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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90后，来自内蒙古，学的是医学。
她是田朴珺现在团队中被称为“小朋友”的人之一。她指着办公室的布局，以及那些桌椅和装饰说：“这些都是me总设计、装修的，线路也是她自己铺的。” 整体风格淡雅。窗边有个画架，上面是田朴珺未画完的画作。
她称田朴珺为“me总”，“me”音来自田朴珺的小名。她随“me总”工作了两年多。
团队里如她一样工作内容与所学专业跨界的有好几个。有一次团队去巴黎拍摄，遇到语言问题，一个同事过来熟练地讲起了法语，大家才知道她的专业是法语。
这样的跨界，田朴珺是喜欢的。她认为，自己过往的人生路也是跨着领域走过来的。
17岁从上海到北京读书，20岁左右从香港出道进入演藝圈，回到大陆拍摄电视剧，23岁进入地产商业领域，28岁左右去海外读书。如果没有2012年年底“笨笨的红烧肉”事件，以上的经历不会被翻出，后来的故事不会那么跌宕起伏。
谁也不知道，人生的伏线埋在哪里。
她现在进入文化领域创业、写书、拍纪录片，有着强烈的表达愿望，愿把她认为的世界上的美好城市以及文化，介绍给中国年轻人。
一袭白衣，披肩发，进了公司，她先环看了一圈，问地上怎么有点不干净？安琪说me总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她经常在大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她坐在镜头里，迎向拍摄者，问：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更好一点？同时，她也试着调整了自己的坐姿，将头抬了抬。
这样的场景，对她来说，太熟悉了。
这些年来，无论是“王的女人”还是“带着城堡的公主”，无论是她当了制片人，写了书，抑或是创业，公众视线里的“田朴珺”三个字前面有诸多形容词，多数并不美好。她有一段时间并不是很理解。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工作方面一直也很努力。要是认识的人叫李石、张石，是否还会有那么多的解读？甚至是恶意以及官司？现在倒也觉得，恰是因为有了这些，属于她的人生才更开阔了些。
汹涌舆论中的主人公，往往没有多少辩驳的机会，现在还是让田朴珺自己来说说田朴珺是个什么样的人吧。给她一个第一人称，也许会更显得真实。
我曾经的梦想是长大以后能够当语文老师，再后来，我希望我未来的工作能够跟文字相关，比如说律师或者战地记者什么的。
我不是女强人，我也不能够很威严地去做事情。但是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职业女性。私下里，我还是一个内心某一处没长大，希望有人来呵护的人。我经常会哭，哭完以后就没事了。
我在香港拍了3年的戏，那时候，内地在香港拍戏的艺人并不多。我认识的一个香港朋友想来大陆做生意，我会讲广东话又是大陆人，就给他提供帮助。我给他介绍了一个人，后来才发现那是一个坏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帮他处理好那段关系的麻烦。没想到就成了那个香港朋友公司的顾问，一做就做了5年。
这5年说什么的都有。很多人会说田朴珺你以前演戏没演出来，也就是类似18线女演员，所以你才转身去做商业。但是其实我知道，如果我一直做演员，我未来的轨迹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2008年，电视剧《相思树》在央视一套播出。我是三个女主角中的一个，有比较重的戏份，我总是会接到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试新戏。当时我已经在做地产项目了。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虽然不是所谓大明星，但是演员还是比较被照顾的。而我做地产，当时公司没有什么人，我要去建委窗口排队，要站门口等人，都是具体琐碎的工作。
接的电话多了，我就把手机号给换了，因为如果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不知道到最后能不能坚持得住。
如果演职场戏，没有谁演得过我，我有职场的切身经历。现在很多人说到演女总裁就认为要端着，那是很表面的，最好的表演来自生活。
我还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基本上是自己决定到底想要做什么。很多时候，妈妈悄悄支持我，爸爸则极力反对。所以成长路上，没有什么人可以商量。
我的针线活做得好，高出平均水平，我会缝衣服，会绣花。
因为妈妈什么都不会，小时候裤子破了，她就拿一个膏药给贴上。我觉得难看，不想穿，就哭。姥姥就会拿出针线说，你要学会自己做这些事情。姥姥告诉我很多人生道理，比如很多事情要自己去做，不要依靠别人，谁会都不如自己会，爹妈给你还是爹妈的。姥姥是我心目中独立女性的代表和典范。
