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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年来，尽管中国离科学诺奖的桂冠越来越近，但是在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看来，一些重要的羁绊依旧在阻碍着中国获得科学诺奖的脚步。
“最为要命的就是现在很多国内研究人员的科学理念和思维，大家总是在跟随人家的脚步，甚至进行一些重复性的研究和实验，而缺乏创造性的科学理念和思维，这个和欧美的西方发达国家及日本相差一大截。”何祚庥说。
缺乏原创性和创造性
在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研究项目取得突破以后，何祚庥说国内一些物理学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也应该建造这样的工程进行这样的研究，并进行一些相关游说。
“但是建造这样的工程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搞这样的项目，我国就是小规模至少也要耗费数十亿元以上，但是也还是跟个人家做重复的研究。”何祚庥说，就该项目他也询问过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的意见，结果丁肇中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中国重复搞这样的项目有什么用？什么价值都没有”。
“我国科学研究现在的关键是科学理念很差，常常缺乏原创性和创造性，多是一些重复性的工作，而诺贝尔科学奖青睐具有原创性、创新性的一些研究。”何祚庥告诉记者，其实只要有创造性的科学理念和思维，落后国家的研究人员也能够做出一些诺贝尔奖项级别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一些理论的提出，其并不需要复杂的科学实验，往往小设备也能够做出大贡献，没有先进的大型研究设备也能够做到。”何祚庥说，在诺贝尔科学奖的历史上，也有印度、阿根廷等国家研究人员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先例，而日本第一位诺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49年获得了物理学奖，他在核力的理论基础上预言了介子（基本粒子中的一类）的存在，当时其也没有很好的科研条件。
“我国未来要实现科学诺奖四处开花，就必须要让研究人员培养创造性的科学理念和思维。”何祚庥说。
做科研得诺奖也靠运气
“我国现在在知识、设备、技能方面和西方没有太大差别。能不能得奖完全看课题方向，还有人总结说这里面有50%的运气。”甄二真说，他在国外求学时的系主任得了诺奖，其实他在纽约的导师也和这位系主任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做纯化蛋白的，只不过他们发现的蛋白不同而已。一个发现的是获诺奖的G蛋白，一个是与钙泵相关的蛋白（发现时曾经以为这种蛋白和心脏功能密切相关）。发现伊始，人们都以为后者很重要而G蛋白无足轻重。但是最后的事实却是相反的，G蛋白得了诺贝尔奖，而和钙泵相关的蛋白被证明实际上无足轻重。
“这个就是运气。”甄二真说，不管得不得诺贝尔奖，科研就是这样，在你开始感兴趣做它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多重要。十年、二十年做下去，才能知道它到底是否重要。科研工作者95%的时间都属于寂寞，只有出成果的时候才会享受鲜花和掌声。”
过于急切并不现实
北京大学粒子物理学教授马伯强表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虽然中国存在实现科技诺奖零突破的可能性，但是指望科技诺奖能够很快在国内就四处开花并不现实。
“欧洲持续规模性进行基础科学的研究已经有数百年的时间，美国虽然比欧洲晚一些，但也晚不了多少时间，而多次获得科技诺奖的日本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持续研究也已经超过百年，其在1867年明治维新以后就开始了。然而反观中国，中国自近代社会以后就几乎一直处在战争和运动的状态，基础科学研究大都停滞不前，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础科学研究才得以被真正重视，国家也开始不断加大投入，此后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才呈现出连续性。基础科学研究走向世界前沿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连续性也才30多年的时间，无论是从时间历程还是基础积累上，和美欧日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中国还需要继续积累，并保持科研投入的持续增长，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迎来科技诺奖的丰收期。
不过这些年中国的人才培养方式依旧存在很大的隐忧。不少人指出，中国12年的中小学应试教育模式，已经将绝大部分学生训练成了“考试机器”，而其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束缚住了，这并不利于我国后继科研力量的培养。并且，这种状况也会阻碍未来中国具有诺贝尔奖级别的原创性科研成果的涌现。
