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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才是21世纪的真正开端”，普遍的民粹情绪可能变成美国政治生态中显著和永久的组成部分。而欧洲人的身份焦虑更甚，政治板块变动的幅度可能更大。
“1968年是那么独特，它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并且也不会再有。”美国作家马克·科兰斯基在其著作《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开篇语中，这样概括那一年。在那本书中，科兰斯基描述了一个反叛的1968年：无论东西方冷战对立的两大阵营，还是广大的中间地带，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动荡、骚乱，给当时的政治体系制造了巨大的压力。
2016年也很独特。1968年，革命是流行语;2016年，愤怒是关键词。英国人用脱欧公投，表达了对欧盟移民政策、一体化的愤怒。土耳其的军事政变，惹怒了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国内政治随之而变。美国人对政治精英的愤怒，把政治门外汉特朗普送进了白宫。闺蜜打着朴槿惠总统的旗号变相索贿，导致朴槿惠遭弹劾而停职。
1968年的撞击，犹如巨浪拍打岩石，泡沫散尽后一切基本恢复原样。东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没被撼动，冷战的对抗格局也未见松动。但2016年之后，世界很可能会发生明显变化，甚至会大不一样。
2016年的第一个撞击，发生在朝鲜半岛。1月6日，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平壤近10年来一直把核试验作为表达愤怒的方式，但2016年尤为不一样。平壤提升了愤怒的级别，在9月9日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平壤通过拥核来冲撞东北亚安全格局，威胁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在局势剧烈变动的背景下，韩国、日本核武装的声音，即便不是主流，也不再像此前那么边缘。
韩国人这一年也很愤怒。近在咫尺的朝鲜频繁核试验，给韩国人造成的恐惧感自不待言。打着信任政治旗号上台的朴槿惠总统，以跟闺蜜“分享”权力的离奇方式，彻底摧毁了国人对她的信任。截至12月8日，多达6次的百万人游行示威，让朴槿惠的执政合法性荡然无存。韩国需要一个转折点，来终结总统政治的悲剧。修改宪法虽还未提上议事日程，但呼声已日渐高涨。
朝鲜半岛的冲击更多局限在东北亚，欧洲发生的事影响更为深远。英国脱欧公投结果6月24日出来后，支持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表示，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时的英国“已不复存在”，如果苏格兰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将不会是当年公投的重演。英国人有多大的不满，才会冒着让大不列颠萎缩成小不列颠的风险，毅然决然地弃欧盟而去？
英国脱欧公投成功，之所以被称为黑天鹅事件，因为在此之前，欧盟一体化不仅被视为政治常识，还是政治正确。但2016年之后，这一切将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12月4日，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虽与是否脱欧没有直接关系，但反对欧盟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的崛起，可谓是英国脱欧公投的余震。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声称当政即举行脱欧公投。这一切都在撞击欧盟一体化这项史无前例的政治工程。
崔顺实的女儿被梨花女子大学“破格”录取引发抗议，2016年8月10日梨花女子大学学生们聚集在本校广场上参加集会，要求校长辞职。此风潮让崔顺安与朴槿惠的关系开始暴露。
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用来形容埃尔多安总统再适合不过了，至少在2016年。叙利亚局势日益恶化，与俄罗斯因此而生的对抗陷入焦灼，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安卡拉本已进退维谷，但7月15日一场奇怪的未遂军事政变，让埃尔多安瞬间化被动为主动。军事政变失败后，数百万埃尔多安支持者游行示威，不仅宣泄了对军事政变的愤怒，还让外界见识了土耳其宗教与政治结合的威力。这种结合，撞击的不仅仅是土耳其，而是整个大中东地区。
本年度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毫无疑问当属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胜利。历史地看，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时不时会冒泡，但在2016年却掀起了巨浪，掀翻了美国政治建制派，使政治精英希拉里的总统梦如肥皂泡般破灭。有项调查显示，即便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也有多达26%的人认为其不适合当总统。这些美国人对政治精英有多愤怒，才会给他们认为并不合适的人投上一票？
两次黑天鹅事件，都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心脏地带，隐藏其后的民粹主义现象，对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用印度作家潘卡吉·米舍尔的话说，这全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经济、社会的巨变，催生了“愤怒的全球化”。不少学者都认为，英国脱欧、特朗普问鼎白宫，表达了大众对现实的不满，在这个由政治精英统治的世界里，政策与民众所感知的现实严重脱节。
