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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奉命接收病伤战俘
1953年4月，我在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第四医院管理局政治部保卫科任科长时，接到军区保卫部的电话通知，让我到沈阳接受任务。到达后，军区保卫部肖野副部长对我说：“朝鲜停战谈判还没有正式签字，双方已同意先交换病伤战俘，你带两名干事入朝去接收从美军战俘营交换回来的这批病伤战俘，大约有一千多人。他们回国后，由你们医管局的第26陆军医院接收治疗。你们去的任务是：了解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是否利用交换战俘的机会派遣特务混进来；美军在战俘营内采用了哪些暴行手段，对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政治迫害；我被俘人员在战俘营中是如何与敌进行坚决斗争的；被俘人员中哪些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并残酷迫害那些坚决要求回国的同志；同时还要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等特务机关通过‘随军牧师’等特务人员，在我被俘人员中挑选空降特务，送到设在日本的训练基地进行训练后空投到我方的情况等。”然后，让我们拿着军区政治部给“中朝谈判代表团”杜平和乔冠华同志的介绍信入朝去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我和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的两名干事一起乘火车到达安东（现丹东市），在后勤部驻安东办事处办完入朝手续后，每人兑换了几十元朝鲜币，买了些路上吃的面包香肠等食品，办事处还给我们派了一辆美式吉普车，开车的小司机才19岁，我们真有些担心，怕路上出事故。傍晚，从安东过鸭绿江铁桥到朝鲜的新义州，然后一直往南走。路上时有敌机飞来轰炸扫射，山上的防空哨就鸣枪报警，正在行驶的车辆全部停下来，待敌机飞走后再继续前进。路过平壤市时，整个城市已被敌机炸成一片废墟，若不是从残留的有轨电车道上还真看不出它就是平壤市。
第二天中午才到达开城。找到中朝谈判代表团后，被安排在招待所内。我先打听代表团内有没有总政保卫部的同志，他们告诉我有位蔡秘书。我找到他后，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明我们这次来接收病伤战俘的具体任务，希望他给予帮助和指导。他说，我们到外边去谈吧。他领我到一个小山坡上，坐下后，他开始向我介绍他所了解的美军战俘营的情况。我问他：“战俘营内有没有我们派进去的内线?”他说：“没有，即便打入进去也很难存在。但在战俘营内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他们领导全体被俘人员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问他在工作中应注意哪些问题时，他告诉我：“在板门店的记者中混有不少美蒋特务，他们很注意‘新面孔’，发现新面孔后他们会拍‘人头像’，作为研究我方人员的资料。如果发现有镜头对准你时，可以扭过头去，不要让他拍照就是了。还有，凡是记者采访时，一律不作回答。”我们大概谈了两个多小时，回来后我向两位干事作了传达。这次谈话，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
二、回到祖国怀抱
1953年4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双方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后，从4月20日开始进行交换。我们每天随代表团的同志坐车从开城到板门店，在由松柏树枝搭建成的牌坊后面等候，牌坊上面有块大红布，上面写着“回到祖国怀抱”六个大字，极为醒目。不一会儿，从美方那边开来两三辆带帆布篷的大卡车，车尾对着松柏牌坊的大门，放下车挡板，战俘们有的拄单拐，有的拄双拐，有的手臂被纱布吊着，有的被人搀扶着，从车上下来。我们走上前去热情迎接，并说：“欢迎你们胜利回到祖国怀抱。”他们有的激动地高呼口号，有的嚎啕大哭，有的人气愤地把战俘营发的衣物扔在地上，还踏上几脚。这时，几十名中外记者都围了上来，争先恐后地抢镜头拍照，镁光灯啪啪乱响，废灯泡遍地皆是。战俘们从车上下来后，由于摆脱了美军战俘营的血腥统治和残酷迫害，回到祖国怀抱，见到久别的亲人，激动地流下眼泪，这是一种真实感情的流露，是无法控制的。我们每天都到板门店去，从4月20日开始到5月5日结束，据统计，共接收1030人。每天接回来的人，都及时送到开城附近的临时医院，进行登记、消毒、换上志愿军的新单衣，然后是进行全面检查、治疗、作各种化验。保证他们吃好、睡好、休息好。伙食上给他们加强营养，精神上使他们感到愉快和安慰。这时，我们每天都深入到各个帐篷内（医院的病房都是临时搭建的帐篷）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并向他们宣布，谁有什么问题想谈，可以随时找我们谈；谁有什么材料希望交给组织的可以交给我们。几天时间，很多人主动找我们反映在战俘营被迫害、受虐待的情况，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从战俘营带出来的极为珍贵的材料交给我们。他们在临时医院大约住一周左右的时间，就乘汽车分批到祖国的安东，然后改乘“卫生列车”到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大赉县和扶余县，进行住院治疗。