“最为要命的就是现在很多国内研究人员的科学理念和思维，大家总是在跟随人家的脚步，甚至进行一些重复性的研究和实验，而缺乏创造性的科学理念和思维，这个和欧美的西方发达国家及日本相差一大截。”何祚庥说。
缺乏原创性和创造性
在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研究项目取得突破以后，何祚庥说国内一些物理学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也应该建造这样的工程进行这样的研究，并进行一些相关游说。
“但是建造这样的工程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搞这样的项目，我国就是小规模至少也要耗费数十亿元以上，但是也还是跟个人家做重复的研究。”何祚庥说，就该项目他也询问过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的意见，结果丁肇中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中国重复搞这样的项目有什么用？什么价值都没有”。
“我国科学研究现在的关键是科学理念很差，常常缺乏原创性和创造性，多是一些重复性的工作，而诺贝尔科学奖青睐具有原创性、创新性的一些研究。”何祚庥告诉记者，其实只要有创造性的科学理念和思维，落后国家的研究人员也能够做出一些诺贝尔奖项级别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一些理论的提出，其并不需要复杂的科学实验，往往小设备也能够做出大贡献，没有先进的大型研究设备也能够做到。”何祚庥说，在诺贝尔科学奖的历史上，也有印度、阿根廷等国家研究人员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先例，而日本第一位诺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49年获得了物理学奖，他在核力的理论基础上预言了介子（基本粒子中的一类）的存在，当时其也没有很好的科研条件。
“我国未来要实现科学诺奖四处开花，就必须要让研究人员培养创造性的科学理念和思维。”何祚庥说。
做科研得诺奖也靠运气
“我国现在在知识、设备、技能方面和西方没有太大差别。能不能得奖完全看课题方向，还有人总结说这里面有50%的运气。”甄二真说，他在国外求学时的系主任得了诺奖，其实他在纽约的导师也和这位系主任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做纯化蛋白的，只不过他们发现的蛋白不同而已。一个发现的是获诺奖的G蛋白，一个是与钙泵相关的蛋白（发现时曾经以为这种蛋白和心脏功能密切相关）。发现伊始，人们都以为后者很重要而G蛋白无足轻重。但是最后的事实却是相反的，G蛋白得了诺贝尔奖，而和钙泵相关的蛋白被证明实际上无足轻重。
“这个就是运气。”甄二真说，不管得不得诺贝尔奖，科研就是这样，在你开始感兴趣做它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多重要。十年、二十年做下去，才能知道它到底是否重要。科研工作者95%的时间都属于寂寞，只有出成果的时候才会享受鲜花和掌声。”
过于急切并不现实
北京大学粒子物理学教授马伯强表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虽然中国存在实现科技诺奖零突破的可能性，但是指望科技诺奖能够很快在国内就四处开花并不现实。
“欧洲持续规模性进行基础科学的研究已经有数百年的时间，美国虽然比欧洲晚一些，但也晚不了多少时间，而多次获得科技诺奖的日本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持续研究也已经超过百年，其在1867年明治维新以后就开始了。然而反观中国，中国自近代社会以后就几乎一直处在战争和运动的状态，基础科学研究大都停滞不前，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础科学研究才得以被真正重视，国家也开始不断加大投入，此后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才呈现出连续性。基础科学研究走向世界前沿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连续性也才30多年的时间，无论是从时间历程还是基础积累上，和美欧日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中国还需要继续积累，并保持科研投入的持续增长，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迎来科技诺奖的丰收期。
不过这些年中国的人才培养方式依旧存在很大的隐忧。不少人指出，中国12年的中小学应试教育模式，已经将绝大部分学生训练成了“考试机器”，而其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束缚住了，这并不利于我国后继科研力量的培养。并且，这种状况也会阻碍未来中国具有诺贝尔奖级别的原创性科研成果的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