现在提到独立女性，我就会被骂。但是我一直说“独立女性”这个词，并不是强调田朴珺有多独立。我说的独立其实是两方面，一个是自己经济上的独立，另一个是精神上的独立，如果一个女性仅仅是丈夫、男朋友、父母的附属，那么你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本质，当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你自己。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是只针对女人，男人也一样。所以我说的独立是希望全社会的人，都能够有一个独立的人格，不能成为一个人云亦云的人。
很多朋友对我说，你不要再出去乱说，一说就被骂，你有什么资格聊独立？你有老王你独立什么？我说因为我有老王，我再说独立就更说明问题。有人说在中国不能说女权，因为都是长得丑的没有人要的女人才说女权。
独立，并不是没有人要我，我才需要独立。有人要我，我也仍然需要独立。即便我身边有一个很强的伴侣，但是我仍然需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去长江商学院学习，纯属巧合。我平时也是一个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人。我路过一个蛋糕店，觉得做蛋糕好玩，可能周末就去报个班学做蛋糕。前天还去听了物理学的课，跟我现在做的事情看起来也不搭，我常常因此觉得人生的维度其实很大。 我在长江商学院学的是传媒管理，传媒管理跟我的专业还是有一些沾边的。有些课程对我还是挺有帮助的，比如说同理心、领导力的训练课程。
很多人把上商学院说成认识某人的圈子，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绝对不是在长江商学院认识的王老师，我见都没有见过他，他也没有给长江上过课，更不可能是我的同学。我在那里没有结交到所谓的朋友，我们都毕业十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同学聚会。
曾有一个采访，要我录两段网友对我的黑评，他们可能太客气，选的评论都不够黑。我看到的骂我的话，太多了。如果骂我能让你开心，你就骂好了，没有关系，不影响到我什么。但是曾经有一个坎过不去：你骂我什么都行，但是请你不要攻击我的家人。
田樸珺与英国前首相夫人切丽·布莱尔进行印度公益项目
“红烧肉”事件前，我完全是一个消失的状态，那么多年我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我在干嘛。但是忽然就被所有人知道了，还有各种声音。
不过，我还是按计划去了印度，我每天在网上看人们编写的与我有关的故事。今天说我生了三个孩子，明天说我如何与王老师认识。
这都没关系。直到我看到他们编我父母的故事，我才想，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好像得到了一种开示：一切皆幻象，我们这一世的父母也是幻象。那么，你有什么可在意的？想通了之后，我觉得你说我什么，我都不在意了。
另一方面，我还是蛮自信的。他们攻击我，无非是说我找了一个很成功的伴侣，而我什么都不是，我靠着某个人混到了今天。但是我知道我是怎么辛苦过来的，我记得我怎么坐在人家门口，希望等工作上的回复，也记得一单一单的生意，我是怎么追下来的。我不是平地冒出来的，我也是泥坑里一点一点爬出来的，所以你不了解我，你怎么评价我，有那么重要么？没有。
这些年我们相处得还不错，不是因为我有多温柔，而是因为他有多包容。我在恋爱方面有点任性，我的脾气也不是特别温和，他很包容我，这一点非常难得。我们开始像家人一样相处，这种温暖感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很多人都问我们俩的相处模式。有时候我觉得他是我的导师，他给我的建议具有长远的价值观，有些事情我可能考虑我的个人利益，但是他认为应是更长久的合作方式。他身上确实有很多优秀的品质。
他是我这十年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他，我不会像今天一样站在台前。没有他，我做事情不可能心中那么笃定。他经常说，他们当年的创业条件比我们差多了，怎么摸爬滚打做到世界五百强。别人要专门去上EMBA，我天天都在家里上EMBA。
当然，我对他也有影响。起码他认识我之后，穿得比以前好看了，长得也比以前好看了，体型各方面，他保持得很好。
有一次我们聊天，说到我对他的吸引，他说我很像年轻时候的他。做事的风格，发急脾气的样子，有很蓬勃的生长力和欲望。
我从来都不觉得“欲望”是一个不好的词，比如求知欲也是欲望，让你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比如你希望能做更好的自己，只是需要同时学会掌握分寸。
欲望，谁都有，尤其是年轻人渴望成功，渴望赚更多的钱，这不是可耻的事。但前提是，你是不是在懂得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达到你的目标，如果你只是为了私欲而不管他人，这样的欲望是要另眼看待的。
