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鸿门宴》是《史记》名篇，节选自《项羽本纪》，在各版教材中均有入编。故事的开端，项伯“夜驰之沛公军”，劝张良“与俱去”，张良以“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有事，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为由，表达了自己不可背离沛公，独自逃生的态度。这个理由成立的前提主要在于“臣为韩王送沛公”一句，根据苏教版《教学参考用书》的译文，该句意为：我为韩王送沛公，现在沛公遇到危急的事，逃走是不守信义的，不能不告诉他。由此可知，“为”是“替”的意思，应该读第四声wèi。那么依据史实，张良真的是替韩王送沛公吗？
以时间为序，《史记·留侯世家》中对张良与韩王、沛公所属关系的描述有三处文字：
第一处（公元前209年）：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
第二处（公元前208年）：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
第三处（公元前207年）：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
《汉书·张良传》对上述内容的描述基本相似，通过以上三段史料，我们可以发现：
1.张良以其慧眼早在乱世中择刘邦为主。
2.韩王是拥立的傀儡政权并无政治实权。
3.张良弃韩选刘并听从刘之意共同南下。
据此，我们可以分析“臣为韩王送沛公”并不是事实，只是张良对项伯的一句说辞，笔者在听课中也发现，有一部分老师将这一句话理解为“我是韩王送给沛公的（谋士）”，此时“为”是一个动词，表判断，读第二声wéi。这在语法上也说得通，就如后文所写到的“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的“为”就是判断动词。但不管何种解释，韩王都是施令者，张良只是奉命行事，这与史实都不符。既然不是真话，那么，张良为何要以此为说辞呢？张良不为所动，项伯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张良转告刘邦，项伯为什么不阻止？项伯为什么愿意和沛公会面，听他解释，并且最后成为沛公和项王之间缓和的纽带？这些疑问都可以从这段失真悖理，却又合情合义的说辞展开分析。
首先张良准确地把握了项伯“泄密”的真正意图，有的放矢，有识人之慧。“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当年的救命之恩，这是项伯前来私见张良的原因。所以项伯不是泄密，也不是倒戈，只是出于“报恩”，想解救的也只有张良一人，而这个“义”可以凌驾于政治立场之上。张良对这一点是很清晰的，既然项伯是一个重义之人，那么最能打动他的自然是一个“义”字。张良是韩王的属臣，受主公的托付，护送他人合乎情理。遵从主命，这是一种忠义；“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这是一种信义；有事相告，这是一种道义；临危不惧，生死与共，这是一种侠义。“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有事，亡去不义”，张良的应答紧扣住的就是一个“义”字，而这个“义”之所以能彰显出来，就是因为他自己强行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我替韩王送沛公”，这掩盖了张良的政治私心，让所有的“义”有了落脚点，成为张良襄助沛公冠冕堂皇的借口。
所以，当张良表达放弃私逃时，项伯没有一种觉得对方“不知好歹”的气愤和“顽固不化”的无奈。当张良去告知刘邦时，项伯没有觉得这是一种“陷自己于不义”的出卖之举而加以劝阻。可见，这一说法在重义的项伯心中，是十分奏效的。归去后，项伯以“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劝说项羽；在“鸿门宴”上，面对项庄舞剑，项伯也拔剑起舞，并“常以身翼庇沛公”。“义”的品性在项伯身上一以贯之，他的行为正是大义使然。张良对项伯这一人物的准确把握，可见一斑。
其次张良准确地分析了项刘集团之间的强弱，有效自保，有识势之智。当时沛公虽然先入关，进驻了关中要地，但他的实力与威望尚不能与项羽抗衡。张良是谁的下属？在项梁的安排下，張良是韩王的司徒。刘邦是一个手握兵权的政治集团首领，在名义上不如这些傀儡政权尊贵，尽管这些傀儡是由项氏集团拥立的，但即便是项羽，在明面上也要遵从楚怀王的约定。依据前面的分析，张良自己主动跟随沛公南下，沛公越过项氏集团私自安排韩王留守，沛公欣然接受张良的追随而无视当初项梁的安排。这样的事实，不仅表露了张良择主的异心，而且传递了刘邦的帝王之志，如果让项羽获悉的这样的讯息，那就在劫难逃了。当然，对着项伯，也许不用思虑那么多，毕竟救命之恩在前，他即便知道事实也不会对张良有所不利。但项伯的到来是一个天赐良机，张良希望项伯成为他们和项羽之间的传声筒，为他们争取一线生机。那么该如何解释刘邦和张良会在一个阵营共同进退呢？韩王的安排就是最好的理由。