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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问卷调查获取的172份有效问卷为样本，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就业稳定性与工资收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环境满意度、劳动合同签订显著正相关，与性别显著负相关。结合济南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从政府、企业和个人层面提出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5-0012-04
引言
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8.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1]。作为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和新型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人力资源，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劳动力的生力军。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学历和一定程度的技能，但比拟城镇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由于户籍、社会保障的不平等待遇，他们面临着各种就业困难。随着就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更换工作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因此新一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基于此，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谌新民、袁建海（2012）研究发现，工作转换次数、劳动合同期限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工资水平[2];张玲、张洁（2013）认为，工作环境差、专业技能缺乏、二元户籍、择业识别能力弱是新生代农民工频繁离职的原因[3];肖红梅（2015）从换工次数、每份工作的持续工作时间和离职倾向指数三个指标来界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并结合职业锚理论从个人因素、企业因素两方面定性定量分析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得出性别、年龄、学历、培训、工作经验、企业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4];高华等（2016）通过对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得出新生代就业稳定性略差于老一代[5]。目前学者在就业稳定性的各种测量指标的界定和选取上不尽统一，即使同一测量指标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所得结论也不一致。
本文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济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个人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及工作情况因素三方面找寻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并做出研究预期：男性比女性、已婚的比未婚的、年龄大的比年龄小的、参加过职业技能比没参加过的、签订劳动合同比没签订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更强，工作环境越好、工资越高，就业稳定性则越高，受教育程度及行业性质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可正可负。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文章以济南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调查样本，在本次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含义是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已就业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调查采取不记名的方式，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取样过程中共发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82份，回收率91%。其中，整理后可用的问卷172份，有效性达95%。
从下页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结构较年轻，未婚比例高达55.81%，生活经历简单，八成接受了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者比例较低，具备专业技能的占1/3，但大多数都是初级，多聚集在第二、三产业就业，半数以上对工作环境不满意，就业渠道多样，收入水平整体偏低，半数以上没签劳动合同，法律意识淡薄，2/3以上更换工作频繁，就业稳定性差。
（二）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定义被解释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根据工作年限和最近三年更换工作的次数计算出样本平均工作变动频率，大于等于样本平均工作变动频率的视为就业不稳定（y=1）否则视为稳定就业（y=0）。解释变量从个人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工作因素进行度量，解释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假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y=0）的概率为Pi，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稳定（y=1）的概率就是1-Pi。Pi/1-Pi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机会比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ln■=？琢+■？茁ixki+？滋
式中，m为样本个数，k代表第k个影响因素，xki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各种影响因素，即第i个样本的第 k种影响因素，α是常数项，μ是随机干扰项。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PSS20.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至表5所示）。从上页表2可以看出，除婚姻和年齡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较高外，其他自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在0.4以下，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适合做多元回归。
表4是拟合优度检验，表4中显示Sig.值为0.742，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在表5中，性别、工资收入、职业技能培训情况、工作环境满意度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其余变量均与因变量不存在显著关系。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性别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为负，这与一般预想男性就业稳定性高于女性不符。得出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农村女性家庭观念改变，她们不再只专职带娃，也能外出寻找工作。她们对工作的要求不高，更青睐一份稳定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越高、工作环境越满意就业稳定性越高，签订劳动合同比没有签订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要高，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比没参加过培训的就业稳定性要高，企业更重视有专业技能的新时代农民工，给他们良好的待遇和发展，就业稳定性高。同时，结果显示，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行业性质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是年龄区间差异小，已婚和未婚者比例差异不大，且大多数都在务工地认识并结婚，对工作影响不大。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虽接受过义务教育，对于工作所需的技能却在义务教育中很难接触和学习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寻找工作时更多看重的是薪酬待遇和发展机会，而不是工作的行业性质。
四、相关建议
（一）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规范企业劳动合同签订
政府层面，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完善以《社会福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三大法为主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立法的覆盖面，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活，让他们毫无顾虑地就业务工。政府要监督企业积极贯彻国家制定的《劳动合同法》，监督各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企业也要努力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增强其归属感。
（二）改善工作环境，增加技能培训的投资和机会
企业层面，应优化工作场所和工作设备，改善整体企业工作氛围。好的工作场所和设备，能够让员工在工作中事半功倍。良好的企业氛围能够促进员工内心的良好发展，增加其对工作的热情度和企业忠诚度。企业应增加技能培训投资，以及针对性、实用性的技能培训机会，提高新时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以此增加其晋升空间及对企业的认可度。
（三）重视职业技能的培养
个人层面，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应意识到技能培训的重要性，平时应积极参加企业、政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自身职业技能，运用强大的科学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以期获得更高的薪酬。同时，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坚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正确认识定位自己，脚踏实地。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2018.
[2] 谌新民，袁建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研究——以东莞市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3] 张玲，张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分析[J].科学经济社会，2013，（4）.
[4] 肖红梅.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研究[D].北京：首都经贸大学，2015.
