字，还有‘请坐’、‘吃饭’这类的几个词”，杨业付的老乡、一同移民到此的余兴成这样形容莆田方言的艰涩难懂。他说，因为彼此交谈太费事，移民有时甚至不愿去当地人开的商店里买东西。
苏塘村村长梁建成悲观地认为，在语言沟通方面，“只能靠下一代人了”。这位每天为自己家养的几百只鸭子忙得不可开交的村长说，当地村民也要忙着自己的生计，不可能经常去陪着移民闲聊。
除了语言，当地不少传统习俗也让移民们难以明了。他们不明白村里为何随处可见供奉着各种陌生神灵的微型庙宇，也对当地人常常将各种海鲜和蔬菜瓜果煮成一锅的饮食方式感到惊讶。
雷亨顺多年前在上海崇明岛实地考察移民生活时，一位老年妇女曾向他哭诉自己找不到人说话的孤独之感，“她甚至无法适应睡在楼房上的生活，说自己感觉不踏实”。雷亨顺说，“这些例子证明移民不是简单地从迁出地移动到迁入地的机械过程，而是一个与社会、经济、环境等关系密切的复杂系统工程”。
但认同与融合仍然在缓慢地进行。移民们对苏塘村平坦的地形，夏季吹来的凉爽海风留下了良好印象。对杨业付这样的中老年人而言，这些感受是在高温闷热的故乡无法提供的。福建繁荣的商贸氛围也让移民们产生了更强的商品经济意识。
移民们带有川式风格的菜肴不再像以往那么辛辣，有的人甚至已经学会像当地人一样用小巧茶具泡茶喝。杨业付偶尔会带妻子到海边闲逛一番，这样的休闲方式在家乡的崎岖坡地上从未有过。
有些影响更为深远的融合迹象已经悄然出现。去年，余兴成的大女儿余雪娇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了一位邻村的当地小伙子，现在他们已经结为夫妻，还有了一个小孩。在丈夫熏陶下，余雪娇已经能说大部分的当地方言了。
杨业付的老伴颜学英甚至认为自己对苏塘村已经有了感情，她说，“如果没有经济压力，其实那里是个适合养老的地方”。
去与留
在当年初到苏塘村时，杨业付曾经跟余兴成制定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业计划。他们打算通过申请政府资金扶持，带领移民在村里引进脐橙种植，创办酒厂、酱油厂。
但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最终由于移民内部产生的纷争而不了了之。余兴成常常愤懑地提到此事，说有的移民不信任他们，甚至还散布他们会中饱私囊的传言。
“移民在异乡普遍缺乏安全感，对什么事都不信任，甚至对老乡也是如此”，杨业付说，计划的流产严重打击了他向命运作最后一拼的愿望。
杨业付后来在自家地里种过红薯、花生，但收成并不好。2003年，他还曾与人合伙买了辆无牌小面包车上路载客，但也只维持了几个月——当这类被车主们张贴上“三峡移民出租车”的无牌运营车辆越来越多出现后，曾经默许此举的政府取缔了这样的行为。
“有的移民老认为自己身份特殊，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甚至有时候会蛮不讲理”，杨业付认为，早些年移民中少数年轻人的莽撞行为“给别人留下了霸道的印象”。
苏塘村村支书林文洪说，因为担心难以管理，当地不少工厂早年甚至一度不愿接受移民进厂打工，“他们其实都是善良老实的人，但由于自我保护意识太强烈，给人留下了‘老虎’的印象”。但他认为，近些年移民已经逐渐适应了环境，“他们不再像刚来时那么敏感了”。
在其他移民眼里，余兴成是位兼具开拓精神和商业意识的能人。他随身总带着一摞名片，逢人便递上一张，还会像善于经商的福建商人一样说一句“请多多关照”。他家现在已经拥有两辆卡车，依靠跑运输，家庭每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
年轻移民大多早早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初中刚毕业，他们大多流入周边的各种工厂，在流水线旁挣钱养家。这些体力充沛，善于学习的年轻人认为自己会有值得期待的未来。他们很有可能永远在异乡扎根下去。
去年已经从外村嫁入苏塘村的奉节移民黄菊说，她希望未来能建起一个小型养猪场。为了增加获得银行贷款的几率，黄菊甚至已经参加了当地职业学校提供的一项被称为“SYB”的培训。这项培训为打算创业的个人提供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有助于培训对象获得银行贷款。
但那些在体力或知识方面存在缺失的中老年移民则总生活在忧虑之中。
陈正鲜曾在莆田的一家木材厂里工作过几个月时间。在一次疏忽中，她被刀片切断了左手掌的两根筋。此后她先后在制鞋厂、塑胶厂打过工，但每次只能坚持几个月。她年老的丈夫杨洪双早已承受不了外出打工的辛劳。
