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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毛主席语录》是人人必备的工具，无论到哪里，都有用处，如果不备，会遇到许多麻烦。譬如，从上海乘火车到长沙，那时没有什么暮发朝至的快车，在火车上要度过一天两夜或两夜一天。因此，列车员便要把车厢变成“毛泽东思想大课堂”。每天早晚，照例要“早请示、晚汇报”。请示汇报之前，照例要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这时，列车员便会站在车厢一端，摆起架势，挺胸抬头，手执《语录》，右臂平抬置胸前，大家立即起立，如法炮制，并在列车员带领下翻到某一页。然后，列车员领呼：“最高指示——”于是，大家齐声朗读。这样的朗读，每每要四五段、五六段方告结束，这才各自默声或喃喃“请示汇报”。那情形颇似基督徒的饭前祷告，感谢主赐予恩惠。但不敢说，若是说出来，车厢便可能成为“大批判的战场”。
从形式到内容的“宗教化”，是当时的潮流。“五四”以来的科学启蒙，局限于知识阶层，宗教式的迷信则依然弥漫于底层社会。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只是共产党发动的“农民革命”或曰“农民暴动”。历来的农民革命，都以“天命”或宗教为号召，新的“革命”虽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但多数卷入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依然是宗教式的信仰与崇拜。听前辈说，延安时，一位经历长征的老革命，因缺少文化，一直是个炊事班长。只有加以培养，才便于提拔，于是送到党校学习。回来问他学到什么？终因文化太低，只答曰：“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二导师。马克思是个大胡子，恩格斯是个长胡子。”这同许多佛教徒对如来、观音的了解只限于宝相庄严、救苦救难，相去未远。即便到了今天，不少干部,包括很高层的干部，仍旧相信风水、卜卦、烧头香，“天命”依旧盘踞于心中。
但在知识阶层中，经过了“五四”以后“德先生”、“赛先生”的熏染，对这种“宗教化”信仰并不那么容易接受，所以在整个革命中，因独立思考、质疑这种迷信而受到整肃的大多是知识分子。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所处的环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从来都处于依附地位。毛泽东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形容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的关系，并不准确。但若说在长期专制主义社会里，欲求闻达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现政权的关系，倒确是如此。因为依附，所以压迫一到，便很容易屈服。而一旦屈服，为了表白自己对现政权或高层集团的忠诚，其宗教化的情绪甚至会表现得比工农更为虔诚。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后，我所在的学习组每次“学习”，若是工宣队员主持，起始念语录不过四五段，而教师中的头头主持学习，领读语录要多到十段甚至十数段，每段念完，还要手挥语录，有节奏地领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来我到山沟沟里的军工厂，这样的“三呼万岁”，在工人和解放军中反倒几无所见。
随着“文革”的深入，这种宗教化程式越来越繁琐。譬如吃饭，在学校食堂门口竖一毛泽东像，于是进入食堂前，先要朗读“最高指示”，然后才能去买饭菜。那时，食堂供应并不充分，去晚了，好吃的菜买不到不说，每个窗口前面长长的队伍也让人心烦。所以“小将”们（那时中央文革自江青以下都称红卫兵为“小将们”，同后来把他们统统赶下乡时不同）到了门口，总是拣最短的语录念上三遍，便冲进食堂去了。最短的语录，大约就算“要斗私批修”，所以选择这一句的最多。至于念完之后冲在前面抢买好菜，同“斗私批修”有何关系就难言之矣。也有选别的“语录”的，如“大师傅，惹不起！”倒是很合情境，但这句“语录”未见于《语录》和《选集》，出自何处，我一直没有弄清，大概是什么回忆录或记述毛青年时代的什么书中的吧，反正没人追究，由他们念去。当时又有传闻，说红卫兵批斗陈毅，念语录时，陈毅道：“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听到这个传闻，无不心里大乐，因此饭堂前的“请示”，也有高喊：“毛主席语录第273页第三条：陈毅是个好同志”的。尽管《毛主席语录》没有那么多页，而陈毅那时也因所谓“二月逆流”靠边站了。庄严一化而为佻，语录之泛滥可见一斑，虽不曾到禅宗和尚们那样呵佛骂祖，却也并不那么恭敬了。
