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只有揭开自身“他者”的面纱,华裔作家才能打破沉默,实现他们在异域扎根的愿望。然而从创作伊始,美国华裔作家对自身“他者”的刻画和描写就遭到了一些文人的质疑,被认为是一种与“东方主义”的潜在合谋。为了弄清这一点,严谨的学者必须越过他们特殊的文化身份,探究其身份背后复杂的创作文化心态,进而将华裔文化研究不断推向纵深。
关键词: 美国华裔文学创作 华裔作家 “他者”
文化心态
在西方话语中,华裔往往被刻画为本质主义的“他者”——要么温顺、乖巧,要么邪恶、奸险;东方则顺理成章地被建构为沉默的“他者”——一个充满着无穷神秘性的话语对象。显然,对于身处美国主文化圈内的边缘华裔作家而言,只有揭开自己“他者”的面纱才能打破沉默,释放本色话语,最终实现他们在异域重树新“根”的愿望。
凸显族性“他者”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一大亮点。然而从一开始,华裔文学就不得不面对是否参与了与西方主流文学的东方主义心态潜在合谋的质疑。随着华裔文学逐步成长,进而步入美国主流文坛,对华裔文学过于追逐中国传统文化的“他者”色彩方面的批评开始不绝于耳。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先驱、剧作家和社会批评家赵建秀甚至不留情面地对黄玉雪、谭恩美、黄哲伦等著名华裔作家进行了口诛笔伐,认为他们的作品刻意迎合西方人对中国“他者性”的追逐。
这一问题的发展迫使我们对以往的美国华裔文化研究进行严密的审视。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就华裔文学创作已进行了一番有益的探索。如:《双重文化视阈中的他者——白先勇创作中的华裔男性人物形象解读》(《山东大学学报》,2007第2期)、《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美国语境里的中国文化:华裔文化》(《南开学报》,2005年第4期)等文章。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但仅仅把研究停留在华裔特殊的文化身份还是不够的,只有进一步探索身份背后的深层因素,客观地分析他们创作的文化心态,才能将华裔文化研究不断推向纵深。
一、追寻“他者性”的背后心态
“原始的、蒙昧的、丑陋的和野性的等在现代化的视野中,可能对它是一种必要的张力和批判姿态,而在‘东方主义’眼中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最刺激、最出味的佐料。西方文化需要一个‘他者’、一个‘镜像’以确定和强化其主体性形象”。(金惠敏,2001)细心搜索过后,我们发现许多在美国主流文坛引起过较大反响的华裔文学作品都烙有分明的“他者”印记。文本中渲染神秘诡异气氛,罗列神秘主义色彩的华夏文化词语,不断撩拨着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心和窥探欲。例如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华女阿伍》就运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节日、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无异是一本20世纪40年代唐人街的导游指南。同样,一举杀入美国文学主流的《女勇士》似乎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本中国文化大观:从神仙鬼怪、气功武术、听书看戏到吃活猴脑、饮乌龟汤等,将各种中国元素符号一股脑堆砌到一起。出版时,这些作品的封面上多是画着留辫子、裹小脚的中国人,然后再加上一句:“这是一个真实的唐人街故事。”有的读者不由问道:“这些文本的叙述支离破碎,亚裔美国人就是这个特征么?这些小说花了学多时间和空间去描述吃喝和家庭——这些就是亚裔美国人关注的问题吗?”(Ling,1995)我们不禁感叹:难道华裔作家真的完全认同西方文化吗?
