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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去上海参加“新四军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借此机会，在会上采访了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童志强。童志强从1980年起研究新四军和皖南事变，30多年来著述颇丰。现将采访稿整理发表，从中可见他曲折的治学之路和执着的学术追求。
问：据说你是学中文专业的，是怎么打下党史知识基础的？
答：1964年我高中毕业，怀着当作家的懵懂理想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进校一年多就遇文革动乱。
1967年7月我与复旦十几位师生，到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帮助复馆工作。我被分到资料组，研读了馆藏全部资料，参与起草展馆有关文字，一直干到大雪封山前才返沪。井冈山之行使我将兴趣和目标转向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党史。为此，我和另外三位同学于1968年夏天，从韶山开始沿毛泽东的足迹走过湘乡、长沙、安源、萍乡、醴陵等地，沿途搜集到毛泽东早期通信、著作以及建党、农民运动、秋收起义等大量史料。
回校后，我从一起上井冈山的青年教师陈四益处借得中宣部编的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文件活页汇编“三口袋”，光看目录就令我兴奋异常，从建党第一个决议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有开除陈独秀、张国焘出党的决定，还有王明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小册子等等。不知当时他是怎么弄到“文革”前高级干部才有资格看的这些资料。我先是如饥似渴地看，后是如痴如醉地抄，足足抄完八个笔记本，近视眼增加300度。
我曾到老校长陈望道府上采访，望老知道我在搜集中共党史资料，很是支持，除了向我介绍他入党、退党、翻译《共产党宣言》等有关情况，还特地借给我一本《西行漫记》，这在当时简直就是我辈学生眼中的秘籍。我还无数次地淘旧书店和废品收购站，终于凑齐全套《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编出一份从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沿革以及首长名录；编写出中共一大代表13人小传；还自编了一本“毛选”中没有收录的毛泽东早期著作选集。到1970年离校时，我自信对中共党史的熟悉程度和掌握的党史资料远远超过党史专业的毕业生。
问：后来你怎么会从事党史工作的？
答：这要得益于一位贵人相助。我大学毕业后，先是到安徽省军区农场锻炼，1971年底从农场分配至巢湖地区含山县革委会，从事了八年文秘工作，期间翻出保存多年的史料，雄心勃勃地想写一本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专著。1979年春，我练笔写了一篇中共一大代表是13人的考证文章，竟不知往何处投稿，恰好看到《安徽日报》刊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的报道。我也不清楚该学会具体设在什么地方，就在信封上含糊地写合肥市转省党史学会收。隔了几个月收到本省一位高校教师来信，说他是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经研究决定破例吸收我为会员。当时我真是受宠若惊。
1979年秋，我被指名借调至县人武部编写民兵斗争史，这是一桩很对我胃口的差事。我在县档案馆查到一篇1960年安徽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卫道行撰写的回忆录，记录了他当年在本县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的一些史料，对我的编写帮助不小。初稿写成后，需要去省城找他核对一些史实，见面时方知他已升任省委党校副校长兼省党史学会会长。他对我那篇一大代表考证的文稿印象颇深，赞赏有加。这次见面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经卫校长力助，我于1980年4月调到省委党校从事地方党史编研工作。
在省委党校，我白天孜孜不倦地埋首本职工作，晚上废寝忘食挑灯夜读、整理资料卡片，很快就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馆刊《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向华东师大历史系陈旭麓教授质疑1922年8月孙文、越飞在上海会谈的考证文章。处女作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我的自信心，过去搜集党史资料的心血没有白费，它们为我的写作派上了大用场。不久又与随后也调到党校的妻子合作，写出一篇与荷兰中国问题专家道夫·宾教授商榷1922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的长篇驳论，该文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后，被安徽省社科联评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981年为纪念皖南事变40周年，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在安徽芜湖召开首届年会，全国共有9省2市280多名史学工作者和92名新四军老同志莅会。我参加会务工作，并在会上宣读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高规格的大型学术研讨，有幸结识了许多新四军老同志和国内第一流的学者，为我尔后进行新四军历史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问：请你介绍一下在新四军研究方面的成果。
答：1982年春，安徽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成立（后改为党史研究室），我在第一处分工民主革命时期安徽党史资料编研。我重新为自己设计了以新四军为圆心，以抗日战争时期为半径的研究范围，以掌握地方党史资料的优势来参与全国党史热点的探讨。
1984年到1993年这10年，是我研究精力最旺盛、写作冲动最强烈的10年。我主编的《中共安徽党史纲要（1919—1949）》《中共安徽党史大事记（1919—1949）》《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以及探讨国共摩擦的《外战中的内战》（两人合著）正式出版，不少文章在国内高规格的刊物上发表，并被中国人大报刊资料中心复印。论文《新四军成立经过新探》在中央《党史通讯》发表后，先后获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与河南同志合作的《高敬亭传》被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并获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优秀成果奖和河南省社科联优秀论著三等奖……