美国《时代》杂志把今年年度封面人物的“荣誉”给了特朗普，但对他的称呼是“美利坚分裂共和国总统”。没有什么比这个隐喻更能体现这次大选所反映的美国社会分裂了。不过，把特朗普认定为撕裂美国的罪魁祸首显然言过其实，他只是美国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充其量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皮尤调查中心今年9月的一份报告，对比1992年与2016年的结果，倾向于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人群，在受教育程度和年齡段上，比例变化都不太大。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人口的民族、种族构成上。1992年，倾向于共和党的人群中，白人占93%，2016年这一比例降为86%，仅下降5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民主党的人群中，白人所占比例从1992年的76%，下降为57%，西班牙裔、亚裔、黑人等族裔群体的比例从24%上升到43%。
针对特朗普反移民、种族主义言论，有人把其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嘲笑为“让美国再次变白”（Make America White Again）。现在看起来，这个嘲笑也没那么像笑话了。美国大选结果，反映了占社会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在身份认同危机上的焦虑。同样，近年来欧洲反移民、反欧盟、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政党气势如虹，原因本质上与美国并没有差别。 美欧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预示着民粹主义浪潮不会只是茶壶里的风暴，必将对传统政治生态构成实质性的冲击。美国威尔逊中心学者杰瑞·哈尔认为，与此前历史上的情况不同，美国目前的民粹主义运动，或者至少是普遍的民粹情绪，可能变成美国政治生态中显著和永久的组成部分。相对于美国来说，欧洲人的身份焦虑更甚，政治板块变动的幅度可能更大。
除了可能的政党路线转变甚至政党分化组合，更深刻的变化或许在“政治哲学”上。一方面，倡导文化多元、宗教宽容、种族包容，主张自由贸易、拥抱全球化等，这些“政治正确”将会面临重估，如果不是质疑的话。此外，从美欧这一年的公投、大选中政治人物的表现来看，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也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尼古拉斯·当泽尔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到，制造恐惧、寻找替罪羊、污名化政治精英，这些现象导致了“没有克制的政治”。
没有克制的政治，结果就是对抗性的增强。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约翰·朱迪斯看来，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政治逻辑—思考政治的方式。这种政治逻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对抗，即“人民”与“精英”的对抗。制衡是西方民主政体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个原则变为对抗，民粹主义即便不会成为碾压一切的巨石，也不会再是偶尔翻起的浪花。
“2016年才是21世纪的真正开端”，尼古拉斯·当泽尔认为，特朗普胜选、英国脱欧，与自由主义遭受质疑同时发生，并不是巧合，而是渐变的结果。他认为，一个没有规则和界限的国内政治秩序，一个缺乏预防无序状态所必需可靠标准的国际新秩序，可能会成为这个世纪的新常规。
12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演讲中，呼吁禁止穆斯林女性穿戴“遮面长袍”。做出这番表态的默克尔，与此前欢迎穆斯林难民的她简直判若两人。
默克尔的态度转变，当然是出于明年竞选连任的需要，但也是德国执政党危机下的路线调整。也就是说，德国建制派，开始部分地吸纳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张。这种吸纳本身就意味着政党色彩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绝不会只发生在德国。
更深刻的变化，将发生在国际秩序领域，而且几乎都会是因特朗普当选而起。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对美国过度介入外部事务的批评向来直言不讳。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教授阿尔乔姆·卢金判断，特朗普政府很可能让美国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而不是做世界警察。“离岸平衡战略强调美国需要在海空领域具备战略优势，这正好与特朗普提升海军实力的主张高度一致。”
离岸平衡战略，意味着美国将把战略着力点，从维持区域秩序转向防止出现区域霸权。由此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亚太和欧洲。特朗普扬言不再确保对盟友的安全承诺，被某些人解读为意在施压盟友增加军费，以减轻美国的军费压力。情况或许没有那么简单，生意人特朗普本能地会考虑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如果离岸平衡战略既能减少美国的负担，又能维护美国霸权，何乐而不为？