对于生活在美国主流文化意识中的华裔作家,西方文化显然是一种强势话语,他们抑或他们笔下那些怀抱“美国梦”的年轻华裔们通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模仿主体文化话语,加重“文化原质失真”(cultural inauthenticity)的程度,“更倾向于认同殖民者的文化,致使他们看待自己于本体的文化时,往往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的视野观点”。(Constahtino,1995)华裔作家在作品中往往过于强调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把中国文化塑造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他者”,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走出唐人街的强烈渴望和对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热烈期待。客观地说,对于生活在西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华裔们,在文学创作的伊始是更加倾向于认同西方主流文化意识的。如果“家”对于族裔散居的第一代移民来说意味着真实的中国,那么对于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们则只意味着想象中的故土。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美国人,写的是美国小说,并不自觉地将白人主流文化对华裔“他者性”的评判标准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在无形中达到了一种强化“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的效果。华裔作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消极姿态成为了他们跻身美国主流文坛的筹码。
二、颠覆“他者性”的背后心态
中国“他者性”故事的言说的确为华裔作家在美国争取了听众,然而种族歧视、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现实存在让华裔作家深刻地意识到一味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情趣的文学是无法成长为异域奇葩的。于是,他们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创作心态,开始了新的探索。在作品中,作者通常采取保持距离的文化态度,运用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点缀华人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符号,颠覆华裔在美国人心中的概念化形象,进而树立华裔的正面形象。例如带有明显的文化寻根特征的《唐老亚》选取传统文化中的英雄关公,“企图唤起华裔美国人的集体记忆,在找回、重述华裔美国人有意无意间被涂灭(抹煞)、消音的过去之余,同时揭露美国历史——支配阶级所认可的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的缝隙、断裂与非连续性”,(李有成,1996)有力地反驳了西方人眼中华裔懦弱胆小、狡诈阴险的刻板形象。这类文本将中华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灌注到了每一个华裔的身上,让华裔自豪地认同与中华文化中的卓越元素,来到了与美国白人平行的位置。但他们笔下的英雄往往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形象出入很大,这不禁又让我们对华裔作家试图颠覆“他者性”背后的心态产生了好奇。
实际上华裔作家们并非真的热衷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揭开华裔特殊的身份面纱,华裔作家关注的创作焦点——构建美国语境中特有的华人文化和华人形象——立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身处美国这一“大熔炉”中,华裔作家想要建立一个不被主流文化同化,而又极具特色的族裔文化绝非易事。因为即使是在华裔踏上美国国土一个多世纪之后,华裔的历史也从没有公允地呈现于美国历史和文学中。这一对华裔历史的扭曲和漠视深深地刺痛了华裔,让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只有构建特有的族裔文化属性,才能够争取到自身的话语权。在认识到自身的尴尬身份之后,华裔作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寻找自己作为华裔美国人的恰当位置。于是,华裔作家在中国本原文化中着力寻找有利于自身形象构建的方面加以认同,利用中国古代的英雄来塑造华人的典范形象。另外,美国华裔作家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美国社会政治现实,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达成一定的妥协,所以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用过程中不免对其作出大幅度的改动乃至篡改,以期“在美国社会中为自己的族群建构既有别于主流社会又能与主流社会平等共处的华裔族性,在东方主义的缝隙中开拓出自己族群的生存空间”。(赵文书,2003)
三、华裔创作的展望
西方主流意识的束缚和种族歧视的现实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华裔文学仍然是边缘文学与弱势文学的代名词,主流评论界对华裔文学的误读无处不在,更不用说西方的普通读者。西方的主体视角使他们无法去了解“族裔”标签后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混杂意义,只是将华裔文学定位于历史或社会学的文献资料。这让我们不禁为华裔的生存状态和创作之路产生忧虑。当下,华裔作家必须借助自己对两种文化的洞察力,加强多元视角的思考,寻求中西文化交汇的可能性,为自己赢得在西方的一席之地。