不仅项伯，《史记·留侯世家》中有一段叙述印证项羽也听信了张良这一说辞，“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项羽对韩王的不信任和敌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良追随了汉王刘邦，所以在他的意识里，痛失张良这一谋臣，让他成为刘邦的左膀右臂，韩王最初“让他护送沛公”的决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良通过审时度势，以“臣为韩王送沛公”一句，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和刘邦，让刘氏集团在弱势中暂行韬晦之计，也适时地转移了矛盾，准确及时地把握了局势。
再者张良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长远的政治眼光，有为臣之忠。《鸿门宴》的开端是曹无伤告密，曹无伤是沛公的左司马，掌管军政，是集团的核心力量。他为什么要告密？根据《史记·高祖本纪》：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在北方消灭了秦军主力，实力与威望大增，听闻刘邦先入关中，并且关闭了函谷关，所以非常愤怒，打算举兵攻打刘邦。在这样的形势下，刘邦阵营的人选择暗中倒戈，另觅新主以谋取封赏这也是合理的。
那么此时的张良为什么没有审时度势，为自己谋取一个更好地前程呢？关于张良与刘邦之间的君臣渊源，《史记·留侯世家》是这样描述的：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由此可知，首先刘邦对张良有知遇之恩，张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发现刘邦具有很高的领悟能力，并且善于采纳臣下的意见，两人在政见上拥有良好的沟通平台，因此早在拥立韩王之前，张良就凭借自己敏锐的政治观察择主刘邦，而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即便刘邦暂处于弱势，张良依然不改初衷，表现了为臣之忠。“鸿门宴”前夕，沛公入住秦王宫，樊哙劝谏他出宫，他不听，而张良相劝，他便克制私欲还军霸上，这都逐步坚定了张良的政治立场，所以他将自己与刘邦捆绑为一个整体，共同面对项羽发难的困境，没有了其他谋臣将士的观望，更不会违背儒家传统的君臣之义，此言一出，便可见其坚定的政治立场。
柳宗元评价《史记》：“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臣为韩王送沛公”一句，从表面的违背事理，到深入分析后的合于情理，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鲜活、更全面的张良，也更见《史记》字句间不容增减的魅力。
作者单位：浙江衢州第一中学。
以时间为序，《史记·留侯世家》中对张良与韩王、沛公所属关系的描述有三处文字：
第一处（公元前209年）：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
第二处（公元前208年）：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
第三处（公元前207年）：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
《汉书·张良传》对上述内容的描述基本相似，通过以上三段史料，我们可以发现：
1.张良以其慧眼早在乱世中择刘邦为主。
2.韩王是拥立的傀儡政权并无政治实权。
3.张良弃韩选刘并听从刘之意共同南下。
据此，我们可以分析“臣为韩王送沛公”并不是事实，只是张良对项伯的一句说辞，笔者在听课中也发现，有一部分老师将这一句话理解为“我是韩王送给沛公的（谋士）”，此时“为”是一个动词，表判断，读第二声wéi。这在语法上也说得通，就如后文所写到的“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的“为”就是判断动词。但不管何种解释，韩王都是施令者，张良只是奉命行事，这与史实都不符。既然不是真话，那么，张良为何要以此为说辞呢？张良不为所动，项伯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张良转告刘邦，项伯为什么不阻止？项伯为什么愿意和沛公会面，听他解释，并且最后成为沛公和项王之间缓和的纽带？这些疑问都可以从这段失真悖理，却又合情合义的说辞展开分析。