回到沈阳后，我到军区保卫部汇报这次完成任务的情况，把我们从临时医院找他们谈话的材料以及他们从战俘营带回来的材料一起交给了肖野副部长。其中有一份《大事记》非常珍贵，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从1951年11月8日到离开战俘营时多次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情况，记载着他们是如何利用国际公法和日内瓦公约，采取合法手段要求与美方当局进行谈判；要求美方当局放弃所谓“自由遣返”的做法；要求美方当局严惩打人凶手、反对政治迫害等等；记载着他们为庆祝国庆节，在战俘营内升起五星红旗以及保护国旗时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壮烈情景。肖副部长听完汇报后表示对这次任务的完成比较满意，让我先回医管局待命。
三、对病伤战俘进行教育
我回到齐齐哈尔后，刚刚休息了两天，就接到军区保卫部的通知，让我带一名管理文件的同志到大赉县第26陆军医院。我到达的第二天，肖野副部长带着一名秘书、一名干事也来到大赉，组成对归俘人员的政治审查小组。不久，中央派来了作家组、记者组和医疗专家组。作家组有胡风、罗烽、海默、刘大为等著名作家，胡风是组长；记者组组长是林林，这个组除全国各大报社的名记者外，还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医疗专家组是从上海来的，他们都是医务界的知名专家，平时和他们接触不多。
肖副部长让我把在板门店接收战俘时搜集到的文字材料和到帐篷内听他们口头反映的情况，整理成一份综合材料，上报东北军区政治部和总政。几天后，我整理成一份标题为《关于初步了解病伤战俘人员的情况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病伤战俘的一般情况，主要是一些统计数字和他们刚回祖国时的一些思想状况；二、美军战俘营对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管理情况，包括战俘营的组织机构、驻地分布、战俘营的变迁情况；三、战俘营内的特务组织及活动情况；四、对被俘人员进行反动宣传和强迫“刺字”情况；五、我地下党组织领导被俘人员在战俘营内与敌进行英勇斗争情况。此《报告》经肖野同志审阅修改后上报了军区和总政。当作家组、记者组和医疗专家组到来之后，他们要求介绍一些有关战俘营的情况，肖野同志派我去，我就以这个报告内容为基础，分别向各组作了介绍，胡风还让白桦复写了几份，发给组员参考。
病伤战俘入院后，根据军区的指示，上午是治疗时间，医生和医疗组的专家们都下病房给他们进行检查和治疗；下午是学习时间；晚上是配合教育内容看电影时间（有总政的、军区的、医管局的电影放映队住在这里）。按照教育计划分五步进行：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向他们介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同时放映有关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有时也放苏联的故事片；二、在小组会上谈个人的被俘经过和在战俘营中的表现以及和敌人进行斗争的动人事迹，可以互相提问，互相补充，也可以互相揭发，或写成文字材料。同时，作家组、记者组的同志深入到各小组去采访或个别谈话，搜集他们所需要的资料；三、召开控诉大会，控诉美军残酷迫害战俘的种种暴行。这时，阵线逐渐分明，受过迫害的人有“苦”可诉；表现不好或打过人的则无言可发，非常孤立；有的主动交代自己在战俘营内所犯的错误，向大家赔礼道歉，请求原谅；四、召开追悼大会，悼念那些在战俘营内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这时，群情激动，会场内哭声一片，悲愤情绪达到高潮。此情此景，作家们和记者们曾写过多篇报道，刊登在《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上；五、根据对每个人的审查结果作出政治结论，再根据每个人的结论和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这一工作一直到1953年底才结束。我没有参加对他们的结论和处理工作，因为1953年10月，东北军区保卫部要开办保卫干部训练班，训练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保卫干部，保卫部调我去任训练班的专职副主任（主任是肖野同志兼），从此我就调离了第四医院管理局。
五十九年的时光飘然飞逝，五十九年的变迁地覆天翻。当年我到板门店接回来的千余名病伤战俘不知今天是否仍然健在?不知他们的晚年生活是否幸福美满?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作者为国防大学副军职离休干部，公安部离休干部汪春耀整理）