最近几年中，她有时能从附近工厂里接到钉纽扣、系鞋带之类的零活，她的小女儿杨琴玲则在外帮人开卡车，每月所得常常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陈正鲜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丈夫回到故乡，但这个愿望或许很难实现。她的大女儿杨凤林数年前嫁回奉节老家后，就一直与在当地酒店打工的丈夫在外租房生活——这对经济状况脆弱的年轻人难以承受抚养父母的压力。
已经返乡五年的杨业付夫妇，他们至今时常感到内疚。每当外人问及他们在家的生活时，倔强的杨业付总是强调自己在帮子女喂鸡喂鸭。这样说能让他感觉心里好受些。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返乡移民如果不能自食其力，就会给家乡并不富裕的亲人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杨业付的女婿马家富曾到当地派出所打听过能否将老人的户籍迁回奉节，像当地移民一样享受到社会养老保险，但结果是，“这不可能”。
在不久前的5月份，杨业付夫妇甚至再次回到了莆田，希望靠在当地打工自食其力。但在一家沙场里做了几天搬运工之后，体力不支的他们只能无奈放弃了。
这对老年夫妻后来还曾打算去一家皮鞋厂打工，最终被子女们打电话催促请回了老家。
七月中旬，杨业付在家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县医院抢救后保住了性命。现在，他正躺在医院里惶恐不安地猜测自己是否会从此瘫痪在床。
孝顺的女婿马家富已经为老丈人花了六千多元的医药费。他说，如果不是自己前些年在县城做小生意挣了点钱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应付这样的难题。
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68岁的杨业付与妻子颜学英就生活在鸡山村的一个小院里。但这个四周生长着高大竹林的清净院子并不是他们的家——事实上，他们早就没有家了。现在的这个院子，是他们的大女儿杨光琴和女婿马家富的家。
黝黑矮小的杨业付用失落的口吻介绍自己：“我们是这里的流动人口”。
杨业付与他和善的妻子颜学英，确实来自异乡。身份证显示，他们是远在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苏塘村的村民。
但他们却实实在在是在奉节土生土长，一生中绝大部分光阴都在江边山村里度过的当地农民。
让他们成为故乡的异乡人的，是两百公里外巍然耸立的三峡大坝。
离开家乡
1994年，当规模空前的三峡大坝在两百公里外的湖北宜昌市三斗坪破土动工时，生活在上游奉节县白帝镇大桥村的杨业付被告知，他们将来有一天会告别这个群山环抱、江水奔腾的闭塞村庄。
这一天在2001年8月下旬来临。一个天色阴沉而又锣鼓喧天的下午，上千名奉节农民在县城码头登上客轮，在呜吟的江风中辞别了故乡。包括杨业付夫妇在内的90位移民，从西南宜昌转火车前往福建省东部的苏塘村，成了这个2000多公里外沿海渔村的新成员。
这一年，杨业付57岁，而颜学英已年届六旬。三年前，他们的小女儿杨述芳已随丈夫移民到了湖北荆州；而三年后，他们的大儿子杨光荣也将移民去江西宜春。只有大女儿杨光琴一家、小儿子杨正平一家没有移民。杨业付和四个子女，散落四地。
从中国政府1992年启动三峡库区移民搬迁工作后，到2008年年底，有超过124万名移民离开了熟悉的家园。在这股移民的洪流中，有近20万人悄然流淌到了福建、江苏、浙江、广东、上海之类的遥远异乡。
杨业付夫妻在苏塘村分到了一套65平方米的平房和一亩耕地，他们一度以为会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但四年后的2005年秋天，他们卖掉了苏塘村的房屋、土地，返回了奉节故乡。此时，他们移民到了江西宜丰县高坪村的大儿子杨光荣也已返回了故乡。在那个村子，杨光荣只待了一个多月。
在巫山、奉节这样的移民大县里，多年来陆续返乡的移民现在已是随处可见。但在曾经的故乡，他们现在是一群无人关注的“流动人口”。
没人知道现今已有多少移民像杨业付他们一样选择了重返故乡。2005年10月，福建省移民开发局在《今年以来全省三峡移民信访突出问题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文件中透露，截至当年8月，从福建回流重庆三峡库区的移民就有243户882人，占到了该省历年接收移民总数的12.49%。