盟国们对特朗普胜选的忧虑，显然不是杞人忧天。比利时前首相居伊·伏思达近日撰文称，特朗普当选总统，将会引发1941年以来首次地缘政治的巨变，欧洲不能再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了。“欧盟应该把特朗普胜选当作为自己命运负起责任的警钟。”澳大利亚前外长加雷斯·埃文斯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对于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其他亚太盟友和伙伴来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更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再把美国的英明领导视为理所当然了。”
不管怎样，靴子还没有落下，特朗普的美国也不可能把盟友弃之如草芥。但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已给盟友造成了现实的恐慌。特朗普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称为潜在的灾难，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却将其视为澳未来繁荣的基石。美国的亚太盟友和伙伴，大多在TPP上投入了巨大的赌注，要么是顶住了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比如安倍晋三首相，要么是把国家的未来寄托于其上，比如李显龙总理。“这是你们作为盟友的可信度问题，别人以后如何再相信你们？”李显龙的焦虑可见一斑。
大国关系可能是变化的另一个领域。阿尔乔姆·卢金教授认为，如果特朗普采取离岸平衡战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目前紧张的美俄关系，甚至会迎来一个两国和解的新时代。在他看来，鉴于美国降低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日本將寻找更多的伙伴对冲崛起的中国，而俄罗斯就是一个明显选择。“特朗普当选后，我们会看到安倍首相将加倍对普京示好。”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短期内或许会给俄罗斯更大的国际行动自由，但长期来看，普京的“让俄罗斯再次强大”，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强大”，如何像跳探戈舞那样协调，难度系数会非常高。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认为，特朗普集恐吓性的好斗与“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于一身，这预示着他在使用美国实力时，要么用力过猛，要么用力不够。“所以不能依靠他的领导，其他国家在未来数年，在美国的世界角色问题上，将不得不设法达成更有持续性的共识。”
“1968年是那么独特，它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并且也不会再有。”美国作家马克·科兰斯基在其著作《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开篇语中，这样概括那一年。在那本书中，科兰斯基描述了一个反叛的1968年：无论东西方冷战对立的两大阵营，还是广大的中间地带，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动荡、骚乱，给当时的政治体系制造了巨大的压力。
2016年也很独特。1968年，革命是流行语;2016年，愤怒是关键词。英国人用脱欧公投，表达了对欧盟移民政策、一体化的愤怒。土耳其的军事政变，惹怒了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国内政治随之而变。美国人对政治精英的愤怒，把政治门外汉特朗普送进了白宫。闺蜜打着朴槿惠总统的旗号变相索贿，导致朴槿惠遭弹劾而停职。
1968年的撞击，犹如巨浪拍打岩石，泡沫散尽后一切基本恢复原样。东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没被撼动，冷战的对抗格局也未见松动。但2016年之后，世界很可能会发生明显变化，甚至会大不一样。
愤 怒
2016年的第一个撞击，发生在朝鲜半岛。1月6日，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平壤近10年来一直把核试验作为表达愤怒的方式，但2016年尤为不一样。平壤提升了愤怒的级别，在9月9日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平壤通过拥核来冲撞东北亚安全格局，威胁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在局势剧烈变动的背景下，韩国、日本核武装的声音，即便不是主流，也不再像此前那么边缘。
韩国人这一年也很愤怒。近在咫尺的朝鲜频繁核试验，给韩国人造成的恐惧感自不待言。打着信任政治旗号上台的朴槿惠总统，以跟闺蜜“分享”权力的离奇方式，彻底摧毁了国人对她的信任。截至12月8日，多达6次的百万人游行示威，让朴槿惠的执政合法性荡然无存。韩国需要一个转折点，来终结总统政治的悲剧。修改宪法虽还未提上议事日程，但呼声已日渐高涨。
朝鲜半岛的冲击更多局限在东北亚，欧洲发生的事影响更为深远。英国脱欧公投结果6月24日出来后，支持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表示，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时的英国“已不复存在”，如果苏格兰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将不会是当年公投的重演。英国人有多大的不满，才会冒着让大不列颠萎缩成小不列颠的风险，毅然决然地弃欧盟而去？