2000年来北京，对于我来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之后在大学被退学，那是我人生的当头一棒，我开始明白我不是世界的中心。那时自卑到了极点，但自卑也催生了向上的动力。接着我去香港拍戏，从那里出道。他们觉得田朴珺这个名字很怪，像韩国人又像日本人。用粤语说“焯匀、朴珺”，都是上扬音，听起来有点像，有两部戏用了这个名字。
这两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快节奏的所谓大都市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开了眼界。后来回到大陆，拍戏，我觉得我还是叫回本名比较好：田朴珺。朴素的朴，珺就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做地产这五年，我脚踏实地做了很多事情。现在给我一份合同，我不会拿笔就签字，我知道要找律师，我知道商业谈判。
后来我去了纽约。去纽约，对我来说是放下，以前一直都是在得到，不管是经历上的得到还是财富上的得到，一直都是在抓取的状态。那段时间，我是真的不打算挣钱了，我要去学习。一方面是渴望对抗自卑，大学没念完，我希望有机会去国外念书补上来。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不去，等将来比如说有了家有了孩子，更不可能去了。朋友们都骂我脑子坏掉了，放弃那么好的挣钱机会。
去了纽约以后，有很多不适应，原来在国内过的算是高阶层的生活，到了美国就是一个穷留学生，什么都没有，天天坐地铁。在那里有一种感觉，以前中国人出去，因为穷被人瞧不起，现在有钱了还被人瞧不起。
这个瞧不起来自几方面。一是我们对他人文化的不尊重，二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不尊重。因为我们没有传承，没有传承就失去了很多本质的美德。
如果不是因为要做《中国合伙人》的制片人，我可能不一定会回来。当时我在纽约已经非常好了，我有一种到一个地方立刻建立起属于自己圈子的能力。
我拍《谢谢你巴黎》的时候，国内有新闻说我卖地给万科赚了很多钱。我只能说，我没有卖过一个石子给万科，王老师在这方面很有原则和底线。我又有点自命清高，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与其琢磨怎么挣你的钱，不如想想怎么去挣其他的钱。我没有做过，我有底气，但现实是，我必须要找律师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有新闻说我负债500多亿元，还得去找律师。 我有重要工作要处理，又有棘手问题要解决，因为是录制视频，在现场要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事实是我只想一个人找一个地方给国内打电话，那时候国内已经是半夜了。当时我又扭伤了脚，非常严重，肿得像猪蹄一样，拄着拐杖走路。可能是情绪的原因，整张脸重度过敏，不能化妆。拍视频节目，但是不能化妆，得有多尴尬？我说尽量拍侧面。
那时我就想，所有黑暗的时刻都会过去。就这样过来了。
但是我一直也没有后悔过。
“红烧肉事件”是我被大众知道的开始，就是各种莫名其妙地骂。因为我遇见这个人，就被骂，跟这个人交往，就被骂。如果他不是王石，而是李石、张石，那大家送来的都是祝福，因为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人有时候很有意思，你希望得到的是真诚回馈，但是大部分人不一定真诚。你希望真心善待每一个朋友，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真诚对待你。
通过这些好和坏的经历，我懂得了一件事情：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做好自己就够了，不在于你怎么去讨好他人，而在于你把自己做得有多好。
大家忽然知道我是谁，一夜之间我多了很多“慕名而來”的朋友。虽然你被大众媒体骂，或者一些网友也在骂，但是但凡能知道你的人，或者能跟你做朋友的人，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你认识，愿意跟你结交。
但是因为“宝万之争”，一夜之间找我的人少了很多。
以前，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依仗过老王什么，因为我遇见他以前我混得也不错了。但是那一刻我忽然知道，原来有一些人对我好，真的是因为他（王石）对我好，在那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觉得挺好的，起码我知道，我不用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浪费在无效的朋友身上。