当然，这都是学生们在日常情境中的花样，像我这样当了老师的就不敢了。倘若“聊发少年狂”，后果是难于逆料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李华兴与吴维谷，我都熟悉。李为人小节不拘，吴为人老成持重，笔下都很来得，是青年教师中比较出色的。那时，大凡毛泽东说了什么话，报上登了出来，与“最高指示”相应，就叫做“最新指示”。一有“最新指示”，照例要“热烈欢呼”，“传达不过夜”，办法是当天晚上大家高呼口号从邯郸路游行至外滩的市革命委员会，然后再一路游回复旦。这天，又有了“最新指示”，听说李华兴拿了一张报纸正好碰到了吴维谷，便调笑地扬了扬报纸说：“圣旨到！”这本是一句玩笑话，但在彼时彼地，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而又紧，一个个都盯着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这句玩笑话便被当做对“伟大领袖”的恶毒攻击，李、吴二位因此被隔离。中间如何审查，如何定案，从复旦出去的那位市革委会常委有什么批示，详情我不知晓，但历史系弄出了个“邹吴李反革命小集团”，吴维谷坠楼而死，却是全校都知道的。接着，根据什么人（姑隐其名） “密报”，什么人传递（也姑隐其名）和那位常委的批示，在中文系又如法炮制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圈子”，一“圈”就圈进了几十名青年教师。时髦的推论是：历史系有，中文系就没有吗？所以“上面”批示，要“三打白骨精”。这一“打”，自然轰轰烈烈。按照“最高指示”，“圈子”，就是“朋党”，也就是“宗派”。当初反胡风，就是从圈子、宗派，逐步升级到“反革命集团”的。所以中文系的“小圈子”起先称“一打三反的继续”，后来实在没有什么材料，才降调为“整党的继续”，再到干校接受再教育，迁迁延延，直到 “九一三”事件之后，才算作罢。当初挥笔批示的指挥者，现在装得像没事人一样，但吴维谷——一个诚笃、用功、有为的青年学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在“语录”风行之时，自有人出来推波助澜，花样翻新。于是又有了“语录歌”和“语录操”。“语录歌”以李劫夫所谱最多，而以林彪《毛主席语录前言》为最长。那时，毛主席语录称为“红宝书”，这些语录歌当可算得货真价实的“红歌”了。今日“唱红”不知为何不选，而“妹妹坐船头”之类倒莫名其妙地成了“红歌”，也是颇有趣的现象，大可研究。“语录操”的花样也不少，但兴起之时我已在山沟，消息不通，未曾操练，只听说“虚心使人进步”是向上振臂两次，而“骄傲使人落后”则是下蹲两次。
“最高指示”能够用来唱歌、做操，当然也可以用来做别的用，买物品、打电话，都可以用上，但“最高指示”用得最多的却是在打“派仗”的时候。不同观点的对立两派，各自都以“语录”为武器相互攻击，这算“文斗”。“文斗”斗得不可开交，便拿起棍棒刀枪“武斗”起来。死于这样的“武斗”究竟有多少人，迄今没有任何统计。后来有“最新指示”说，经过了“文化革命”的演习，将来“右派”会借一些“语录”来搞资本主义复辟，而“革命派”则会借另外一些“语录”来打倒他们。好像那些“最高指示”，只是谁都可以打的幌子。 “文革”中各派“语录战”的实践表明，所谓“歌”也罢，“操”也罢，“最高指示”也罢，“最新指示”也罢，到头来都是争斗双方打击对手的工具，其实谁都不想遵行。在前些时热闹了一阵的“唱红”中，我隐隐又嗅到了那种气息。这样的争斗，既不革命也不复辟，只是为自己争位子、谋权势，结果也只能是两败俱伤，最终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沿，而所谓“革命”也走到了尽头。这大概也是当时激烈斗争的“两派”以及他们背后的操纵者所始料未及的。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
从形式到内容的“宗教化”，是当时的潮流。“五四”以来的科学启蒙，局限于知识阶层，宗教式的迷信则依然弥漫于底层社会。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只是共产党发动的“农民革命”或曰“农民暴动”。历来的农民革命，都以“天命”或宗教为号召，新的“革命”虽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但多数卷入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依然是宗教式的信仰与崇拜。听前辈说，延安时，一位经历长征的老革命，因缺少文化，一直是个炊事班长。只有加以培养，才便于提拔，于是送到党校学习。回来问他学到什么？终因文化太低，只答曰：“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二导师。马克思是个大胡子，恩格斯是个长胡子。”这同许多佛教徒对如来、观音的了解只限于宝相庄严、救苦救难，相去未远。即便到了今天，不少干部,包括很高层的干部，仍旧相信风水、卜卦、烧头香，“天命”依旧盘踞于心中。
但在知识阶层中，经过了“五四”以后“德先生”、“赛先生”的熏染，对这种“宗教化”信仰并不那么容易接受，所以在整个革命中，因独立思考、质疑这种迷信而受到整肃的大多是知识分子。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所处的环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从来都处于依附地位。毛泽东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形容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的关系，并不准确。但若说在长期专制主义社会里，欲求闻达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现政权的关系，倒确是如此。因为依附，所以压迫一到，便很容易屈服。而一旦屈服，为了表白自己对现政权或高层集团的忠诚，其宗教化的情绪甚至会表现得比工农更为虔诚。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后，我所在的学习组每次“学习”，若是工宣队员主持，起始念语录不过四五段，而教师中的头头主持学习，领读语录要多到十段甚至十数段，每段念完，还要手挥语录，有节奏地领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来我到山沟沟里的军工厂，这样的“三呼万岁”，在工人和解放军中反倒几无所见。