在此期间，我先后担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被聘为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南京大学革命根据地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还被评为安徽省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
皖南事变一直是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我花了很多精力涉足其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1989年9月，中央档案馆建馆30周年学术讨论会特函邀请我与会，作关于皖南事变研究的学术报告。会后我将发言提纲整理成文，题为《皖南事变研究十年》，在《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介绍，获安徽省纪念建党70周年优秀论文一等奖。由于我的努力工作和业绩，1987年直接晋升副编审，1993年晋升编审，同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问：能否简单介绍你调上海后的情况？
答：1994年4月，我作为人才引进调回上海，在市委党史研究室担任编辑出版处处长兼《党史信息报》总编辑，1998年又调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先后任总编辑、社长。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载《党的文献》）、《赵希仲其人》（载《党史研究资料》）、《饶漱石与新四军》（载《抗日战争研究》），以上文章填补了新四军研究的空白。《毛泽东与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史研究》发表后，获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优秀成果奖。1997年《安徽现代史》出版，我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同年，我与南京大学马洪武教授等合著的《新四军发展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参与统稿，该书先后被评为北方15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8年年头年尾，适逢周恩来、刘少奇两位伟人百年诞辰。我写出《从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节看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统战实践》《论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两篇应征论文，最后入选赴京参加全国周恩来、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文章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入论文集公开发表。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于2005年出版了一本45万字、书名为《关于新四军》的个人论文集。
问：史学界对新四军和皖南事变研究一直存在分歧，对此你持何态度？
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项英在新四军期间功过评价产生了一些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项英不仅是新四军东进北上“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之一，也是具体实践者”，“忠实的拥护者和积极的实践者”， “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是主张针锋相对而不是一味迁就退让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述观点是“歪曲新四军前期历史”，“无论是贻误北移时机也好，还是新四军在皖南的失败也好，项英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支持后一种观点。我认为，参与学术争鸣，应该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进行人身攻击、不走学术以外的旁门左道，这是史学工作者起码的史德。对历史事件、人物功过有不同看法，产生争鸣，求同存异，原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围绕新四军研究出现的某些不和谐声音，却超出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
1987年秋，军旅作家黎汝清发表了长篇小说《皖南事变》，一时间赞誉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否定者有之。为此，我在安徽主持召开过两次学术座谈会，我认为：黎汝清在小说后记中提出不少大胆见解，为探讨皖南事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他混淆了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的界限。我把两次发言整理成文，分别在《安徽史学》和《大江南北》发表。据说黎汝清认为我的批评较中肯，他能够接受。
上海新四军研究会也先后召开三次研讨会，《大江南北》特地开辟专栏，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这些在健康的氛围中进行的交流探讨，于历史研究、于文艺创作都是有益的。
孰料几个月后，安徽省一位老领导突然将我喊去，说上海有人向中央领导递送了材料，揭露小说《皖南事变》是大毒草，命我以省新四军研究会名义从政治上组织批判。经过对“文革”的反思，我从内心深处对这种做法厌恶至极，当时就向其表示，安徽已组织过两次学术讨论，再开会还是这些内容。黎汝清是部队作家，写过《海岛女民兵》等优秀作品，我们要对人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负责任。谈话不欢而散。我就此得罪了那位老同志，承受了很大压力。这说明，虽经拨乱反正，但历史的惯性并非轻易就能煞住的，要营造一个和谐的学术氛围，确实任重而道远！
问：你退休后自费去台湾收集史料，有收获吗？
答：因条件限制，大陆学者在研究皖南事变时，对国民党当局和第三战区为什么在此时此地而不在彼时彼地发动事变的直接动因，以及决策经过内情，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此，我于2009年联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自费赴台作访问学者，查阅民国档案。台湾的历史档案虽说全面开放，但只能从电脑屏幕上抄录，真是苦了我那双患有眼底黄斑变性的眼睛。
