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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除了人大议案、政协提案之外，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的居民又多了一个参政议政的渠道：通过“社案”，参与南海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监督。
5月底，南海区委、区政府出台文件，决定在全区试点建设“社会政策观测站”。根据这份文件，观测站的成员被赋权收集民意，并以“社案”的形式，将公众的声音传达给区镇两级政府。
据悉，在国内社会管理领域，“社会政策观测站”及“社案”均属首次提出。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向德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创新实践不仅拓宽了民意的表达渠道，而且在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对于基层协商式民主不失为一个好的样本。
根据方案，到今年底，南海区将在街道社区陆续设立22个“社会政策观测站”。南海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余海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将以这些观测站为平台，实现民意收集、民意研究的常态化、制度化。”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与之相随的，是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不同主体间价值观的分歧和利益的冲突，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如何在多元利益间搭建平台，实现沟通、达成妥协与平衡，这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所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
余海生说，南海此次提出并试点推进的“社案”“社会政策观测站”，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沟通体系，将平时少有发声的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群体，纳入施政范围，以帮助政府更好地科学决策。
依据南海区的方案，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将成为“社案”的主要提供者。前者主要指通过选举产生的居委会、村委会等社区管理机构，而后者则包括行业协会、社工机构、基金会等社会群体。
社会公众可以向上述两类群体表达自己的声音，再由后者以“社案”的形式，将社会公众的声音传达给区镇两级政府。
“之前，我们基本上没有发声途径。”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佛山地区主任黎玉婷身兼政协委员的身份，她坦言民间社会组织表达诉求的渠道，并不像政协、人大等有法律保证，它们的声音难免“石沉大海”。
启创的经历在社会组织中并不少见。佛山星儿特殊教育机构中心负责人坦言，有很多次，机构想针对服务的群体争取一些福利，但找不到和谁说，说了也很难有回音。
一直以来，中国基层自上而下的渠道很畅通，但是自下而上的渠道较为缺乏，真正得到反馈的则更少。
“南海，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向德平说。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海“社案”构想最大意义在于拓宽了公众发声的途径，“尤其是，打通了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渠道”。
在余海生看来，与提案、议案相比，“社案”体现了一种低门槛的协商式民主。“通过它，不管是社区居民，还是外来打工者，都能够拥有畅通的表达渠道。”
除了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之外，被南海区赋权可提交“社案”的还有政府社会政策观测员和专家学者。
政府社会政策观测员主要由区镇两级相关社会工作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他们多来自社工委、政法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等部门。
按规定，政府社会政策观察员必须每月进站一次，每次两天，每半年至少提交一次“社案”。
余海生说，将来社区还将组织义工，组建“民情志愿服务队”，深入基层听取市民声音。这些声音，将构成“社案”的民意基础。
“基层观察员，最了解民众的利益诉求。”向德平说，“社会政策观测站”就像安放在社区里的温度计，时刻掌握社会心理情绪。
据悉，目前南海区已经设立了两个“社会政策观测站”，观测的主题分别是外来工服务和基层党建创新。到今年底，南海还将陆续建成20个观测站，观测主题将涵盖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社会组织孵化培育等13个民生领域。
事实上，在“社会政策观测站”之前，南海区已经建立了一些收集民意的渠道。余海生告诉记者，这些渠道包括网上市民议事厅、党代表工作室、政务微博等。
不过，他说通过上述渠道收集到的意见大多是个案。
“比如谁家就业困难，谁的养老金没到位等等，不具有公共性，并不能反映居民的公共利益。”他说：“因此，也更谈不上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了。”
“社案”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和突破。
按照南海区出台的方案，“社案”的内容必须属于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各领域的普遍性事项，必须代表一定群体的意愿和要求。
在南海区大沥镇嘉怡社区，记者看到“社会政策观测站”与街坊会、出租屋主联合会、市民议事厅等基层工作室毗邻。工作人员介绍说，政府观察员、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专家，将定期进站，针对社会热点收集民智，形成供政府部门参考的“社案”。