英国脱欧公投成功，之所以被称为黑天鹅事件，因为在此之前，欧盟一体化不仅被视为政治常识，还是政治正确。但2016年之后，这一切将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12月4日，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虽与是否脱欧没有直接关系，但反对欧盟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的崛起，可谓是英国脱欧公投的余震。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声称当政即举行脱欧公投。这一切都在撞击欧盟一体化这项史无前例的政治工程。
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用来形容埃尔多安总统再适合不过了，至少在2016年。叙利亚局势日益恶化，与俄罗斯因此而生的对抗陷入焦灼，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安卡拉本已进退维谷，但7月15日一场奇怪的未遂军事政变，让埃尔多安瞬间化被动为主动。军事政变失败后，数百万埃尔多安支持者游行示威，不仅宣泄了对军事政变的愤怒，还让外界见识了土耳其宗教与政治结合的威力。这种结合，撞击的不仅仅是土耳其，而是整个大中东地区。
本年度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毫无疑问当属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胜利。历史地看，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时不时会冒泡，但在2016年却掀起了巨浪，掀翻了美国政治建制派，使政治精英希拉里的总统梦如肥皂泡般破灭。有项调查显示，即便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也有多达26%的人认为其不适合当总统。这些美国人对政治精英有多愤怒，才会给他们认为并不合适的人投上一票？
两次黑天鹅事件，都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心脏地带，隐藏其后的民粹主义现象，对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用印度作家潘卡吉·米舍尔的话说，这全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经济、社会的巨变，催生了“愤怒的全球化”。不少学者都认为，英国脱欧、特朗普问鼎白宫，表达了大众对现实的不满，在这个由政治精英统治的世界里，政策与民众所感知的现实严重脱节。
瓦 解
美国《时代》杂志把今年年度封面人物的“荣誉”给了特朗普，但对他的称呼是“美利坚分裂共和国总统”。没有什么比这个隐喻更能体现这次大选所反映的美国社会分裂了。不过，把特朗普认定为撕裂美国的罪魁祸首显然言过其实，他只是美国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充其量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皮尤调查中心今年9月的一份报告，对比1992年与2016年的结果，倾向于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人群，在受教育程度和年齡段上，比例变化都不太大。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人口的民族、种族构成上。1992年，倾向于共和党的人群中，白人占93%，2016年这一比例降为86%，仅下降5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民主党的人群中，白人所占比例从1992年的76%，下降为57%，西班牙裔、亚裔、黑人等族裔群体的比例从24%上升到43%。
针对特朗普反移民、种族主义言论，有人把其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嘲笑为“让美国再次变白”（Make America White Again）。现在看起来，这个嘲笑也没那么像笑话了。美国大选结果，反映了占社会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在身份认同危机上的焦虑。同样，近年来欧洲反移民、反欧盟、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政党气势如虹，原因本质上与美国并没有差别。 美欧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预示着民粹主义浪潮不会只是茶壶里的风暴，必将对传统政治生态构成实质性的冲击。美国威尔逊中心学者杰瑞·哈尔认为，与此前历史上的情况不同，美国目前的民粹主义运动，或者至少是普遍的民粹情绪，可能变成美国政治生态中显著和永久的组成部分。相对于美国来说，欧洲人的身份焦虑更甚，政治板块变动的幅度可能更大。
除了可能的政党路线转变甚至政党分化组合，更深刻的变化或许在“政治哲学”上。一方面，倡导文化多元、宗教宽容、种族包容，主张自由贸易、拥抱全球化等，这些“政治正确”将会面临重估，如果不是质疑的话。此外，从美欧这一年的公投、大选中政治人物的表现来看，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也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尼古拉斯·当泽尔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到，制造恐惧、寻找替罪羊、污名化政治精英，这些现象导致了“没有克制的政治”。