在返乡移民这个老少皆有的特殊群体里，大多数人文化不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三峡工程四川库区十年移民工作回顾》一书中提到，三峡地区16至40岁的劳动力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20%），劳动技能普遍较差，大多只能靠五花八门但通常收入微薄的体力活谋生，长期客居在亲人家或出租屋里。
卖菜小贩、餐馆服务员、工地临时工、摩托车搭客仔，甚至在湖泊里打鱼这类工作，就是他们返乡后赖以生存的途径。他们常常用一句令人心酸的话——“求生活”，来形容自己终日奔波的目的。
杨光荣夫妇返回大桥村后一直住在自己未外迁的小儿子家里，靠每天摇着一艘小木船在当地湖里打鱼为生。运气好的时候，杨光荣一天能打捞到十来斤鲢鱼、黄骨鱼。他说这些鱼能换到“相当打了份小工”的钱。他的妻子一直没有工作。
相比之下，从湖北荆州返乡的原大桥村村民陈绍能更加潦倒。这名农民回乡后曾经在当地煤矿里做过矿工。煤矿倒闭后，他一直靠在白帝镇里开摩托车搭客养家。他的老婆也长期没有工作，唯一的儿子在一艘货船上当学徒。“我没有一天敢歇气（重庆方言，指休息）”，被晒得浑身黝黑的他这样形容自己的艰难处境。
从福建仙游县返乡的原大桥村村民王正足，是少数让返乡移民羡慕的人。这位会木匠手艺的47岁农民常年在白帝镇打工，每个月能挣到两千多元，而他在餐厅做服务员的妻子也能挣到五六百元钱。
这些在底层挣扎的返乡移民，大多拥有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吃苦耐劳性格，但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却充满不安，年纪越大，越是如此。失去土地之后，这些返乡农民也丧失了生存的根基。
最近数年中，重庆市针对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出台了不少扶助政策，其中尤为重要的一条是，农转非人员在自愿参保缴费后，可纳入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
这让返乡移民们对那些未离开家乡的人羡慕不已——由于户籍早已迁至外地，他们现在唯一的固定收入是一笔国家提供的三峡水库移民后期补贴资金和一笔从当地领取的低保——每人每月合计不到100元。
原乡爱恨
多年前，在登上远赴异乡的客船火车时，不少移民的离愁别绪中也掺杂着兴奋之情。
在类似大桥村那样的众多江边山村里，恶劣自然环境导致的闭塞和贫穷让这里的居民们深恶痛绝。《中国三峡工程报》2003年的一篇报道中称，三峡工程开工前，在库区的农村人口中，有80%为贫困人口。1990年，库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半。
杨业付对自己的故乡有着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他几乎能干一切农活：种植庄稼、饲养鸡鸭、做石匠，他甚至还在大桥村生产队当过二十多年的会计。但在田间地头的终年劳作，换来的只是一堆只够维系家人温饱的红薯、玉米，以及风湿、肺病这样的后遗症。
如果付出辛劳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期望，人们往往会将责任归咎于环境。杨业付说，自己年轻时做梦都想着能过“安逸点的日子”，但梦醒后他面对的总是令人失望的现实。
与杨业付一同迁到苏塘村的白帝镇关庙村村民陈正鲜说，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她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绝望之中”。
这位61岁的农村妇女曾经的家距离白帝城仅有一步之遥，但壮美的三峡几乎从未让她的家庭得到过什么好处。这个五口之家早年除了务农，还得靠在附近的石灰厂、煤场从事重体力活才能支撑下来。关庙村里的村民们大多有着相似境况。
陈正鲜记得当时每挑100斤石灰运到货船上，可以挣到一块两毛钱。但空气里四处弥漫的石灰粉不时会飘入眼里，疼得人泪流满面。陡峭的坡地潜藏着危险——有一次陈正鲜不慎跌进了石灰水里，双脚被烧得遍是水泡。她说，自己那天是“爬着回家的”。