(一)用多元视角取代西方主体视角的思考,跨出种族、地域的藩篱。“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不管是积极的、正面的、肯定的,还是消极的、反面的、否定的,都不是中国形象的真实情形,而是掺杂了很多想象成分,是西方欲望与恐惧的产物”。(姜智芹,2004)退一步来说,完全迎合西方的主体视角的期待,将刻板印象进行到底,只能博得一时的喝彩,留下的则只会是审美疲劳和“合理”的歧视,与人无益,与己贻害。随着高举解构主义大旗的后现代思潮在全球范围的涌动,西方民权主义运动的高涨,我们意识到只有走出这单一视角的死胡同,华裔文学才能揭示华裔文化符号下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情感因素。于是,我们将视角转向少数族裔理论、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生态理论等文化研究理论,希望通过对多元视角的采用可以使华裔作家们摆脱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族裔”标签,摆脱华裔文学题材所惯用的“寻根”、“母女”主题,打破传统中的对立的东西范式。同时,加强多元视角的思考还将推动西方人去重新认识“他者”东方,完成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向互动认知思维方式的转变。最终,华裔作家可以将自己的使命从对种族的责任和对平等的渴求延伸到关注一切生命的意义,让人们学会用多棱镜去看问题和认识世界。
(二)在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凝视中寻找审美交汇的可能性与平衡点,建构美国华裔的新形象。当下华裔眼中的“东方”已不同于爱德华·赛义德眼中的“东方”,更遥远于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背依两种文化的华裔作家在谱写自身独特文化的同时,必须肩负起一个重大使命--在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凝视中寻找审美交汇的可能性与平衡点。须知凝视中的两者何尝不是对方的“他者”呢?两个“他者”的近距离凝视不就是两种审美期待的平等交流、两种文化的平等对话吗?正如法国汉学家于连·法朗索瓦(Jullien Francois)所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并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由此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只强调中西文化的“对立”是偏激的,重要的不是对差异的强调,不是两者孰优孰劣的评判,而是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联结起来的“对立中的统一”。(弗朗索瓦,1998)毕竟人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趋同的,只有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以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共同利益互为中心,才能符合当下多元共存的文化图景,并在其中建构出崭新的华裔形象和特有文化。
参考文献:
[1]金惠敏.已然的后现代主义及其未然性[J].求是学刊,2001,(4):12-15.
[2]Ling,Amy.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the Dialogic Dilemma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J].Having Our Way:Women Rewriting Trad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Ed.Harriet Pollack.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95.
[3]Constahtino,R.Neocolonial identity and counter-consciousness[M].London:Merlin Press,1995:16.
[4]李有成.《唐老鸭》中的记忆政治.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M].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6:127-128.
[5]赵文书.华裔美国的文学创新与中国的文化传统[M].外国文学研究,2003,(3):69-75.
[6]姜智芹.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J].国外文学,2004,(1):45-50.
[7]弗朗索瓦.迂回与进入[M].北京:三联书店,1998.
关键词: 美国华裔文学创作 华裔作家 “他者”
文化心态
在西方话语中,华裔往往被刻画为本质主义的“他者”——要么温顺、乖巧,要么邪恶、奸险;东方则顺理成章地被建构为沉默的“他者”——一个充满着无穷神秘性的话语对象。显然,对于身处美国主文化圈内的边缘华裔作家而言,只有揭开自己“他者”的面纱才能打破沉默,释放本色话语,最终实现他们在异域重树新“根”的愿望。
凸显族性“他者”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一大亮点。然而从一开始,华裔文学就不得不面对是否参与了与西方主流文学的东方主义心态潜在合谋的质疑。随着华裔文学逐步成长,进而步入美国主流文坛,对华裔文学过于追逐中国传统文化的“他者”色彩方面的批评开始不绝于耳。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先驱、剧作家和社会批评家赵建秀甚至不留情面地对黄玉雪、谭恩美、黄哲伦等著名华裔作家进行了口诛笔伐,认为他们的作品刻意迎合西方人对中国“他者性”的追逐。
这一问题的发展迫使我们对以往的美国华裔文化研究进行严密的审视。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就华裔文学创作已进行了一番有益的探索。如:《双重文化视阈中的他者——白先勇创作中的华裔男性人物形象解读》(《山东大学学报》,2007第2期)、《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美国语境里的中国文化:华裔文化》(《南开学报》,2005年第4期)等文章。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但仅仅把研究停留在华裔特殊的文化身份还是不够的,只有进一步探索身份背后的深层因素,客观地分析他们创作的文化心态,才能将华裔文化研究不断推向纵深。