责任编辑 殷之俊
1953年4月，我在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第四医院管理局政治部保卫科任科长时，接到军区保卫部的电话通知，让我到沈阳接受任务。到达后，军区保卫部肖野副部长对我说：“朝鲜停战谈判还没有正式签字，双方已同意先交换病伤战俘，你带两名干事入朝去接收从美军战俘营交换回来的这批病伤战俘，大约有一千多人。他们回国后，由你们医管局的第26陆军医院接收治疗。你们去的任务是：了解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是否利用交换战俘的机会派遣特务混进来；美军在战俘营内采用了哪些暴行手段，对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政治迫害；我被俘人员在战俘营中是如何与敌进行坚决斗争的；被俘人员中哪些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并残酷迫害那些坚决要求回国的同志；同时还要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等特务机关通过‘随军牧师’等特务人员，在我被俘人员中挑选空降特务，送到设在日本的训练基地进行训练后空投到我方的情况等。”然后，让我们拿着军区政治部给“中朝谈判代表团”杜平和乔冠华同志的介绍信入朝去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我和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的两名干事一起乘火车到达安东（现丹东市），在后勤部驻安东办事处办完入朝手续后，每人兑换了几十元朝鲜币，买了些路上吃的面包香肠等食品，办事处还给我们派了一辆美式吉普车，开车的小司机才19岁，我们真有些担心，怕路上出事故。傍晚，从安东过鸭绿江铁桥到朝鲜的新义州，然后一直往南走。路上时有敌机飞来轰炸扫射，山上的防空哨就鸣枪报警，正在行驶的车辆全部停下来，待敌机飞走后再继续前进。路过平壤市时，整个城市已被敌机炸成一片废墟，若不是从残留的有轨电车道上还真看不出它就是平壤市。
第二天中午才到达开城。找到中朝谈判代表团后，被安排在招待所内。我先打听代表团内有没有总政保卫部的同志，他们告诉我有位蔡秘书。我找到他后，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明我们这次来接收病伤战俘的具体任务，希望他给予帮助和指导。他说，我们到外边去谈吧。他领我到一个小山坡上，坐下后，他开始向我介绍他所了解的美军战俘营的情况。我问他：“战俘营内有没有我们派进去的内线?”他说：“没有，即便打入进去也很难存在。但在战俘营内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他们领导全体被俘人员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问他在工作中应注意哪些问题时，他告诉我：“在板门店的记者中混有不少美蒋特务，他们很注意‘新面孔’，发现新面孔后他们会拍‘人头像’，作为研究我方人员的资料。如果发现有镜头对准你时，可以扭过头去，不要让他拍照就是了。还有，凡是记者采访时，一律不作回答。”我们大概谈了两个多小时，回来后我向两位干事作了传达。这次谈话，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
二、回到祖国怀抱
1953年4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双方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后，从4月20日开始进行交换。我们每天随代表团的同志坐车从开城到板门店，在由松柏树枝搭建成的牌坊后面等候，牌坊上面有块大红布，上面写着“回到祖国怀抱”六个大字，极为醒目。不一会儿，从美方那边开来两三辆带帆布篷的大卡车，车尾对着松柏牌坊的大门，放下车挡板，战俘们有的拄单拐，有的拄双拐，有的手臂被纱布吊着，有的被人搀扶着，从车上下来。我们走上前去热情迎接，并说：“欢迎你们胜利回到祖国怀抱。”他们有的激动地高呼口号，有的嚎啕大哭，有的人气愤地把战俘营发的衣物扔在地上，还踏上几脚。这时，几十名中外记者都围了上来，争先恐后地抢镜头拍照，镁光灯啪啪乱响，废灯泡遍地皆是。战俘们从车上下来后，由于摆脱了美军战俘营的血腥统治和残酷迫害，回到祖国怀抱，见到久别的亲人，激动地流下眼泪，这是一种真实感情的流露，是无法控制的。我们每天都到板门店去，从4月20日开始到5月5日结束，据统计，共接收1030人。每天接回来的人，都及时送到开城附近的临时医院，进行登记、消毒、换上志愿军的新单衣，然后是进行全面检查、治疗、作各种化验。保证他们吃好、睡好、休息好。伙食上给他们加强营养，精神上使他们感到愉快和安慰。这时，我们每天都深入到各个帐篷内（医院的病房都是临时搭建的帐篷）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并向他们宣布，谁有什么问题想谈，可以随时找我们谈；谁有什么材料希望交给组织的可以交给我们。几天时间，很多人主动找我们反映在战俘营被迫害、受虐待的情况，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从战俘营带出来的极为珍贵的材料交给我们。他们在临时医院大约住一周左右的时间，就乘汽车分批到祖国的安东，然后改乘“卫生列车”到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大赉县和扶余县，进行住院治疗。