时间是试金石，我知道了在我最难的时候，谁在我身边。所以现在只要这个伙伴给我打一个电话，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全力以赴。
当时我们要做第一个夏令营项目，之前很多人说要跟我们合作。但是“宝万之争”的新闻出来后，所有人都消失了，我挨个找都约不到。
同事们都很惆怅，觉得项目可能要黄了。我咬牙说，一定要把它给做起来，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伙伴，现在我们在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当时，这个伙伴可能也觉得就是一锤子买卖，纯粹是想帮我。我从北京飞深圳去见他。他说你脸怎么这么红？我当时在发烧，快烧到39度了。见完他之后，我直接找一个地方去刮痧，很难受，骨头缝都疼。
我继续往前走，朝着所有人都认为是不好的方向。我没有跟王老师问过他要怎么样，我只是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告诉他我把这个项目做起来了，而且我们做得非常好，还有家长给我们写感谢信。
小时候，姥姥跟我讲，人生好的时候你也别想太好，差的时候你也别想太差，你笑太大声会把邻居吵到，悲伤就会来了，悲伤久了，快乐也会来。谁能熬过谁，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写《那些钱解决不了的事》的这三年，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锻炼。我经历了夏令营，经历了拍《谢谢你》的两三个国际城市，经历了“宝万之争”，经历了身边你以为是朋友实际又不是朋友的人。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公开跟我说喜欢我的女生，往往都长得挺漂亮的，可能这叫物以类聚。有人会跟我的朋友说，你现在还敢招她？她都人生低谷了。我说我是在人生谷底，其实谷底也没有太差。现在是走过来了，或者是还在其中，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生活给我的就是，顺其自然往前走就好了。
她是田朴珺现在团队中被称为“小朋友”的人之一。她指着办公室的布局，以及那些桌椅和装饰说：“这些都是me总设计、装修的，线路也是她自己铺的。” 整体风格淡雅。窗边有个画架，上面是田朴珺未画完的画作。
她称田朴珺为“me总”，“me”音来自田朴珺的小名。她随“me总”工作了两年多。
团队里如她一样工作内容与所学专业跨界的有好几个。有一次团队去巴黎拍摄，遇到语言问题，一个同事过来熟练地讲起了法语，大家才知道她的专业是法语。
这样的跨界，田朴珺是喜欢的。她认为，自己过往的人生路也是跨着领域走过来的。
17岁从上海到北京读书，20岁左右从香港出道进入演藝圈，回到大陆拍摄电视剧，23岁进入地产商业领域，28岁左右去海外读书。如果没有2012年年底“笨笨的红烧肉”事件，以上的经历不会被翻出，后来的故事不会那么跌宕起伏。
谁也不知道，人生的伏线埋在哪里。
她现在进入文化领域创业、写书、拍纪录片，有着强烈的表达愿望，愿把她认为的世界上的美好城市以及文化，介绍给中国年轻人。
一袭白衣，披肩发，进了公司，她先环看了一圈，问地上怎么有点不干净？安琪说me总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她经常在大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她坐在镜头里，迎向拍摄者，问：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更好一点？同时，她也试着调整了自己的坐姿，将头抬了抬。
这样的场景，对她来说，太熟悉了。
这些年来，无论是“王的女人”还是“带着城堡的公主”，无论是她当了制片人，写了书，抑或是创业，公众视线里的“田朴珺”三个字前面有诸多形容词，多数并不美好。她有一段时间并不是很理解。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工作方面一直也很努力。要是认识的人叫李石、张石，是否还会有那么多的解读？甚至是恶意以及官司？现在倒也觉得，恰是因为有了这些，属于她的人生才更开阔了些。
汹涌舆论中的主人公，往往没有多少辩驳的机会，现在还是让田朴珺自己来说说田朴珺是个什么样的人吧。给她一个第一人称，也许会更显得真实。
有老王我才更适合谈“独立女性”
我曾经的梦想是长大以后能够当语文老师，再后来，我希望我未来的工作能够跟文字相关，比如说律师或者战地记者什么的。
因为我有老王，我再说独立就更说明问题。有人说在中国不能说女权，因为都是长得丑的没有人要的女人才说女权。
我不是女强人，我也不能够很威严地去做事情。但是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职业女性。私下里，我还是一个内心某一处没长大，希望有人来呵护的人。我经常会哭，哭完以后就没事了。