首先张良准确地把握了项伯“泄密”的真正意图，有的放矢，有识人之慧。“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当年的救命之恩，这是项伯前来私见张良的原因。所以项伯不是泄密，也不是倒戈，只是出于“报恩”，想解救的也只有张良一人，而这个“义”可以凌驾于政治立场之上。张良对这一点是很清晰的，既然项伯是一个重义之人，那么最能打动他的自然是一个“义”字。张良是韩王的属臣，受主公的托付，护送他人合乎情理。遵从主命，这是一种忠义；“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这是一种信义；有事相告，这是一种道义；临危不惧，生死与共，这是一种侠义。“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有事，亡去不义”，张良的应答紧扣住的就是一个“义”字，而这个“义”之所以能彰显出来，就是因为他自己强行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我替韩王送沛公”，这掩盖了张良的政治私心，让所有的“义”有了落脚点，成为张良襄助沛公冠冕堂皇的借口。
所以，当张良表达放弃私逃时，项伯没有一种觉得对方“不知好歹”的气愤和“顽固不化”的无奈。当张良去告知刘邦时，项伯没有觉得这是一种“陷自己于不义”的出卖之举而加以劝阻。可见，这一说法在重义的项伯心中，是十分奏效的。归去后，项伯以“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劝说项羽；在“鸿门宴”上，面对项庄舞剑，项伯也拔剑起舞，并“常以身翼庇沛公”。“义”的品性在项伯身上一以贯之，他的行为正是大义使然。张良对项伯这一人物的准确把握，可见一斑。
其次张良准确地分析了项刘集团之间的强弱，有效自保，有识势之智。当时沛公虽然先入关，进驻了关中要地，但他的实力与威望尚不能与项羽抗衡。张良是谁的下属？在项梁的安排下，張良是韩王的司徒。刘邦是一个手握兵权的政治集团首领，在名义上不如这些傀儡政权尊贵，尽管这些傀儡是由项氏集团拥立的，但即便是项羽，在明面上也要遵从楚怀王的约定。依据前面的分析，张良自己主动跟随沛公南下，沛公越过项氏集团私自安排韩王留守，沛公欣然接受张良的追随而无视当初项梁的安排。这样的事实，不仅表露了张良择主的异心，而且传递了刘邦的帝王之志，如果让项羽获悉的这样的讯息，那就在劫难逃了。当然，对着项伯，也许不用思虑那么多，毕竟救命之恩在前，他即便知道事实也不会对张良有所不利。但项伯的到来是一个天赐良机，张良希望项伯成为他们和项羽之间的传声筒，为他们争取一线生机。那么该如何解释刘邦和张良会在一个阵营共同进退呢？韩王的安排就是最好的理由。不仅项伯，《史记·留侯世家》中有一段叙述印证项羽也听信了张良这一说辞，“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项羽对韩王的不信任和敌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良追随了汉王刘邦，所以在他的意识里，痛失张良这一谋臣，让他成为刘邦的左膀右臂，韩王最初“让他护送沛公”的决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良通过审时度势，以“臣为韩王送沛公”一句，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和刘邦，让刘氏集团在弱势中暂行韬晦之计，也适时地转移了矛盾，准确及时地把握了局势。
再者张良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长远的政治眼光，有为臣之忠。《鸿门宴》的开端是曹无伤告密，曹无伤是沛公的左司马，掌管军政，是集团的核心力量。他为什么要告密？根据《史记·高祖本纪》：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在北方消灭了秦军主力，实力与威望大增，听闻刘邦先入关中，并且关闭了函谷关，所以非常愤怒，打算举兵攻打刘邦。在这样的形势下，刘邦阵营的人选择暗中倒戈，另觅新主以谋取封赏这也是合理的。
那么此时的张良为什么没有审时度势，为自己谋取一个更好地前程呢？关于张良与刘邦之间的君臣渊源，《史记·留侯世家》是这样描述的：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由此可知，首先刘邦对张良有知遇之恩，张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发现刘邦具有很高的领悟能力，并且善于采纳臣下的意见，两人在政见上拥有良好的沟通平台，因此早在拥立韩王之前，张良就凭借自己敏锐的政治观察择主刘邦，而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即便刘邦暂处于弱势，张良依然不改初衷，表现了为臣之忠。“鸿门宴”前夕，沛公入住秦王宫，樊哙劝谏他出宫，他不听，而张良相劝，他便克制私欲还军霸上，这都逐步坚定了张良的政治立场，所以他将自己与刘邦捆绑为一个整体，共同面对项羽发难的困境，没有了其他谋臣将士的观望，更不会违背儒家传统的君臣之义，此言一出，便可见其坚定的政治立场。
柳宗元评价《史记》：“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臣为韩王送沛公”一句，从表面的违背事理，到深入分析后的合于情理，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鲜活、更全面的张良，也更见《史记》字句间不容增减的魅力。
作者单位：浙江衢州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