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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淑丽（Susan Shirk）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和研究教授。她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也是一位对中美关系有影响力的专家。
1971年，她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克林顿政府时期，她曾任职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主管中国事务。她创建并主持东北亚合作对话，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对于安全议题进行讨论的论坛。
她还有多本专著，并经常为《外交季刊》等杂志撰文，为增进中美两国相互了解，发展中美关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她的关于中国的专著，被认为是为研究中国提供了一个国内和外交政治交互影响的框架。日前，謝淑丽教授应邀到北京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谢淑丽教授的见解，对我们认识美方的心态有一定参考价值。
N-南风窗X -谢淑丽
中国的崛起是和缓的
N：谢淑丽教授，感谢你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又出版过关于中国的专著，你提出的理论如何分析中国现在的和平崛起呢？
X： 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外交家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们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中美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关于中国的外交决策，我称之为 “放心策略” （reassurance），也就是“战略放心”（strategic reassurance）。这很容易理解，它来自于邓小平的外交路线。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的崛起不会对美国带来战略威胁。
N：在美国相关的学术领域，对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这些讨论到今天发生了变化吗？
X： 在美国国际政治领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讨论中国的崛起，然而，学者们很明智，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和潜在的国际影响需要通过现实的政策和行动来检验。我认为，中国在外交方面做得很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实施“战略放心”策略，实行睦邻友好政策，中国非常努力地处理好一系列外交问题。
就中美关系而言，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中国2001年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世界上具有建设性的且负责任的大国。坦率地说，到21世纪初，中国的崛起相对来说是很缓和的。大概从2008年或2009年开始，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战略放心”的策略上有所改变，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当然，这场危机是美国引起的，美国人也普遍认为这是美国的错误，美国模式失去了优势。有的中国专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在衰落，而中国在崛起，中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期望值也变高了。当然，这些也有其他深层的原因。
N：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美国的学者，站在学术的角度进行观察，你认为中国外交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X：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很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与韩国的经济与外交方面的关系。中韩关系对于东北亚地区来说也非常关键。中国应该防止两国出现冷战式的国家对抗，同时，在区域内和跨区域实现积极的自由贸易往来，对于实现良好的区域政治体系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学者们大多关注中日关系、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等等，这些也的确是中国与周边，以及与邻国友好相处的重要问题，对中国自身的国际安全也很重要。
N：除了上面提到的问题，你认为还有哪些是美国特别关注的？
X： 当下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问题。比如，经济改革如何深化、以产业政策支持建立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中美关系有很大影响的问题。一些曾经在中国发展良好的跨国公司，现在在中国感受到了经济和投资环境的一些变化，比如他们需要以更低廉的价格来转让技术，中国政府在逐渐调整市场规则，这使得跨国公司需要满足更多的规定和要求，才能够得到可以在中国市场继续发展的机会。我们将这些现象称之为“非关税壁垒”。其实，这些政策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2006年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
中国的机会在于实现共赢
N：丰富的学术积累使得你对国际政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想知道你对中美外交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分析和看法呢？
X： 有人说现在中国变得强大了，因此，中国在外交上开始有所收紧，这样说当然有一部分道理。我的分析是中国的一些行动已经开始改变战略放心策略，在经济政策上也更加强势。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出于对国际组织或跨国公司的支持，应该支持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依然强大，甚至在亚太地区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仍旧有军事和安全同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曾尝试在外交政策上向亚太地区倾斜，即所谓的再平衡。美国在亚太地区不仅仅有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也有经济发展层面与外交领域的合作，尤其是与美国盟友的合作。
N：对中美关系继续朝积极方向发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X： 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回到一个积极的方向？我对于中国近期提出的外交政策很赞赏。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方面犯了很多错误，而中国则保持一种积极的回应，让中国处于一个主动的位置，和其他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中国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使得所有的国家都受益。
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中国“一带一路”的设想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都显示了中国政府的积极外交政策。我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实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战略放心”策略，我称之为“战略放心策略2.0”，也即第二轮的中国战略保证，向世界展示中国崛起的友好与善意。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力量变得强大了，但是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而且是友好的。怎么从政策的角度去实现这一点呢？在这个问题上，信息的传达变得非常重要。
中国需要与邻国保持可持续的友好关系。我认为，在区域争端问题上，渔业与海洋资源的利用非常重要，因为整个地区已经过度捕捞。这需要多国合作，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作为，那么会在战略放心策略方面做得非常好。它不仅仅使得中国会与周边邻国处理好关系，也会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延续战略放心策略的一个标志。
另外，中国国内的改革也非常重要，现在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时机。市场化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目标，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在中国运作的规则更加市场化，中国市场也会进一步开放，而这些市场曾经对外资公司是封闭的。否则，中国与欧美市场的开放度就会失衡。战略放心策略的延续和经济关系这两点是我提到的中美关系的两大重要问题。
无论如何，我对于中国的对外政策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是好的，非常的积极，是以合作为导向的。如果一个国家只图自身国家利益，那么，它的对外政策的目标会很狭隘，那样的国家永远不会有朋友和盟友。现在，我的国家就在犯这样的错误。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非常糟糕，我对现政府的很多做法持反对意见。我们正在世界各国面前失去声望，这令人沮丧。而中国现在有机会向其他国家展示，中国不是一个狭隘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她会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以达到双赢的目的。