我在香港拍了3年的戏，那时候，内地在香港拍戏的艺人并不多。我认识的一个香港朋友想来大陆做生意，我会讲广东话又是大陆人，就给他提供帮助。我给他介绍了一个人，后来才发现那是一个坏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帮他处理好那段关系的麻烦。没想到就成了那个香港朋友公司的顾问，一做就做了5年。
这5年说什么的都有。很多人会说田朴珺你以前演戏没演出来，也就是类似18线女演员，所以你才转身去做商业。但是其实我知道，如果我一直做演员，我未来的轨迹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2008年，电视剧《相思树》在央视一套播出。我是三个女主角中的一个，有比较重的戏份，我总是会接到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试新戏。当时我已经在做地产项目了。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虽然不是所谓大明星，但是演员还是比较被照顾的。而我做地产，当时公司没有什么人，我要去建委窗口排队，要站门口等人，都是具体琐碎的工作。
接的电话多了，我就把手机号给换了，因为如果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不知道到最后能不能坚持得住。
如果演职场戏，没有谁演得过我，我有职场的切身经历。现在很多人说到演女总裁就认为要端着，那是很表面的，最好的表演来自生活。
我还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基本上是自己决定到底想要做什么。很多时候，妈妈悄悄支持我，爸爸则极力反对。所以成长路上，没有什么人可以商量。
我的针线活做得好，高出平均水平，我会缝衣服，会绣花。
因为妈妈什么都不会，小时候裤子破了，她就拿一个膏药给贴上。我觉得难看，不想穿，就哭。姥姥就会拿出针线说，你要学会自己做这些事情。姥姥告诉我很多人生道理，比如很多事情要自己去做，不要依靠别人，谁会都不如自己会，爹妈给你还是爹妈的。姥姥是我心目中独立女性的代表和典范。
现在提到独立女性，我就会被骂。但是我一直说“独立女性”这个词，并不是强调田朴珺有多独立。我说的独立其实是两方面，一个是自己经济上的独立，另一个是精神上的独立，如果一个女性仅仅是丈夫、男朋友、父母的附属，那么你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本质，当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你自己。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是只针对女人，男人也一样。所以我说的独立是希望全社会的人，都能够有一个独立的人格，不能成为一个人云亦云的人。
很多朋友对我说，你不要再出去乱说，一说就被骂，你有什么资格聊独立？你有老王你独立什么？我说因为我有老王，我再说独立就更说明问题。有人说在中国不能说女权，因为都是长得丑的没有人要的女人才说女权。
独立，并不是没有人要我，我才需要独立。有人要我，我也仍然需要独立。即便我身边有一个很强的伴侣，但是我仍然需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去长江商学院学习，纯属巧合。我平时也是一个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人。我路过一个蛋糕店，觉得做蛋糕好玩，可能周末就去报个班学做蛋糕。前天还去听了物理学的课，跟我现在做的事情看起来也不搭，我常常因此觉得人生的维度其实很大。 我在长江商学院学的是传媒管理，传媒管理跟我的专业还是有一些沾边的。有些课程对我还是挺有帮助的，比如说同理心、领导力的训练课程。
很多人把上商学院说成认识某人的圈子，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绝对不是在长江商学院认识的王老师，我见都没有见过他，他也没有给长江上过课，更不可能是我的同学。我在那里没有结交到所谓的朋友，我们都毕业十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同学聚会。
“他说我很像年轻时的他”
曾有一个采访，要我录两段网友对我的黑评，他们可能太客气，选的评论都不够黑。我看到的骂我的话，太多了。如果骂我能让你开心，你就骂好了，没有关系，不影响到我什么。但是曾经有一个坎过不去：你骂我什么都行，但是请你不要攻击我的家人。
这些年我们相处得还不错，不是因为我有多温柔，而是因为他有多包容。我们开始像家人一样相处，这种温暖感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红烧肉”事件前，我完全是一个消失的状态，那么多年我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我在干嘛。但是忽然就被所有人知道了，还有各种声音。
