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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史教授方德万通过梳理近代中国海关历史发现，从1854年到1949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海关就像是一个“边界政权”，其对于中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同时也是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同时还是一个与欧美保持密切沟通的重要渠道。
提起中国近代海关，一些媒体言必谈海关的廉洁与高效，认为这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这是事实，但也极易导致错觉，即把近代海关创设初衷想象成全心全意为中国服务的机构。
江海关（上海海关的原名）得以诞生，只是因为小刀会占领上海，阿礼国等代表外国利益的欧美领事们担心失去必要管理后边境贸易一团糟，各国商船间可能因此产生无序乃至恶性竞争。 如果说成立新的江海关只是英美法的权宜之计，那么，当清朝有能力恢复海关职能时理当奉还。然而，当清廷试图收回上海海关职权时，却遭到英美等国的百般阻挠，最终流产。
由“洋人”牢牢把持的新江海关诞生后，对权力的垂涎本色便不再遮掩。总税务司李泰国更是希望建设一支所谓的“英中联合舰队”，但中国出钱，英国出人，舰队还得由他本人指挥。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舰队对饱受列强军事欺凌的清朝而言，无异于又多了一重随时可以兴师问罪的风险。
自1854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海关先后经历了李泰国、赫德、裴式楷、安格联、梅乐和、李度六任总税务司，其中对中国近代海关影响最大的当数任职长达48年的赫德。海关在赫德的带领下与国际快速接轨的同时，也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努力推动闭关自守的清朝打开视野，走出国门。海关除了在义和团期间促成清朝与八国联军谈判，避免中国被瓜分，还资助使臣出访，比如1896年李鸿章历时190天，对欧美8个国家的浩荡出访。方德万据此认为，海关“把中国带入一个由主权民族国家和跨国系组织所建构的新世界外交秩序”。
不过，对欧美等国而言，除了确保自身的商贸利益外，海关存在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可以确保清朝各类赔款落到实处。或者说，相较于千疮百孔效率低下的清朝，海关的偿债能力显然更有保障。
虽然海关表现了廉洁高效的一面，但在历史关键时刻，始终代表外国资本家根本利益的海关便会露出尾巴。于是，“辛亥革命第三天，安格联就命令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想办法将海关税款转入汇丰银行”。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海关之所以能够因为廉洁而被誉为“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很重要的一條便是高薪养廉。但这种养廉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于上层结构即外国人把持的那些重要岗位。相较而言，中下层岗位薪水低得多，管理也是漏洞百出。英国人莫理循在1894年横穿中国腹地时发现，长江沿线的底层海关人员吃拿卡要现象泛滥成灾，莫理循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1894，中国纪行》，中华书局2017年6月版） 虽然不应否认近代海关点燃了“中国现代性”的火种，但无论从海关创立的初衷，还是其近一个世纪里的作为，这种“现代性”更像是列强图谋利益的副产品。
提起中国近代海关，一些媒体言必谈海关的廉洁与高效，认为这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这是事实，但也极易导致错觉，即把近代海关创设初衷想象成全心全意为中国服务的机构。
江海关（上海海关的原名）得以诞生，只是因为小刀会占领上海，阿礼国等代表外国利益的欧美领事们担心失去必要管理后边境贸易一团糟，各国商船间可能因此产生无序乃至恶性竞争。 如果说成立新的江海关只是英美法的权宜之计，那么，当清朝有能力恢复海关职能时理当奉还。然而，当清廷试图收回上海海关职权时，却遭到英美等国的百般阻挠，最终流产。
由“洋人”牢牢把持的新江海关诞生后，对权力的垂涎本色便不再遮掩。总税务司李泰国更是希望建设一支所谓的“英中联合舰队”，但中国出钱，英国出人，舰队还得由他本人指挥。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舰队对饱受列强军事欺凌的清朝而言，无异于又多了一重随时可以兴师问罪的风险。
自1854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海关先后经历了李泰国、赫德、裴式楷、安格联、梅乐和、李度六任总税务司，其中对中国近代海关影响最大的当数任职长达48年的赫德。海关在赫德的带领下与国际快速接轨的同时，也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努力推动闭关自守的清朝打开视野，走出国门。海关除了在义和团期间促成清朝与八国联军谈判，避免中国被瓜分，还资助使臣出访，比如1896年李鸿章历时190天，对欧美8个国家的浩荡出访。方德万据此认为，海关“把中国带入一个由主权民族国家和跨国系组织所建构的新世界外交秩序”。
不过，对欧美等国而言，除了确保自身的商贸利益外，海关存在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可以确保清朝各类赔款落到实处。或者说，相较于千疮百孔效率低下的清朝，海关的偿债能力显然更有保障。
虽然海关表现了廉洁高效的一面，但在历史关键时刻，始终代表外国资本家根本利益的海关便会露出尾巴。于是，“辛亥革命第三天，安格联就命令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想办法将海关税款转入汇丰银行”。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海关之所以能够因为廉洁而被誉为“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很重要的一條便是高薪养廉。但这种养廉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于上层结构即外国人把持的那些重要岗位。相较而言，中下层岗位薪水低得多，管理也是漏洞百出。英国人莫理循在1894年横穿中国腹地时发现，长江沿线的底层海关人员吃拿卡要现象泛滥成灾，莫理循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1894，中国纪行》，中华书局2017年6月版） 虽然不应否认近代海关点燃了“中国现代性”的火种，但无论从海关创立的初衷，还是其近一个世纪里的作为，这种“现代性”更像是列强图谋利益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