从台湾回来后，我在《党史信息报》发表10篇查档札记，还在中国社科院《抗日战争研究》发表2.4万字的论文《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在《江淮文史》发表4.2万字的长篇论文《皖南事变发生原因透析》，试图从两岸档案史料稽考耙剔、梳理分析着手，本着存真求实的宗旨，对皖南事变作出一些新的探索。目前，我正在撰写一本力求站在全民族抗战的角度，完整、准确地鸟瞰皖南事变的专著，拟花两年时间完成，并希望能够顺利出版。
问：据说你是学中文专业的，是怎么打下党史知识基础的？
答：1964年我高中毕业，怀着当作家的懵懂理想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进校一年多就遇文革动乱。
1967年7月我与复旦十几位师生，到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帮助复馆工作。我被分到资料组，研读了馆藏全部资料，参与起草展馆有关文字，一直干到大雪封山前才返沪。井冈山之行使我将兴趣和目标转向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党史。为此，我和另外三位同学于1968年夏天，从韶山开始沿毛泽东的足迹走过湘乡、长沙、安源、萍乡、醴陵等地，沿途搜集到毛泽东早期通信、著作以及建党、农民运动、秋收起义等大量史料。
回校后，我从一起上井冈山的青年教师陈四益处借得中宣部编的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文件活页汇编“三口袋”，光看目录就令我兴奋异常，从建党第一个决议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有开除陈独秀、张国焘出党的决定，还有王明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小册子等等。不知当时他是怎么弄到“文革”前高级干部才有资格看的这些资料。我先是如饥似渴地看，后是如痴如醉地抄，足足抄完八个笔记本，近视眼增加300度。
我曾到老校长陈望道府上采访，望老知道我在搜集中共党史资料，很是支持，除了向我介绍他入党、退党、翻译《共产党宣言》等有关情况，还特地借给我一本《西行漫记》，这在当时简直就是我辈学生眼中的秘籍。我还无数次地淘旧书店和废品收购站，终于凑齐全套《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编出一份从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沿革以及首长名录；编写出中共一大代表13人小传；还自编了一本“毛选”中没有收录的毛泽东早期著作选集。到1970年离校时，我自信对中共党史的熟悉程度和掌握的党史资料远远超过党史专业的毕业生。
问：后来你怎么会从事党史工作的？
答：这要得益于一位贵人相助。我大学毕业后，先是到安徽省军区农场锻炼，1971年底从农场分配至巢湖地区含山县革委会，从事了八年文秘工作，期间翻出保存多年的史料，雄心勃勃地想写一本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专著。1979年春，我练笔写了一篇中共一大代表是13人的考证文章，竟不知往何处投稿，恰好看到《安徽日报》刊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的报道。我也不清楚该学会具体设在什么地方，就在信封上含糊地写合肥市转省党史学会收。隔了几个月收到本省一位高校教师来信，说他是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经研究决定破例吸收我为会员。当时我真是受宠若惊。
1979年秋，我被指名借调至县人武部编写民兵斗争史，这是一桩很对我胃口的差事。我在县档案馆查到一篇1960年安徽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卫道行撰写的回忆录，记录了他当年在本县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的一些史料，对我的编写帮助不小。初稿写成后，需要去省城找他核对一些史实，见面时方知他已升任省委党校副校长兼省党史学会会长。他对我那篇一大代表考证的文稿印象颇深，赞赏有加。这次见面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经卫校长力助，我于1980年4月调到省委党校从事地方党史编研工作。
在省委党校，我白天孜孜不倦地埋首本职工作，晚上废寝忘食挑灯夜读、整理资料卡片，很快就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馆刊《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向华东师大历史系陈旭麓教授质疑1922年8月孙文、越飞在上海会谈的考证文章。处女作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我的自信心，过去搜集党史资料的心血没有白费，它们为我的写作派上了大用场。不久又与随后也调到党校的妻子合作，写出一篇与荷兰中国问题专家道夫·宾教授商榷1922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的长篇驳论，该文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后，被安徽省社科联评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981年为纪念皖南事变40周年，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在安徽芜湖召开首届年会，全国共有9省2市280多名史学工作者和92名新四军老同志莅会。我参加会务工作，并在会上宣读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高规格的大型学术研讨，有幸结识了许多新四军老同志和国内第一流的学者，为我尔后进行新四军历史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问：请你介绍一下在新四军研究方面的成果。
答：1982年春，安徽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成立（后改为党史研究室），我在第一处分工民主革命时期安徽党史资料编研。我重新为自己设计了以新四军为圆心，以抗日战争时期为半径的研究范围，以掌握地方党史资料的优势来参与全国党史热点的探讨。
1984年到1993年这10年，是我研究精力最旺盛、写作冲动最强烈的10年。我主编的《中共安徽党史纲要（1919—1949）》《中共安徽党史大事记（1919—1949）》《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以及探讨国共摩擦的《外战中的内战》（两人合著）正式出版，不少文章在国内高规格的刊物上发表，并被中国人大报刊资料中心复印。论文《新四军成立经过新探》在中央《党史通讯》发表后，先后获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与河南同志合作的《高敬亭传》被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并获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优秀成果奖和河南省社科联优秀论著三等奖……
在此期间，我先后担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被聘为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南京大学革命根据地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还被评为安徽省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