随着“文革”的深入，这种宗教化程式越来越繁琐。譬如吃饭，在学校食堂门口竖一毛泽东像，于是进入食堂前，先要朗读“最高指示”，然后才能去买饭菜。那时，食堂供应并不充分，去晚了，好吃的菜买不到不说，每个窗口前面长长的队伍也让人心烦。所以“小将”们（那时中央文革自江青以下都称红卫兵为“小将们”，同后来把他们统统赶下乡时不同）到了门口，总是拣最短的语录念上三遍，便冲进食堂去了。最短的语录，大约就算“要斗私批修”，所以选择这一句的最多。至于念完之后冲在前面抢买好菜，同“斗私批修”有何关系就难言之矣。也有选别的“语录”的，如“大师傅，惹不起！”倒是很合情境，但这句“语录”未见于《语录》和《选集》，出自何处，我一直没有弄清，大概是什么回忆录或记述毛青年时代的什么书中的吧，反正没人追究，由他们念去。当时又有传闻，说红卫兵批斗陈毅，念语录时，陈毅道：“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听到这个传闻，无不心里大乐，因此饭堂前的“请示”，也有高喊：“毛主席语录第273页第三条：陈毅是个好同志”的。尽管《毛主席语录》没有那么多页，而陈毅那时也因所谓“二月逆流”靠边站了。庄严一化而为佻，语录之泛滥可见一斑，虽不曾到禅宗和尚们那样呵佛骂祖，却也并不那么恭敬了。
当然，这都是学生们在日常情境中的花样，像我这样当了老师的就不敢了。倘若“聊发少年狂”，后果是难于逆料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李华兴与吴维谷，我都熟悉。李为人小节不拘，吴为人老成持重，笔下都很来得，是青年教师中比较出色的。那时，大凡毛泽东说了什么话，报上登了出来，与“最高指示”相应，就叫做“最新指示”。一有“最新指示”，照例要“热烈欢呼”，“传达不过夜”，办法是当天晚上大家高呼口号从邯郸路游行至外滩的市革命委员会，然后再一路游回复旦。这天，又有了“最新指示”，听说李华兴拿了一张报纸正好碰到了吴维谷，便调笑地扬了扬报纸说：“圣旨到！”这本是一句玩笑话，但在彼时彼地，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而又紧，一个个都盯着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这句玩笑话便被当做对“伟大领袖”的恶毒攻击，李、吴二位因此被隔离。中间如何审查，如何定案，从复旦出去的那位市革委会常委有什么批示，详情我不知晓，但历史系弄出了个“邹吴李反革命小集团”，吴维谷坠楼而死，却是全校都知道的。接着，根据什么人（姑隐其名） “密报”，什么人传递（也姑隐其名）和那位常委的批示，在中文系又如法炮制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圈子”，一“圈”就圈进了几十名青年教师。时髦的推论是：历史系有，中文系就没有吗？所以“上面”批示，要“三打白骨精”。这一“打”，自然轰轰烈烈。按照“最高指示”，“圈子”，就是“朋党”，也就是“宗派”。当初反胡风，就是从圈子、宗派，逐步升级到“反革命集团”的。所以中文系的“小圈子”起先称“一打三反的继续”，后来实在没有什么材料，才降调为“整党的继续”，再到干校接受再教育，迁迁延延，直到 “九一三”事件之后，才算作罢。当初挥笔批示的指挥者，现在装得像没事人一样，但吴维谷——一个诚笃、用功、有为的青年学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在“语录”风行之时，自有人出来推波助澜，花样翻新。于是又有了“语录歌”和“语录操”。“语录歌”以李劫夫所谱最多，而以林彪《毛主席语录前言》为最长。那时，毛主席语录称为“红宝书”，这些语录歌当可算得货真价实的“红歌”了。今日“唱红”不知为何不选，而“妹妹坐船头”之类倒莫名其妙地成了“红歌”，也是颇有趣的现象，大可研究。“语录操”的花样也不少，但兴起之时我已在山沟，消息不通，未曾操练，只听说“虚心使人进步”是向上振臂两次，而“骄傲使人落后”则是下蹲两次。
“最高指示”能够用来唱歌、做操，当然也可以用来做别的用，买物品、打电话，都可以用上，但“最高指示”用得最多的却是在打“派仗”的时候。不同观点的对立两派，各自都以“语录”为武器相互攻击，这算“文斗”。“文斗”斗得不可开交，便拿起棍棒刀枪“武斗”起来。死于这样的“武斗”究竟有多少人，迄今没有任何统计。后来有“最新指示”说，经过了“文化革命”的演习，将来“右派”会借一些“语录”来搞资本主义复辟，而“革命派”则会借另外一些“语录”来打倒他们。好像那些“最高指示”，只是谁都可以打的幌子。 “文革”中各派“语录战”的实践表明，所谓“歌”也罢，“操”也罢，“最高指示”也罢，“最新指示”也罢，到头来都是争斗双方打击对手的工具，其实谁都不想遵行。在前些时热闹了一阵的“唱红”中，我隐隐又嗅到了那种气息。这样的争斗，既不革命也不复辟，只是为自己争位子、谋权势，结果也只能是两败俱伤，最终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沿，而所谓“革命”也走到了尽头。这大概也是当时激烈斗争的“两派”以及他们背后的操纵者所始料未及的。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