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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对“人造市场”,而中国经济近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部人造市场的历史。这既是一种经济习惯,也是一种文化习惯。
米塞斯一辈子坚守他的“个人主观主义行为学方法论”。他总是从个人的自由选择出发,始终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个经济学世界的出发点。个人主观自由是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经济学的终点。因此,米塞斯的经济学建立在行为学的基础上,从来不对目的加以评价,而只对达到目的的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按照这样的学术原则,米塞斯认为集权社会主义制度、通货膨胀政策、国家法西斯主义、政府干涉主义、民粹公平主义等等思潮,都是在手段范畴之内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目标无法通过他们自己主张的手段来实现。”
事实上,米塞斯为中国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参考。可以肯定地认为,百年中国经济的错误,首先是一种方法论的错误。历史作证,无论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还是毛泽东的“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许还包括眼下正在蔓延的“国进民退”、“收入分配福利调整计划”,都在经济的方法论上出现了巨大的谬误。
米塞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将货币理论与边际效用理论进行了整合,这如同整合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构建了综合的经济学体系。货币价值边际效用,听上去似乎很晦涩,但米塞斯却为我们呈现了人类社会最为真实的经济史:我们今天需要货币,是因为它昨天的购买力,而昨天的购买力,又来自前天,这是一个时间隧道,因此一直可以回溯到人类货币的起点。这当然是一幅遥远的经济学图景,以货易货的时代,人们的交易媒介不是货币,而是具有某种用途的替代物品。随着交易水平的提高,终于有一天,黄金或者是白银充当了这种交易媒介,因为黄金和白银,本身就具有边际效用。
由此,米塞斯极力反对政府任意印刷纸币增加货币供应。按照米塞斯的理论,我们能够发现,中国经济的第二重错误,就是不断用政府力量上演所谓宏观调控,这其实是借宏观经济学之名,人为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应量,通过操纵通货膨胀,牺牲民众福利,获取利益再分配的好处。而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的天量货币刺激政策,事实上首先破坏的,是货币自由市场。这种人为设计的货币供应量,只能扭曲市场价值信息,扭曲生产结构,促进更加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
第三重错误,应该是中国经济一直不能理解、不能适应商业周期。
米塞斯认为,由于人性绝对的趋利特征,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事实上是自由市场的一种自我修正。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能够发现,不仅中国政府对商业周期无法理解,中国的企业也完全是瞎子摸象。有一种现象这些年一直经久不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说的就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无序。问题的本质在于,经济的繁荣与萧条,类似于中国成语“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境界,需要人们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长远的视野,如果政府面对繁荣就忘乎所以,面对萧条则惊慌失措,我们的企业也会六神无主,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而只会产生一批跟着政府瞎撞的生意人。
米塞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对“人造市场”,而中国经济近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部人造市场的历史。这既是一种经济习惯,也是一种文化习惯,总以为一切都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政府不仅制造每个人的生活,还自以为是掌管每个人的生意。计划经济、公有制,正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特征,忽略甚至取消市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层面的成本、交易费用、边际效用等自由秩序,可以由长官意志替代。这是第四重错误:对市场的不敬畏,官本位文化秩序下人性之恶过度膨胀,以至于几代中国人不懂价格,不懂边际收益,存在典型的经济学盲区。殊不知,这种人造市场完全没有可供计划者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没有货币计算的市场反馈,因而天然缺乏必须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工具。直到遭到市场毁灭性的报复之后,人们才会在强人政治的带领下,以改革开放为名发展经济。回到自发秩序,回到经济学常识,向市场妥协,向自由低头。
米塞斯最后一个伟大的学术贡献,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进程下,将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凸显出来。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前所未有地肯定企业家的市场创造性价值,在他的眼里,成功的企业家正是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动、事先作出调整、为公众谋取最大消费者剩余的发起人和创造者,他们的天职乃是利用稀缺资源最有效率地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以满足他们最紧迫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企业家,市场将无法自由演进,只有企业家,才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主体动力。而百年之间,庞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由此,中国经济的第五重错误,是政府的过度膨胀干扰分工,缩小市场,严重抑制了企业家的自由生长。