皖南事变一直是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我花了很多精力涉足其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1989年9月，中央档案馆建馆30周年学术讨论会特函邀请我与会，作关于皖南事变研究的学术报告。会后我将发言提纲整理成文，题为《皖南事变研究十年》，在《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介绍，获安徽省纪念建党70周年优秀论文一等奖。由于我的努力工作和业绩，1987年直接晋升副编审，1993年晋升编审，同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问：能否简单介绍你调上海后的情况？
答：1994年4月，我作为人才引进调回上海，在市委党史研究室担任编辑出版处处长兼《党史信息报》总编辑，1998年又调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先后任总编辑、社长。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载《党的文献》）、《赵希仲其人》（载《党史研究资料》）、《饶漱石与新四军》（载《抗日战争研究》），以上文章填补了新四军研究的空白。《毛泽东与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史研究》发表后，获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优秀成果奖。1997年《安徽现代史》出版，我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同年，我与南京大学马洪武教授等合著的《新四军发展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参与统稿，该书先后被评为北方15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8年年头年尾，适逢周恩来、刘少奇两位伟人百年诞辰。我写出《从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节看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统战实践》《论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两篇应征论文，最后入选赴京参加全国周恩来、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文章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入论文集公开发表。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于2005年出版了一本45万字、书名为《关于新四军》的个人论文集。
问：史学界对新四军和皖南事变研究一直存在分歧，对此你持何态度？
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项英在新四军期间功过评价产生了一些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项英不仅是新四军东进北上“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之一，也是具体实践者”，“忠实的拥护者和积极的实践者”， “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是主张针锋相对而不是一味迁就退让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述观点是“歪曲新四军前期历史”，“无论是贻误北移时机也好，还是新四军在皖南的失败也好，项英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支持后一种观点。我认为，参与学术争鸣，应该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进行人身攻击、不走学术以外的旁门左道，这是史学工作者起码的史德。对历史事件、人物功过有不同看法，产生争鸣，求同存异，原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围绕新四军研究出现的某些不和谐声音，却超出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
1987年秋，军旅作家黎汝清发表了长篇小说《皖南事变》，一时间赞誉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否定者有之。为此，我在安徽主持召开过两次学术座谈会，我认为：黎汝清在小说后记中提出不少大胆见解，为探讨皖南事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他混淆了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的界限。我把两次发言整理成文，分别在《安徽史学》和《大江南北》发表。据说黎汝清认为我的批评较中肯，他能够接受。
上海新四军研究会也先后召开三次研讨会，《大江南北》特地开辟专栏，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这些在健康的氛围中进行的交流探讨，于历史研究、于文艺创作都是有益的。
孰料几个月后，安徽省一位老领导突然将我喊去，说上海有人向中央领导递送了材料，揭露小说《皖南事变》是大毒草，命我以省新四军研究会名义从政治上组织批判。经过对“文革”的反思，我从内心深处对这种做法厌恶至极，当时就向其表示，安徽已组织过两次学术讨论，再开会还是这些内容。黎汝清是部队作家，写过《海岛女民兵》等优秀作品，我们要对人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负责任。谈话不欢而散。我就此得罪了那位老同志，承受了很大压力。这说明，虽经拨乱反正，但历史的惯性并非轻易就能煞住的，要营造一个和谐的学术氛围，确实任重而道远！
问：你退休后自费去台湾收集史料，有收获吗？
答：因条件限制，大陆学者在研究皖南事变时，对国民党当局和第三战区为什么在此时此地而不在彼时彼地发动事变的直接动因，以及决策经过内情，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此，我于2009年联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自费赴台作访问学者，查阅民国档案。台湾的历史档案虽说全面开放，但只能从电脑屏幕上抄录，真是苦了我那双患有眼底黄斑变性的眼睛。
从台湾回来后，我在《党史信息报》发表10篇查档札记，还在中国社科院《抗日战争研究》发表2.4万字的论文《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在《江淮文史》发表4.2万字的长篇论文《皖南事变发生原因透析》，试图从两岸档案史料稽考耙剔、梳理分析着手，本着存真求实的宗旨，对皖南事变作出一些新的探索。目前，我正在撰写一本力求站在全民族抗战的角度，完整、准确地鸟瞰皖南事变的专著，拟花两年时间完成，并希望能够顺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