不过，我还是按计划去了印度，我每天在网上看人们编写的与我有关的故事。今天说我生了三个孩子，明天说我如何与王老师认识。
这都没关系。直到我看到他们编我父母的故事，我才想，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好像得到了一种开示：一切皆幻象，我们这一世的父母也是幻象。那么，你有什么可在意的？想通了之后，我觉得你说我什么，我都不在意了。
另一方面，我还是蛮自信的。他们攻击我，无非是说我找了一个很成功的伴侣，而我什么都不是，我靠着某个人混到了今天。但是我知道我是怎么辛苦过来的，我记得我怎么坐在人家门口，希望等工作上的回复，也记得一单一单的生意，我是怎么追下来的。我不是平地冒出来的，我也是泥坑里一点一点爬出来的，所以你不了解我，你怎么评价我，有那么重要么？没有。
这些年我们相处得还不错，不是因为我有多温柔，而是因为他有多包容。我在恋爱方面有点任性，我的脾气也不是特别温和，他很包容我，这一点非常难得。我们开始像家人一样相处，这种温暖感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很多人都问我们俩的相处模式。有时候我觉得他是我的导师，他给我的建议具有长远的价值观，有些事情我可能考虑我的个人利益，但是他认为应是更长久的合作方式。他身上确实有很多优秀的品质。
他是我这十年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他，我不会像今天一样站在台前。没有他，我做事情不可能心中那么笃定。他经常说，他们当年的创业条件比我们差多了，怎么摸爬滚打做到世界五百强。别人要专门去上EMBA，我天天都在家里上EMBA。
当然，我对他也有影响。起码他认识我之后，穿得比以前好看了，长得也比以前好看了，体型各方面，他保持得很好。
有一次我们聊天，说到我对他的吸引，他说我很像年轻时候的他。做事的风格，发急脾气的样子，有很蓬勃的生长力和欲望。
我从来都不觉得“欲望”是一个不好的词，比如求知欲也是欲望，让你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比如你希望能做更好的自己，只是需要同时学会掌握分寸。
欲望，谁都有，尤其是年轻人渴望成功，渴望赚更多的钱，这不是可耻的事。但前提是，你是不是在懂得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达到你的目标，如果你只是为了私欲而不管他人，这样的欲望是要另眼看待的。
喜欢我的女生往往都长得挺漂亮
2000年来北京，对于我来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之后在大学被退学，那是我人生的当头一棒，我开始明白我不是世界的中心。那时自卑到了极点，但自卑也催生了向上的动力。接着我去香港拍戏，从那里出道。他们觉得田朴珺这个名字很怪，像韩国人又像日本人。用粤语说“焯匀、朴珺”，都是上扬音，听起来有点像，有两部戏用了这个名字。
这两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快节奏的所谓大都市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开了眼界。后来回到大陆，拍戏，我觉得我还是叫回本名比较好：田朴珺。朴素的朴，珺就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做地产这五年，我脚踏实地做了很多事情。现在给我一份合同，我不会拿笔就签字，我知道要找律师，我知道商业谈判。
以前，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依仗过老王什么，因为我遇见他以前我混得也不错了。但是那一刻我忽然知道，原来有一些人对我好，真的是因为他（王石）对我好。
后来我去了纽约。去纽约，对我来说是放下，以前一直都是在得到，不管是经历上的得到还是财富上的得到，一直都是在抓取的状态。那段时间，我是真的不打算挣钱了，我要去学习。一方面是渴望对抗自卑，大学没念完，我希望有机会去国外念书补上来。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不去，等将来比如说有了家有了孩子，更不可能去了。朋友们都骂我脑子坏掉了，放弃那么好的挣钱机会。
去了纽约以后，有很多不适应，原来在国内过的算是高阶层的生活，到了美国就是一个穷留学生，什么都没有，天天坐地铁。在那里有一种感觉，以前中国人出去，因为穷被人瞧不起，现在有钱了还被人瞧不起。
这个瞧不起来自几方面。一是我们对他人文化的不尊重，二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不尊重。因为我们没有传承，没有传承就失去了很多本质的美德。
如果不是因为要做《中国合伙人》的制片人，我可能不一定会回来。当时我在纽约已经非常好了，我有一种到一个地方立刻建立起属于自己圈子的能力。