1971年，她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克林顿政府时期，她曾任职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主管中国事务。她创建并主持东北亚合作对话，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对于安全议题进行讨论的论坛。
她还有多本专著，并经常为《外交季刊》等杂志撰文，为增进中美两国相互了解，发展中美关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她的关于中国的专著，被认为是为研究中国提供了一个国内和外交政治交互影响的框架。日前，謝淑丽教授应邀到北京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谢淑丽教授的见解，对我们认识美方的心态有一定参考价值。
N-南风窗X -谢淑丽
中国的崛起是和缓的
N：谢淑丽教授，感谢你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又出版过关于中国的专著，你提出的理论如何分析中国现在的和平崛起呢？
X： 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外交家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们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中美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关于中国的外交决策，我称之为 “放心策略” （reassurance），也就是“战略放心”（strategic reassurance）。这很容易理解，它来自于邓小平的外交路线。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的崛起不会对美国带来战略威胁。
N：在美国相关的学术领域，对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这些讨论到今天发生了变化吗？
X： 在美国国际政治领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讨论中国的崛起，然而，学者们很明智，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和潜在的国际影响需要通过现实的政策和行动来检验。我认为，中国在外交方面做得很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实施“战略放心”策略，实行睦邻友好政策，中国非常努力地处理好一系列外交问题。
就中美关系而言，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中国2001年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世界上具有建设性的且负责任的大国。坦率地说，到21世纪初，中国的崛起相对来说是很缓和的。大概从2008年或2009年开始，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战略放心”的策略上有所改变，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当然，这场危机是美国引起的，美国人也普遍认为这是美国的错误，美国模式失去了优势。有的中国专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在衰落，而中国在崛起，中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期望值也变高了。当然，这些也有其他深层的原因。
N：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美国的学者，站在学术的角度进行观察，你认为中国外交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X：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很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与韩国的经济与外交方面的关系。中韩关系对于东北亚地区来说也非常关键。中国应该防止两国出现冷战式的国家对抗，同时，在区域内和跨区域实现积极的自由贸易往来，对于实现良好的区域政治体系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学者们大多关注中日关系、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等等，这些也的确是中国与周边，以及与邻国友好相处的重要问题，对中国自身的国际安全也很重要。
N：除了上面提到的问题，你认为还有哪些是美国特别关注的？
X： 当下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问题。比如，经济改革如何深化、以产业政策支持建立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中美关系有很大影响的问题。一些曾经在中国发展良好的跨国公司，现在在中国感受到了经济和投资环境的一些变化，比如他们需要以更低廉的价格来转让技术，中国政府在逐渐调整市场规则，这使得跨国公司需要满足更多的规定和要求，才能够得到可以在中国市场继续发展的机会。我们将这些现象称之为“非关税壁垒”。其实，这些政策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2006年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
中国的机会在于实现共赢
N：丰富的学术积累使得你对国际政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想知道你对中美外交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分析和看法呢？
X： 有人说现在中国变得强大了，因此，中国在外交上开始有所收紧，这样说当然有一部分道理。我的分析是中国的一些行动已经开始改变战略放心策略，在经济政策上也更加强势。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出于对国际组织或跨国公司的支持，应该支持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依然强大，甚至在亚太地区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仍旧有军事和安全同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曾尝试在外交政策上向亚太地区倾斜，即所谓的再平衡。美国在亚太地区不仅仅有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也有经济发展层面与外交领域的合作，尤其是与美国盟友的合作。
N：对中美关系继续朝积极方向发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X： 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回到一个积极的方向？我对于中国近期提出的外交政策很赞赏。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方面犯了很多错误，而中国则保持一种积极的回应，让中国处于一个主动的位置，和其他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中国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使得所有的国家都受益。
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中国“一带一路”的设想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都显示了中国政府的积极外交政策。我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实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战略放心”策略，我称之为“战略放心策略2.0”，也即第二轮的中国战略保证，向世界展示中国崛起的友好与善意。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力量变得强大了，但是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而且是友好的。怎么从政策的角度去实现这一点呢？在这个问题上，信息的传达变得非常重要。
中国需要与邻国保持可持续的友好关系。我认为，在区域争端问题上，渔业与海洋资源的利用非常重要，因为整个地区已经过度捕捞。这需要多国合作，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作为，那么会在战略放心策略方面做得非常好。它不仅仅使得中国会与周边邻国处理好关系，也会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延续战略放心策略的一个标志。
另外，中国国内的改革也非常重要，现在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时机。市场化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目标，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在中国运作的规则更加市场化，中国市场也会进一步开放，而这些市场曾经对外资公司是封闭的。否则，中国与欧美市场的开放度就会失衡。战略放心策略的延续和经济关系这两点是我提到的中美关系的两大重要问题。
无论如何，我对于中国的对外政策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是好的，非常的积极，是以合作为导向的。如果一个国家只图自身国家利益，那么，它的对外政策的目标会很狭隘，那样的国家永远不会有朋友和盟友。现在，我的国家就在犯这样的错误。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非常糟糕，我对现政府的很多做法持反对意见。我们正在世界各国面前失去声望，这令人沮丧。而中国现在有机会向其他国家展示，中国不是一个狭隘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她会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以达到双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