没有克制的政治，结果就是对抗性的增强。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约翰·朱迪斯看来，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政治逻辑—思考政治的方式。这种政治逻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对抗，即“人民”与“精英”的对抗。制衡是西方民主政体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个原则变为对抗，民粹主义即便不会成为碾压一切的巨石，也不会再是偶尔翻起的浪花。
“2016年才是21世纪的真正开端”，尼古拉斯·当泽尔认为，特朗普胜选、英国脱欧，与自由主义遭受质疑同时发生，并不是巧合，而是渐变的结果。他认为，一个没有规则和界限的国内政治秩序，一个缺乏预防无序状态所必需可靠标准的国际新秩序，可能会成为这个世纪的新常规。
重 构
12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演讲中，呼吁禁止穆斯林女性穿戴“遮面长袍”。做出这番表态的默克尔，与此前欢迎穆斯林难民的她简直判若两人。
默克尔的态度转变，当然是出于明年竞选连任的需要，但也是德国执政党危机下的路线调整。也就是说，德国建制派，开始部分地吸纳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张。这种吸纳本身就意味着政党色彩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绝不会只发生在德国。
更深刻的变化，将发生在国际秩序领域，而且几乎都会是因特朗普当选而起。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对美国过度介入外部事务的批评向来直言不讳。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教授阿尔乔姆·卢金判断，特朗普政府很可能让美国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而不是做世界警察。“离岸平衡战略强调美国需要在海空领域具备战略优势，这正好与特朗普提升海军实力的主张高度一致。”
离岸平衡战略，意味着美国将把战略着力点，从维持区域秩序转向防止出现区域霸权。由此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亚太和欧洲。特朗普扬言不再确保对盟友的安全承诺，被某些人解读为意在施压盟友增加军费，以减轻美国的军费压力。情况或许没有那么简单，生意人特朗普本能地会考虑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如果离岸平衡战略既能减少美国的负担，又能维护美国霸权，何乐而不为？
盟国们对特朗普胜选的忧虑，显然不是杞人忧天。比利时前首相居伊·伏思达近日撰文称，特朗普当选总统，将会引发1941年以来首次地缘政治的巨变，欧洲不能再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了。“欧盟应该把特朗普胜选当作为自己命运负起责任的警钟。”澳大利亚前外长加雷斯·埃文斯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对于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其他亚太盟友和伙伴来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更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再把美国的英明领导视为理所当然了。”
不管怎样，靴子还没有落下，特朗普的美国也不可能把盟友弃之如草芥。但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已给盟友造成了现实的恐慌。特朗普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称为潜在的灾难，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却将其视为澳未来繁荣的基石。美国的亚太盟友和伙伴，大多在TPP上投入了巨大的赌注，要么是顶住了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比如安倍晋三首相，要么是把国家的未来寄托于其上，比如李显龙总理。“这是你们作为盟友的可信度问题，别人以后如何再相信你们？”李显龙的焦虑可见一斑。
大国关系可能是变化的另一个领域。阿尔乔姆·卢金教授认为，如果特朗普采取离岸平衡战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目前紧张的美俄关系，甚至会迎来一个两国和解的新时代。在他看来，鉴于美国降低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日本將寻找更多的伙伴对冲崛起的中国，而俄罗斯就是一个明显选择。“特朗普当选后，我们会看到安倍首相将加倍对普京示好。”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短期内或许会给俄罗斯更大的国际行动自由，但长期来看，普京的“让俄罗斯再次强大”，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强大”，如何像跳探戈舞那样协调，难度系数会非常高。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认为，特朗普集恐吓性的好斗与“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于一身，这预示着他在使用美国实力时，要么用力过猛，要么用力不够。“所以不能依靠他的领导，其他国家在未来数年，在美国的世界角色问题上，将不得不设法达成更有持续性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