除了熟悉的山水、能吃上自家种的蔬菜、有能摆龙门阵的乡邻、逢年过节还能走亲访友外，故乡能给他们提供的好处似乎并不多。
陈正鲜的小女儿杨琴玲9岁时就随父母到了苏塘村，这位现在已经21岁的姑娘说，童年时代对家乡的印象只有两个字——“贫穷”。 不久前她回乡探亲时，曾去看过已经被水淹没的家园。
在高处的荒地上，几棵枣树又勾起了她童年的故乡回忆。她兴奋地拽下一把还没成熟的枣子，在手里搓了下就放进口里。她说，小时候都是这样的。
但这样的被故乡勾起的兴奋没持续多久。离开荒地时，穿着时尚T恤、短裙，手臂上还有刺青的杨琴玲说，她认为自己属于外面的世界。
高山倒映在江面，薄雾在山峰间飘荡，这些让外地游客叹为观止的三峡风光，对生活于其间的贫困村民并没太大吸引力可言。
三峡工程逼着他们下了走向异乡的决心——江水上涨之后，他们在故乡就一无所有了。
艰难融合
“他们必须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才能适应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原重庆大学教授、三峡移民问题专家雷亨顺这样分析移民与环境的融合。
这位现在已经84岁高龄的研究者长期关注三峡移民这个特殊群体，早些年曾远赴上海、湖北等地的移民安置点进行实地考察。他认为，原来的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和对新的生存环境的适应问题，是水库移民面临的主要挑战。
2001年，包括杨业付、陈正鲜在内的20户奉节移民家庭在苏塘村安下了家。这个村子里一片原国营农场的土地被划拨为移民安置点，四排两层高的白色安置房容纳了他们。
在夹杂着离别故土亲人的深深失落，和在异乡改变贫困命运的期待中，他们与散落在中国各个角落里的无数外迁移民一样，默默开始了各自的新生活。
莆田位于福建沿海中部，与台湾隔海相望。地势平坦的苏塘村距其所属的笏石镇有5公里路程，离大海只有20多公里。村子四周是大片的沙土荒地。海风夹杂着沙尘吹来时，有时会令人难以睁眼。像内地乡村一样，这个沿海村子的年轻人大多也都在外打工，留下老人妇孺留守家园。
对初来乍到的移民而言，福建一地一方言是他们面对的最大挑战。事实上，即便在这座村子里生活了十年之久，绝大多数移民依然只能听懂少得可怜的一点当地莆田话。
很多年来，每逢苏塘村邀请戏班子到村里“做戏”，在当地人听得如痴如醉之时，围观的移民们只能站在一旁面面相觑。
“我到现在也只能听懂从一到十的数字，还有‘请坐’、‘吃饭’这类的几个词”，杨业付的老乡、一同移民到此的余兴成这样形容莆田方言的艰涩难懂。他说，因为彼此交谈太费事，移民有时甚至不愿去当地人开的商店里买东西。
苏塘村村长梁建成悲观地认为，在语言沟通方面，“只能靠下一代人了”。这位每天为自己家养的几百只鸭子忙得不可开交的村长说，当地村民也要忙着自己的生计，不可能经常去陪着移民闲聊。
除了语言，当地不少传统习俗也让移民们难以明了。他们不明白村里为何随处可见供奉着各种陌生神灵的微型庙宇，也对当地人常常将各种海鲜和蔬菜瓜果煮成一锅的饮食方式感到惊讶。
雷亨顺多年前在上海崇明岛实地考察移民生活时，一位老年妇女曾向他哭诉自己找不到人说话的孤独之感，“她甚至无法适应睡在楼房上的生活，说自己感觉不踏实”。雷亨顺说，“这些例子证明移民不是简单地从迁出地移动到迁入地的机械过程，而是一个与社会、经济、环境等关系密切的复杂系统工程”。
但认同与融合仍然在缓慢地进行。移民们对苏塘村平坦的地形，夏季吹来的凉爽海风留下了良好印象。对杨业付这样的中老年人而言，这些感受是在高温闷热的故乡无法提供的。福建繁荣的商贸氛围也让移民们产生了更强的商品经济意识。
移民们带有川式风格的菜肴不再像以往那么辛辣，有的人甚至已经学会像当地人一样用小巧茶具泡茶喝。杨业付偶尔会带妻子到海边闲逛一番，这样的休闲方式在家乡的崎岖坡地上从未有过。
有些影响更为深远的融合迹象已经悄然出现。去年，余兴成的大女儿余雪娇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了一位邻村的当地小伙子，现在他们已经结为夫妻，还有了一个小孩。在丈夫熏陶下，余雪娇已经能说大部分的当地方言了。
杨业付的老伴颜学英甚至认为自己对苏塘村已经有了感情，她说，“如果没有经济压力，其实那里是个适合养老的地方”。
去与留
在当年初到苏塘村时，杨业付曾经跟余兴成制定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业计划。他们打算通过申请政府资金扶持，带领移民在村里引进脐橙种植，创办酒厂、酱油厂。