向德平表示，如果参政议政只停留在具体的事务上，将永远只能是碎片式的。“社案”的突破在于它基于具体事务，但又超越了具体事务。
“每一个社案都要有详细的调研以及民意调查经过。”余海生介绍说，比如社会组织发现社区存在的问题后，要通过问卷调研、访谈、论坛等形式协商，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社案”。
協商的好处，不仅可以集中体现居民的诉求，也使得大家的发声更有序。
南海区社工一位负责接待来访的工作人员表示，很多社区居民提的意见都是“牢骚式”的，说不到点子上，“有时候，他说了半天，你都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而他们的意见经过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的讨论和梳理后，将变得更加规范、完整。 “这将比政府仅仅倾听声音更进了一大步，丰富了自下而上的沟通内容。”向德平说。
“社案”这一沟通渠道是双向的，不仅可以自下而上，也能够自上而下。
南海区委常委、社工委主任孔海文说：“区镇两级政府部门在做出公共决策时，也可通过社会政策观测站，搜集基层民意。”
这种“社案”被称为自上而下的咨询性“社案”。
“此前有些部门出台政策后，效果如何并没有畅通的反馈渠道”，这位负责人说，通过观测站的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决策部门能有效了解各个群体的诉求，这有利于构建南海基层民主协商体系。
这一模式，不仅增加了政府决策前的依据，向德平认为，更重要的是居民的反馈意见和建议给了政府职能部门压力，可以倒逼政府部门的社会政策向公共性、互动性、实效性转型。
南海“社案”模式提出后，虽然得到了学者专家的支持和肯定，但也有评论担心，公众是否会对这一创新买账？
余海生在回答这一疑问时说，“社案”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发动社会”。
这位年轻的社会工作管理者希望，“社案”能够发动全社会一起解决社会问题，让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服务，使民意变成民智，改变过去单纯政府为主导的模式。
“局限于行政化的手段不符合大社会建设的趋势，实际上，社会建设更应该发动全民参与，营造参与式民主的氛围。”余海生说，最大限度地听取社会诉求，鼓励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也是观测站落户各个镇街，深入社区的一个原因。
南海区在文件中也将“社会政策观测站”称为社会动员的发动机，希望藉此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动员体系。
舆论最为担心的则是，好的“社案”收集起来，如果在上报职能部门后，最终没有解决问题，或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没有被纳入政策框架，那么“社案”的效果就无法实现，整套制度设计就会流于形式。
对此，余海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海区已将“社案”的落实纳入到各部门的考评体系中，而对于那些有价值、操作性强的“社案”，政府部门将通过“行政 购买服务”的手段在社区实践。
对于“社案”的前景，余海生说他非常有信心。“这个构想并不是政府的一厢情愿，而是公众的潜在需求，因此它会有生命力”。
5月底，南海区委、区政府出台文件，决定在全区试点建设“社会政策观测站”。根据这份文件，观测站的成员被赋权收集民意，并以“社案”的形式，将公众的声音传达给区镇两级政府。
据悉，在国内社会管理领域，“社会政策观测站”及“社案”均属首次提出。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向德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创新实践不仅拓宽了民意的表达渠道，而且在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对于基层协商式民主不失为一个好的样本。
社情“温度计”
根据方案，到今年底，南海区将在街道社区陆续设立22个“社会政策观测站”。南海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余海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将以这些观测站为平台，实现民意收集、民意研究的常态化、制度化。”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与之相随的，是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不同主体间价值观的分歧和利益的冲突，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如何在多元利益间搭建平台，实现沟通、达成妥协与平衡，这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所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
余海生说，南海此次提出并试点推进的“社案”“社会政策观测站”，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沟通体系，将平时少有发声的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群体，纳入施政范围，以帮助政府更好地科学决策。
依据南海区的方案，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将成为“社案”的主要提供者。前者主要指通过选举产生的居委会、村委会等社区管理机构，而后者则包括行业协会、社工机构、基金会等社会群体。
社会公众可以向上述两类群体表达自己的声音，再由后者以“社案”的形式，将社会公众的声音传达给区镇两级政府。
“之前，我们基本上没有发声途径。”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佛山地区主任黎玉婷身兼政协委员的身份，她坦言民间社会组织表达诉求的渠道，并不像政协、人大等有法律保证，它们的声音难免“石沉大海”。
启创的经历在社会组织中并不少见。佛山星儿特殊教育机构中心负责人坦言，有很多次，机构想针对服务的群体争取一些福利，但找不到和谁说，说了也很难有回音。