一、追寻“他者性”的背后心态
“原始的、蒙昧的、丑陋的和野性的等在现代化的视野中,可能对它是一种必要的张力和批判姿态,而在‘东方主义’眼中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最刺激、最出味的佐料。西方文化需要一个‘他者’、一个‘镜像’以确定和强化其主体性形象”。(金惠敏,2001)细心搜索过后,我们发现许多在美国主流文坛引起过较大反响的华裔文学作品都烙有分明的“他者”印记。文本中渲染神秘诡异气氛,罗列神秘主义色彩的华夏文化词语,不断撩拨着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心和窥探欲。例如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华女阿伍》就运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节日、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无异是一本20世纪40年代唐人街的导游指南。同样,一举杀入美国文学主流的《女勇士》似乎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本中国文化大观:从神仙鬼怪、气功武术、听书看戏到吃活猴脑、饮乌龟汤等,将各种中国元素符号一股脑堆砌到一起。出版时,这些作品的封面上多是画着留辫子、裹小脚的中国人,然后再加上一句:“这是一个真实的唐人街故事。”有的读者不由问道:“这些文本的叙述支离破碎,亚裔美国人就是这个特征么?这些小说花了学多时间和空间去描述吃喝和家庭——这些就是亚裔美国人关注的问题吗?”(Ling,1995)我们不禁感叹:难道华裔作家真的完全认同西方文化吗?
对于生活在美国主流文化意识中的华裔作家,西方文化显然是一种强势话语,他们抑或他们笔下那些怀抱“美国梦”的年轻华裔们通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模仿主体文化话语,加重“文化原质失真”(cultural inauthenticity)的程度,“更倾向于认同殖民者的文化,致使他们看待自己于本体的文化时,往往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的视野观点”。(Constahtino,1995)华裔作家在作品中往往过于强调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把中国文化塑造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他者”,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走出唐人街的强烈渴望和对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热烈期待。客观地说,对于生活在西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华裔们,在文学创作的伊始是更加倾向于认同西方主流文化意识的。如果“家”对于族裔散居的第一代移民来说意味着真实的中国,那么对于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们则只意味着想象中的故土。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美国人,写的是美国小说,并不自觉地将白人主流文化对华裔“他者性”的评判标准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在无形中达到了一种强化“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的效果。华裔作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消极姿态成为了他们跻身美国主流文坛的筹码。
二、颠覆“他者性”的背后心态
中国“他者性”故事的言说的确为华裔作家在美国争取了听众,然而种族歧视、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现实存在让华裔作家深刻地意识到一味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情趣的文学是无法成长为异域奇葩的。于是,他们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创作心态,开始了新的探索。在作品中,作者通常采取保持距离的文化态度,运用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点缀华人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符号,颠覆华裔在美国人心中的概念化形象,进而树立华裔的正面形象。例如带有明显的文化寻根特征的《唐老亚》选取传统文化中的英雄关公,“企图唤起华裔美国人的集体记忆,在找回、重述华裔美国人有意无意间被涂灭(抹煞)、消音的过去之余,同时揭露美国历史——支配阶级所认可的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的缝隙、断裂与非连续性”,(李有成,1996)有力地反驳了西方人眼中华裔懦弱胆小、狡诈阴险的刻板形象。这类文本将中华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灌注到了每一个华裔的身上,让华裔自豪地认同与中华文化中的卓越元素,来到了与美国白人平行的位置。但他们笔下的英雄往往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形象出入很大,这不禁又让我们对华裔作家试图颠覆“他者性”背后的心态产生了好奇。
实际上华裔作家们并非真的热衷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揭开华裔特殊的身份面纱,华裔作家关注的创作焦点——构建美国语境中特有的华人文化和华人形象——立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身处美国这一“大熔炉”中,华裔作家想要建立一个不被主流文化同化,而又极具特色的族裔文化绝非易事。因为即使是在华裔踏上美国国土一个多世纪之后,华裔的历史也从没有公允地呈现于美国历史和文学中。这一对华裔历史的扭曲和漠视深深地刺痛了华裔,让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只有构建特有的族裔文化属性,才能够争取到自身的话语权。在认识到自身的尴尬身份之后,华裔作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寻找自己作为华裔美国人的恰当位置。于是,华裔作家在中国本原文化中着力寻找有利于自身形象构建的方面加以认同,利用中国古代的英雄来塑造华人的典范形象。另外,美国华裔作家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美国社会政治现实,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达成一定的妥协,所以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用过程中不免对其作出大幅度的改动乃至篡改,以期“在美国社会中为自己的族群建构既有别于主流社会又能与主流社会平等共处的华裔族性,在东方主义的缝隙中开拓出自己族群的生存空间”。(赵文书,2003)