但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最终由于移民内部产生的纷争而不了了之。余兴成常常愤懑地提到此事，说有的移民不信任他们，甚至还散布他们会中饱私囊的传言。
“移民在异乡普遍缺乏安全感，对什么事都不信任，甚至对老乡也是如此”，杨业付说，计划的流产严重打击了他向命运作最后一拼的愿望。
杨业付后来在自家地里种过红薯、花生，但收成并不好。2003年，他还曾与人合伙买了辆无牌小面包车上路载客，但也只维持了几个月——当这类被车主们张贴上“三峡移民出租车”的无牌运营车辆越来越多出现后，曾经默许此举的政府取缔了这样的行为。
“有的移民老认为自己身份特殊，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甚至有时候会蛮不讲理”，杨业付认为，早些年移民中少数年轻人的莽撞行为“给别人留下了霸道的印象”。
苏塘村村支书林文洪说，因为担心难以管理，当地不少工厂早年甚至一度不愿接受移民进厂打工，“他们其实都是善良老实的人，但由于自我保护意识太强烈，给人留下了‘老虎’的印象”。但他认为，近些年移民已经逐渐适应了环境，“他们不再像刚来时那么敏感了”。
在其他移民眼里，余兴成是位兼具开拓精神和商业意识的能人。他随身总带着一摞名片，逢人便递上一张，还会像善于经商的福建商人一样说一句“请多多关照”。他家现在已经拥有两辆卡车，依靠跑运输，家庭每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
年轻移民大多早早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初中刚毕业，他们大多流入周边的各种工厂，在流水线旁挣钱养家。这些体力充沛，善于学习的年轻人认为自己会有值得期待的未来。他们很有可能永远在异乡扎根下去。
去年已经从外村嫁入苏塘村的奉节移民黄菊说，她希望未来能建起一个小型养猪场。为了增加获得银行贷款的几率，黄菊甚至已经参加了当地职业学校提供的一项被称为“SYB”的培训。这项培训为打算创业的个人提供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有助于培训对象获得银行贷款。
但那些在体力或知识方面存在缺失的中老年移民则总生活在忧虑之中。
陈正鲜曾在莆田的一家木材厂里工作过几个月时间。在一次疏忽中，她被刀片切断了左手掌的两根筋。此后她先后在制鞋厂、塑胶厂打过工，但每次只能坚持几个月。她年老的丈夫杨洪双早已承受不了外出打工的辛劳。
最近几年中，她有时能从附近工厂里接到钉纽扣、系鞋带之类的零活，她的小女儿杨琴玲则在外帮人开卡车，每月所得常常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陈正鲜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丈夫回到故乡，但这个愿望或许很难实现。她的大女儿杨凤林数年前嫁回奉节老家后，就一直与在当地酒店打工的丈夫在外租房生活——这对经济状况脆弱的年轻人难以承受抚养父母的压力。
已经返乡五年的杨业付夫妇，他们至今时常感到内疚。每当外人问及他们在家的生活时，倔强的杨业付总是强调自己在帮子女喂鸡喂鸭。这样说能让他感觉心里好受些。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返乡移民如果不能自食其力，就会给家乡并不富裕的亲人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杨业付的女婿马家富曾到当地派出所打听过能否将老人的户籍迁回奉节，像当地移民一样享受到社会养老保险，但结果是，“这不可能”。
在不久前的5月份，杨业付夫妇甚至再次回到了莆田，希望靠在当地打工自食其力。但在一家沙场里做了几天搬运工之后，体力不支的他们只能无奈放弃了。
这对老年夫妻后来还曾打算去一家皮鞋厂打工，最终被子女们打电话催促请回了老家。
七月中旬，杨业付在家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县医院抢救后保住了性命。现在，他正躺在医院里惶恐不安地猜测自己是否会从此瘫痪在床。
孝顺的女婿马家富已经为老丈人花了六千多元的医药费。他说，如果不是自己前些年在县城做小生意挣了点钱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应付这样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