米塞斯一辈子坚守他的“个人主观主义行为学方法论”。他总是从个人的自由选择出发,始终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个经济学世界的出发点。个人主观自由是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经济学的终点。因此,米塞斯的经济学建立在行为学的基础上,从来不对目的加以评价,而只对达到目的的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按照这样的学术原则,米塞斯认为集权社会主义制度、通货膨胀政策、国家法西斯主义、政府干涉主义、民粹公平主义等等思潮,都是在手段范畴之内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目标无法通过他们自己主张的手段来实现。”
事实上,米塞斯为中国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参考。可以肯定地认为,百年中国经济的错误,首先是一种方法论的错误。历史作证,无论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还是毛泽东的“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许还包括眼下正在蔓延的“国进民退”、“收入分配福利调整计划”,都在经济的方法论上出现了巨大的谬误。
米塞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将货币理论与边际效用理论进行了整合,这如同整合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构建了综合的经济学体系。货币价值边际效用,听上去似乎很晦涩,但米塞斯却为我们呈现了人类社会最为真实的经济史:我们今天需要货币,是因为它昨天的购买力,而昨天的购买力,又来自前天,这是一个时间隧道,因此一直可以回溯到人类货币的起点。这当然是一幅遥远的经济学图景,以货易货的时代,人们的交易媒介不是货币,而是具有某种用途的替代物品。随着交易水平的提高,终于有一天,黄金或者是白银充当了这种交易媒介,因为黄金和白银,本身就具有边际效用。
由此,米塞斯极力反对政府任意印刷纸币增加货币供应。按照米塞斯的理论,我们能够发现,中国经济的第二重错误,就是不断用政府力量上演所谓宏观调控,这其实是借宏观经济学之名,人为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应量,通过操纵通货膨胀,牺牲民众福利,获取利益再分配的好处。而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的天量货币刺激政策,事实上首先破坏的,是货币自由市场。这种人为设计的货币供应量,只能扭曲市场价值信息,扭曲生产结构,促进更加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
第三重错误,应该是中国经济一直不能理解、不能适应商业周期。
米塞斯认为,由于人性绝对的趋利特征,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事实上是自由市场的一种自我修正。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能够发现,不仅中国政府对商业周期无法理解,中国的企业也完全是瞎子摸象。有一种现象这些年一直经久不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说的就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无序。问题的本质在于,经济的繁荣与萧条,类似于中国成语“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境界,需要人们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长远的视野,如果政府面对繁荣就忘乎所以,面对萧条则惊慌失措,我们的企业也会六神无主,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而只会产生一批跟着政府瞎撞的生意人。
米塞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对“人造市场”,而中国经济近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部人造市场的历史。这既是一种经济习惯,也是一种文化习惯,总以为一切都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政府不仅制造每个人的生活,还自以为是掌管每个人的生意。计划经济、公有制,正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特征,忽略甚至取消市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层面的成本、交易费用、边际效用等自由秩序,可以由长官意志替代。这是第四重错误:对市场的不敬畏,官本位文化秩序下人性之恶过度膨胀,以至于几代中国人不懂价格,不懂边际收益,存在典型的经济学盲区。殊不知,这种人造市场完全没有可供计划者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没有货币计算的市场反馈,因而天然缺乏必须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工具。直到遭到市场毁灭性的报复之后,人们才会在强人政治的带领下,以改革开放为名发展经济。回到自发秩序,回到经济学常识,向市场妥协,向自由低头。
米塞斯最后一个伟大的学术贡献,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进程下,将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凸显出来。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前所未有地肯定企业家的市场创造性价值,在他的眼里,成功的企业家正是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动、事先作出调整、为公众谋取最大消费者剩余的发起人和创造者,他们的天职乃是利用稀缺资源最有效率地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以满足他们最紧迫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企业家,市场将无法自由演进,只有企业家,才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主体动力。而百年之间,庞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由此,中国经济的第五重错误,是政府的过度膨胀干扰分工,缩小市场,严重抑制了企业家的自由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