三、华裔创作的展望
西方主流意识的束缚和种族歧视的现实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华裔文学仍然是边缘文学与弱势文学的代名词,主流评论界对华裔文学的误读无处不在,更不用说西方的普通读者。西方的主体视角使他们无法去了解“族裔”标签后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混杂意义,只是将华裔文学定位于历史或社会学的文献资料。这让我们不禁为华裔的生存状态和创作之路产生忧虑。当下,华裔作家必须借助自己对两种文化的洞察力,加强多元视角的思考,寻求中西文化交汇的可能性,为自己赢得在西方的一席之地。
(一)用多元视角取代西方主体视角的思考,跨出种族、地域的藩篱。“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不管是积极的、正面的、肯定的,还是消极的、反面的、否定的,都不是中国形象的真实情形,而是掺杂了很多想象成分,是西方欲望与恐惧的产物”。(姜智芹,2004)退一步来说,完全迎合西方的主体视角的期待,将刻板印象进行到底,只能博得一时的喝彩,留下的则只会是审美疲劳和“合理”的歧视,与人无益,与己贻害。随着高举解构主义大旗的后现代思潮在全球范围的涌动,西方民权主义运动的高涨,我们意识到只有走出这单一视角的死胡同,华裔文学才能揭示华裔文化符号下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情感因素。于是,我们将视角转向少数族裔理论、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生态理论等文化研究理论,希望通过对多元视角的采用可以使华裔作家们摆脱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族裔”标签,摆脱华裔文学题材所惯用的“寻根”、“母女”主题,打破传统中的对立的东西范式。同时,加强多元视角的思考还将推动西方人去重新认识“他者”东方,完成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向互动认知思维方式的转变。最终,华裔作家可以将自己的使命从对种族的责任和对平等的渴求延伸到关注一切生命的意义,让人们学会用多棱镜去看问题和认识世界。
(二)在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凝视中寻找审美交汇的可能性与平衡点,建构美国华裔的新形象。当下华裔眼中的“东方”已不同于爱德华·赛义德眼中的“东方”,更遥远于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背依两种文化的华裔作家在谱写自身独特文化的同时,必须肩负起一个重大使命--在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凝视中寻找审美交汇的可能性与平衡点。须知凝视中的两者何尝不是对方的“他者”呢?两个“他者”的近距离凝视不就是两种审美期待的平等交流、两种文化的平等对话吗?正如法国汉学家于连·法朗索瓦(Jullien Francois)所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并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由此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只强调中西文化的“对立”是偏激的,重要的不是对差异的强调,不是两者孰优孰劣的评判,而是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联结起来的“对立中的统一”。(弗朗索瓦,1998)毕竟人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趋同的,只有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以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共同利益互为中心,才能符合当下多元共存的文化图景,并在其中建构出崭新的华裔形象和特有文化。
参考文献:
[1]金惠敏.已然的后现代主义及其未然性[J].求是学刊,2001,(4):12-15.
[2]Ling,Amy.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the Dialogic Dilemma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J].Having Our Way:Women Rewriting Trad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Ed.Harriet Pollack.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95.
[3]Constahtino,R.Neocolonial identity and counter-consciousness[M].London:Merlin Press,1995:16.
[4]李有成.《唐老鸭》中的记忆政治.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M].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6:127-128.
[5]赵文书.华裔美国的文学创新与中国的文化传统[M].外国文学研究,2003,(3):69-75.
[6]姜智芹.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J].国外文学,2004,(1):45-50.
[7]弗朗索瓦.迂回与进入[M].北京: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