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为何未列入特赦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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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我阅读了《世纪》2011年第5期刊载李海文写的《1975年释放国民党战犯内情》一文。由于我自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91年离休,除“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外,在公安部预审局功德林、秦城监狱做监管工作35年。50年代到1975年最后一批释放关押在秦城的多数战犯的思想表现等情况,均留在我的脑海里。在阅读李文后,勾起我回忆一个未能赶上最后一批特赦的人,他名叫徐远举,在秦城关押战犯的编号为12号。徐远举就是著名小说《红岩》中,关押、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重庆渣滓洞监狱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他在党和政府改造战犯政策的感召下,二十多年的关押改造中,却是个能够悔罪,并配合监管工作人员的工作,在狱中属表现比较好的战犯之一。
  他在配合我们监管工作人员的工作中,除平时向我们监管干部汇报战犯中的思想动态外,还是能向我报告发生意外的事情,使我们能及时做到妥善处置。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60年代初,当安排一段时间让战犯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九评”文章,有一次他们座谈讨论后,战犯刘镇湘(国民党军长)在会后向别的战犯大放厥词,对“九评”评头品足,引起多人在学习会上对刘的批判,刘不服,还在会上说什么“我早就同情共产党”等粉饰自己的话。于是遭到对刘有所了解的战犯当场揭发说:“你刘镇湘在即将被解放军歼灭时,你还拿着蒋介石授给你的‘中正剑’到你亲手培植起来的那个师督战,要顽抗到底,最后你还是被俘成为人民的罪人。”刘不仅不认错,反而以“绝食”相对抗。此事发生的第三天,徐远举见刘镇湘路也走不动,说话也无气力,就向我报告此情。我立即派一工作人员去伙房熬了一碗玉米面粥。接着把刘带到审讯室,在地上铺好被褥、枕头,让刘躺下,又把他双手铐好,然后把他鼻子一捏,用小勺喂他玉米粥。刘吃上两口就说“自己吃吧!”我就马上卸下手铐,他就自己吃玉米粥了。此时我对他说:“你今天表现还算不错,早就该自己吃饭,不应绝食。”我又说:“今晚给你做一碗面片汤加一个鸡蛋,再吃两天病号饭,待胃好些后再同大伙一起吃饭。”刘表示服从。事后有的战犯议论此事说,这也是徐远举向监管干部报告后所得结果。
  特赦战犯工作,早在1959年建国10周年国庆节前就开始了。从1959年12月4日到1966年4月16日共特赦了6批战犯。第6批特赦战犯本来打算将徐远举列入特赦名单的,由于《红岩》出版发行后,各地读者购此书的颇多,因而就未将其列入。我那时还就《红岩》小说中的“疯老头”华子良这一人物的真实性,在同徐远举闲聊中问过他,徐说有一次渣滓洞将三位共产党人押赴刑场杀害,当场执行了两人,留下的一人就是华子良,他在刑场上是个陪绑,待将华带离刑场后,他就成了“疯老头”。后来警卫队就让炊事班士兵带上“疯老头”挑担子跟着到集市买菜,还让“疯老头”干些其他体力活。对这一历史情节,徐远举还写了材料,后来这一材料有无转交单位,我自然不得而知。
  1972年11月,我从黑龙江北大荒“五七干校”重返秦城工作,其时秦城仍在军管时期。1973年春的一天,监区哨兵报告徐远举病了,说是头痛,当时未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就在当天下午,徐的病情发展为脑溢血,虽经急送复兴医院,但终因抢救无效在复兴医院“207”区亡故。
  
  (作者为公安部离休干部,公安部离休干部汪春耀整理)
  责任编辑 殷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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