一直以来，中国基层自上而下的渠道很畅通，但是自下而上的渠道较为缺乏，真正得到反馈的则更少。
“南海，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向德平说。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海“社案”构想最大意义在于拓宽了公众发声的途径，“尤其是，打通了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渠道”。
在余海生看来，与提案、议案相比，“社案”体现了一种低门槛的协商式民主。“通过它，不管是社区居民，还是外来打工者，都能够拥有畅通的表达渠道。”
除了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之外，被南海区赋权可提交“社案”的还有政府社会政策观测员和专家学者。
政府社会政策观测员主要由区镇两级相关社会工作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他们多来自社工委、政法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等部门。
按规定，政府社会政策观察员必须每月进站一次，每次两天，每半年至少提交一次“社案”。
余海生说，将来社区还将组织义工，组建“民情志愿服务队”，深入基层听取市民声音。这些声音，将构成“社案”的民意基础。
“基层观察员，最了解民众的利益诉求。”向德平说，“社会政策观测站”就像安放在社区里的温度计，时刻掌握社会心理情绪。
据悉，目前南海区已经设立了两个“社会政策观测站”，观测的主题分别是外来工服务和基层党建创新。到今年底，南海还将陆续建成20个观测站，观测主题将涵盖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社会组织孵化培育等13个民生领域。
社案里的“民意”
事实上，在“社会政策观测站”之前，南海区已经建立了一些收集民意的渠道。余海生告诉记者，这些渠道包括网上市民议事厅、党代表工作室、政务微博等。
不过，他说通过上述渠道收集到的意见大多是个案。
“比如谁家就业困难，谁的养老金没到位等等，不具有公共性，并不能反映居民的公共利益。”他说：“因此，也更谈不上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了。”
“社案”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和突破。
按照南海区出台的方案，“社案”的内容必须属于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各领域的普遍性事项，必须代表一定群体的意愿和要求。
在南海区大沥镇嘉怡社区，记者看到“社会政策观测站”与街坊会、出租屋主联合会、市民议事厅等基层工作室毗邻。工作人员介绍说，政府观察员、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专家，将定期进站，针对社会热点收集民智，形成供政府部门参考的“社案”。
向德平表示，如果参政议政只停留在具体的事务上，将永远只能是碎片式的。“社案”的突破在于它基于具体事务，但又超越了具体事务。
“每一个社案都要有详细的调研以及民意调查经过。”余海生介绍说，比如社会组织发现社区存在的问题后，要通过问卷调研、访谈、论坛等形式协商，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社案”。
協商的好处，不仅可以集中体现居民的诉求，也使得大家的发声更有序。
南海区社工一位负责接待来访的工作人员表示，很多社区居民提的意见都是“牢骚式”的，说不到点子上，“有时候，他说了半天，你都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而他们的意见经过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的讨论和梳理后，将变得更加规范、完整。 “这将比政府仅仅倾听声音更进了一大步，丰富了自下而上的沟通内容。”向德平说。
“社案”这一沟通渠道是双向的，不仅可以自下而上，也能够自上而下。
南海区委常委、社工委主任孔海文说：“区镇两级政府部门在做出公共决策时，也可通过社会政策观测站，搜集基层民意。”
这种“社案”被称为自上而下的咨询性“社案”。
“此前有些部门出台政策后，效果如何并没有畅通的反馈渠道”，这位负责人说，通过观测站的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决策部门能有效了解各个群体的诉求，这有利于构建南海基层民主协商体系。
这一模式，不仅增加了政府决策前的依据，向德平认为，更重要的是居民的反馈意见和建议给了政府职能部门压力，可以倒逼政府部门的社会政策向公共性、互动性、实效性转型。
“发动社会”
南海“社案”模式提出后，虽然得到了学者专家的支持和肯定，但也有评论担心，公众是否会对这一创新买账？
余海生在回答这一疑问时说，“社案”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发动社会”。
这位年轻的社会工作管理者希望，“社案”能够发动全社会一起解决社会问题，让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服务，使民意变成民智，改变过去单纯政府为主导的模式。
“局限于行政化的手段不符合大社会建设的趋势，实际上，社会建设更应该发动全民参与，营造参与式民主的氛围。”余海生说，最大限度地听取社会诉求，鼓励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也是观测站落户各个镇街，深入社区的一个原因。
南海区在文件中也将“社会政策观测站”称为社会动员的发动机，希望藉此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动员体系。
舆论最为担心的则是，好的“社案”收集起来，如果在上报职能部门后，最终没有解决问题，或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没有被纳入政策框架，那么“社案”的效果就无法实现，整套制度设计就会流于形式。
对此，余海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海区已将“社案”的落实纳入到各部门的考评体系中，而对于那些有价值、操作性强的“社案”，政府部门将通过“行政 购买服务”的手段在社区实践。
对于“社案”的前景，余海生说他非常有信心。“这个构想并不是政府的一厢情愿，而是公众的潜在需求，因此它会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