我拍《谢谢你巴黎》的时候，国内有新闻说我卖地给万科赚了很多钱。我只能说，我没有卖过一个石子给万科，王老师在这方面很有原则和底线。我又有点自命清高，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与其琢磨怎么挣你的钱，不如想想怎么去挣其他的钱。我没有做过，我有底气，但现实是，我必须要找律师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有新闻说我负债500多亿元，还得去找律师。 我有重要工作要处理，又有棘手问题要解决，因为是录制视频，在现场要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事实是我只想一个人找一个地方给国内打电话，那时候国内已经是半夜了。当时我又扭伤了脚，非常严重，肿得像猪蹄一样，拄着拐杖走路。可能是情绪的原因，整张脸重度过敏，不能化妆。拍视频节目，但是不能化妆，得有多尴尬？我说尽量拍侧面。
那时我就想，所有黑暗的时刻都会过去。就这样过来了。
但是我一直也没有后悔过。
“红烧肉事件”是我被大众知道的开始，就是各种莫名其妙地骂。因为我遇见这个人，就被骂，跟这个人交往，就被骂。如果他不是王石，而是李石、张石，那大家送来的都是祝福，因为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人有时候很有意思，你希望得到的是真诚回馈，但是大部分人不一定真诚。你希望真心善待每一个朋友，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真诚对待你。
通过这些好和坏的经历，我懂得了一件事情：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做好自己就够了，不在于你怎么去讨好他人，而在于你把自己做得有多好。
大家忽然知道我是谁，一夜之间我多了很多“慕名而來”的朋友。虽然你被大众媒体骂，或者一些网友也在骂，但是但凡能知道你的人，或者能跟你做朋友的人，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你认识，愿意跟你结交。
但是因为“宝万之争”，一夜之间找我的人少了很多。
以前，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依仗过老王什么，因为我遇见他以前我混得也不错了。但是那一刻我忽然知道，原来有一些人对我好，真的是因为他（王石）对我好，在那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觉得挺好的，起码我知道，我不用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浪费在无效的朋友身上。
时间是试金石，我知道了在我最难的时候，谁在我身边。所以现在只要这个伙伴给我打一个电话，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全力以赴。
当时我们要做第一个夏令营项目，之前很多人说要跟我们合作。但是“宝万之争”的新闻出来后，所有人都消失了，我挨个找都约不到。
同事们都很惆怅，觉得项目可能要黄了。我咬牙说，一定要把它给做起来，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伙伴，现在我们在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当时，这个伙伴可能也觉得就是一锤子买卖，纯粹是想帮我。我从北京飞深圳去见他。他说你脸怎么这么红？我当时在发烧，快烧到39度了。见完他之后，我直接找一个地方去刮痧，很难受，骨头缝都疼。
我继续往前走，朝着所有人都认为是不好的方向。我没有跟王老师问过他要怎么样，我只是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告诉他我把这个项目做起来了，而且我们做得非常好，还有家长给我们写感谢信。
小时候，姥姥跟我讲，人生好的时候你也别想太好，差的时候你也别想太差，你笑太大声会把邻居吵到，悲伤就会来了，悲伤久了，快乐也会来。谁能熬过谁，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有人会跟我的朋友说，你现在还敢招她？她都人生低谷了。我说我是在人生谷底，其实谷底也没有太差。
写《那些钱解决不了的事》的这三年，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锻炼。我经历了夏令营，经历了拍《谢谢你》的两三个国际城市，经历了“宝万之争”，经历了身边你以为是朋友实际又不是朋友的人。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公开跟我说喜欢我的女生，往往都长得挺漂亮的，可能这叫物以类聚。有人会跟我的朋友说，你现在还敢招她？她都人生低谷了。我说我是在人生谷底，其实谷底也没有太差。现在是走过来了，或者是还在其中，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生活给我的就是，顺其自然往前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