回到沈阳后，我到军区保卫部汇报这次完成任务的情况，把我们从临时医院找他们谈话的材料以及他们从战俘营带回来的材料一起交给了肖野副部长。其中有一份《大事记》非常珍贵，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从1951年11月8日到离开战俘营时多次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情况，记载着他们是如何利用国际公法和日内瓦公约，采取合法手段要求与美方当局进行谈判；要求美方当局放弃所谓“自由遣返”的做法；要求美方当局严惩打人凶手、反对政治迫害等等；记载着他们为庆祝国庆节，在战俘营内升起五星红旗以及保护国旗时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壮烈情景。肖副部长听完汇报后表示对这次任务的完成比较满意，让我先回医管局待命。
三、对病伤战俘进行教育
我回到齐齐哈尔后，刚刚休息了两天，就接到军区保卫部的通知，让我带一名管理文件的同志到大赉县第26陆军医院。我到达的第二天，肖野副部长带着一名秘书、一名干事也来到大赉，组成对归俘人员的政治审查小组。不久，中央派来了作家组、记者组和医疗专家组。作家组有胡风、罗烽、海默、刘大为等著名作家，胡风是组长；记者组组长是林林，这个组除全国各大报社的名记者外，还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医疗专家组是从上海来的，他们都是医务界的知名专家，平时和他们接触不多。
肖副部长让我把在板门店接收战俘时搜集到的文字材料和到帐篷内听他们口头反映的情况，整理成一份综合材料，上报东北军区政治部和总政。几天后，我整理成一份标题为《关于初步了解病伤战俘人员的情况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病伤战俘的一般情况，主要是一些统计数字和他们刚回祖国时的一些思想状况；二、美军战俘营对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管理情况，包括战俘营的组织机构、驻地分布、战俘营的变迁情况；三、战俘营内的特务组织及活动情况；四、对被俘人员进行反动宣传和强迫“刺字”情况；五、我地下党组织领导被俘人员在战俘营内与敌进行英勇斗争情况。此《报告》经肖野同志审阅修改后上报了军区和总政。当作家组、记者组和医疗专家组到来之后，他们要求介绍一些有关战俘营的情况，肖野同志派我去，我就以这个报告内容为基础，分别向各组作了介绍，胡风还让白桦复写了几份，发给组员参考。
病伤战俘入院后，根据军区的指示，上午是治疗时间，医生和医疗组的专家们都下病房给他们进行检查和治疗；下午是学习时间；晚上是配合教育内容看电影时间（有总政的、军区的、医管局的电影放映队住在这里）。按照教育计划分五步进行：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向他们介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同时放映有关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有时也放苏联的故事片；二、在小组会上谈个人的被俘经过和在战俘营中的表现以及和敌人进行斗争的动人事迹，可以互相提问，互相补充，也可以互相揭发，或写成文字材料。同时，作家组、记者组的同志深入到各小组去采访或个别谈话，搜集他们所需要的资料；三、召开控诉大会，控诉美军残酷迫害战俘的种种暴行。这时，阵线逐渐分明，受过迫害的人有“苦”可诉；表现不好或打过人的则无言可发，非常孤立；有的主动交代自己在战俘营内所犯的错误，向大家赔礼道歉，请求原谅；四、召开追悼大会，悼念那些在战俘营内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这时，群情激动，会场内哭声一片，悲愤情绪达到高潮。此情此景，作家们和记者们曾写过多篇报道，刊登在《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上；五、根据对每个人的审查结果作出政治结论，再根据每个人的结论和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这一工作一直到1953年底才结束。我没有参加对他们的结论和处理工作，因为1953年10月，东北军区保卫部要开办保卫干部训练班，训练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保卫干部，保卫部调我去任训练班的专职副主任（主任是肖野同志兼），从此我就调离了第四医院管理局。
五十九年的时光飘然飞逝，五十九年的变迁地覆天翻。当年我到板门店接回来的千余名病伤战俘不知今天是否仍然健在?不知他们的晚年生活是否幸福美满?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作者为国防大学副军职离休干部，公安部离休干部汪春耀整理）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