[5] 高华，肖意可.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比较研究[J].调研世界，2016，（12）.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5-0012-04
引言
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8.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1]。作为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和新型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人力资源，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劳动力的生力军。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学历和一定程度的技能，但比拟城镇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由于户籍、社会保障的不平等待遇，他们面临着各种就业困难。随着就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更换工作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因此新一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基于此，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谌新民、袁建海（2012）研究发现，工作转换次数、劳动合同期限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工资水平[2];张玲、张洁（2013）认为，工作环境差、专业技能缺乏、二元户籍、择业识别能力弱是新生代农民工频繁离职的原因[3];肖红梅（2015）从换工次数、每份工作的持续工作时间和离职倾向指数三个指标来界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并结合职业锚理论从个人因素、企业因素两方面定性定量分析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得出性别、年龄、学历、培训、工作经验、企业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4];高华等（2016）通过对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得出新生代就业稳定性略差于老一代[5]。目前学者在就业稳定性的各种测量指标的界定和选取上不尽统一，即使同一测量指标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所得结论也不一致。
本文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济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个人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及工作情况因素三方面找寻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并做出研究预期：男性比女性、已婚的比未婚的、年龄大的比年龄小的、参加过职业技能比没参加过的、签订劳动合同比没签订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更强，工作环境越好、工资越高，就业稳定性则越高，受教育程度及行业性质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可正可负。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文章以济南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调查样本，在本次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含义是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已就业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调查采取不记名的方式，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取样过程中共发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82份，回收率91%。其中，整理后可用的问卷172份，有效性达95%。
从下页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结构较年轻，未婚比例高达55.81%，生活经历简单，八成接受了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者比例较低，具备专业技能的占1/3，但大多数都是初级，多聚集在第二、三产业就业，半数以上对工作环境不满意，就业渠道多样，收入水平整体偏低，半数以上没签劳动合同，法律意识淡薄，2/3以上更换工作频繁，就业稳定性差。
（二）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定义被解释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根据工作年限和最近三年更换工作的次数计算出样本平均工作变动频率，大于等于样本平均工作变动频率的视为就业不稳定（y=1）否则视为稳定就业（y=0）。解释变量从个人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工作因素进行度量，解释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假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y=0）的概率为Pi，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稳定（y=1）的概率就是1-Pi。Pi/1-Pi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机会比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ln■=？琢+■？茁ixki+？滋
式中，m为样本个数，k代表第k个影响因素，xki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各种影响因素，即第i个样本的第 k种影响因素，α是常数项，μ是随机干扰项。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PSS20.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至表5所示）。从上页表2可以看出，除婚姻和年齡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较高外，其他自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在0.4以下，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适合做多元回归。
表4是拟合优度检验，表4中显示Sig.值为0.742，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在表5中，性别、工资收入、职业技能培训情况、工作环境满意度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其余变量均与因变量不存在显著关系。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性别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为负，这与一般预想男性就业稳定性高于女性不符。得出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农村女性家庭观念改变，她们不再只专职带娃，也能外出寻找工作。她们对工作的要求不高，更青睐一份稳定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越高、工作环境越满意就业稳定性越高，签订劳动合同比没有签订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要高，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比没参加过培训的就业稳定性要高，企业更重视有专业技能的新时代农民工，给他们良好的待遇和发展，就业稳定性高。同时，结果显示，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行业性质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是年龄区间差异小，已婚和未婚者比例差异不大，且大多数都在务工地认识并结婚，对工作影响不大。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虽接受过义务教育，对于工作所需的技能却在义务教育中很难接触和学习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寻找工作时更多看重的是薪酬待遇和发展机会，而不是工作的行业性质。
四、相关建议
（一）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规范企业劳动合同签订
政府层面，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完善以《社会福利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三大法为主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立法的覆盖面，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活，让他们毫无顾虑地就业务工。政府要监督企业积极贯彻国家制定的《劳动合同法》，监督各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企业也要努力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增强其归属感。
（二）改善工作环境，增加技能培训的投资和机会
企业层面，应优化工作场所和工作设备，改善整体企业工作氛围。好的工作场所和设备，能够让员工在工作中事半功倍。良好的企业氛围能够促进员工内心的良好发展，增加其对工作的热情度和企业忠诚度。企业应增加技能培训投资，以及针对性、实用性的技能培训机会，提高新时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以此增加其晋升空间及对企业的认可度。
（三）重视职业技能的培养
个人层面，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应意识到技能培训的重要性，平时应积极参加企业、政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自身职业技能，运用强大的科学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以期获得更高的薪酬。同时，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坚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正确认识定位自己，脚踏实地。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2018.
[2] 谌新民，袁建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研究——以东莞市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3] 张玲，张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分析[J].科学经济社会，2013，（4）.
[4] 肖红梅.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研究[D].北京：首都经贸大学，2015.
[5] 高华，肖意可.新生代与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比较研究[J].调研世界，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