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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主是国际政坛经久不衰的话题。在参与研讨的众多经济状况、政治体制、历史因素等差异鲜明的国家中间，中国如何实现真正的民主并使其应用具有有效性和规范性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这一问题与国内主流价值文化建设工作也有莫大的干系。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将交往行为理论运用到法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并于1992年出版《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其中提出话语民主理论。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为中国主流价值文化建设提出理想的借鉴，在当今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占据重要地位。
关键词：哈贝马斯民主理论 主流价值文化 启发
一、引言
当今社会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国际政治局势复杂，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受到严峻挑战。我国要想使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牢牢占据主流地位，必须兼顾两方面的工作，这就意味着我国构建主流价值文化面临着两大任务：其一，从理论层面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价值文化，并在新的时代精神和实践需要基础上吸收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获得公众认同、能在工作中贯彻落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以此成为引领和指导国内其他价值文化的主流价值文化。其二，在实践的层面上要使具有广泛影響力和强劲竞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由理论观念转变为现实，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结合先进的理论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及价值文化建设，成为指导当前工作的科学的方法论。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国情贴合，因此值得纳入借鉴的考虑范围。
二、哈贝马斯两大重要民主理论
1.交往行为理论。民主和法治的关系是内在的，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相比于哈贝马斯对这种关系更清晰客观的认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倾向于自由方面，强调个人权利和法治原则；而卢梭式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倾向于民主方面，强调整体和人民主权。在后两个派别的理论中，自由和民主之间有一种不可共存的紧张关系，都只是强调了一个方面，存在很大的弊端。哈贝马斯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冲突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尤其是针对自由和民主的问题格外突出，因而其理论力图克服自由和民主的这种对立。依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交往行动即个人自由平等地参与讨论、商谈，没有个人的自由参与决定，就不能达成真正的共识，遑论民主意愿。除此之外，哈贝马斯还认为整个社会需要权力的制度性调整，制度作为被赋予合法性的行动规则，调节了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关系，比如我国民主制度中的选举制度，甚至行政管理的制度，都充分吸收了民众的声音，再上升到制度层面进行落实，保障了民众权利与制度协调的实现。
2.话语民主理论。当代社会结构愈发复杂，很多上层决策不能面面俱到地照顾民众的本意，实现民主参与显得日益艰难。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为缓解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个参考：民众依旧可以在公共领域参与重要问题的商谈，利用互联网等便利的现代科技进行政治参与。通过这样的新途径，话语民主可以成为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反映合理诉求与观点的重要方法，也是政府决策的思想来源；此外，将政治过程的一部分转移到公共领域，可以减轻政治系统所需承担的压力。话语民主理论完善了传统民主理论，使得政治从低级的利益之争，上升至需要尊重理性权威的更高层面。但从实际实践来讲，话语民主理论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主要还是起到规范作用，因而需要政治文化与它相适应，对公民的政治素养也提出更高要求，例如理性思考、服从理性权威而非权力或金钱等等。公民需要达到一些即使在当代西方国家也是难以达到的要求，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困难更大。例如，一些公民可能缺乏参与的兴趣，也难以改掉一切策略行为都根基于自身利益等习惯，在网络的庇护下倾向于做出不负责任的决定。
三、中国主流价值文化建设的弊端及重要性
新中国历史应当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为分界点，按照政治局势和文化特点、经济水平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前禁锢的解除带来了文化的突然繁荣，单一的文化格局被打破，更多文化元素几乎未经仔细辨别就涌入国门。同时，经济改革的不断向纵深推进和国门的打开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带动政治也在新起点上重新出发。然而，历史的发展向来都是在曲折中前行的。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一方面为普通公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化领域内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思想的解放朝着多样的结果和方向发展。曾经的主流价值文化受到空前的挑战，亟待做出积极的调整，否则，就有根本丧失影响力和主流地位的危险。而对于仍然需要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长期努力奋斗的中国人来说，通过公共权力引导并最终形成一种足以范导社会大多数人的行为，并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主流价值文化仍然是极为必要的。
四、如何利用民主理论完善主流价值文化构建工作
首先要严控价值文化思想入口，不排斥更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种类进入中国国门，但必须经过由公众民主选举产生的组织严加审查，以防个别极端危险、与主流价值文化相悖的思想观念鱼目混珠。这与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并不冲突，都给予民众选择和发表诉求的权利，但在原则性、方向性问题的抉择上，必须由民主选举的公共部门代为执行，以降低民众共同参与决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其次，网络为民众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提高了主流价值文化受冲击的风险。现阶段我国公民政治素养依旧处于上升期，与西方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是总体上来看也具备基本的政治意识。中国幅员辽阔，在如此广阔的疆土上实行完全一致的文化管理显然不可行，也远远跟不上网络传播的速度。这就需要政府对网络上的敏感问题加强监管，允许多样文化传播，但绝不可以多元。利用网络途径积极宣传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大其群众接受度，同时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政治熏陶，这才是稳定主流价值文化的可行之道。
五、结语
任何国家和政体都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观念指导，哈贝马斯的理念与现阶段中国国情相符，也与中国现行的一些政策制度不谋而合，中国借鉴这些理论，有助于主流价值文化的构建和强化，对于政治经济建设也将大有助益。
参考文献：
[1]陈炳辉.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2：103-110.
[2]王晓升. 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48-52+125-126.
[3]杨礼银.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06.
[4]王卓宇.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述评[D].兰州大学，2007.
作者简介：袁林（1986-），男，重庆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关键词：哈贝马斯民主理论 主流价值文化 启发
一、引言
当今社会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国际政治局势复杂，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受到严峻挑战。我国要想使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牢牢占据主流地位，必须兼顾两方面的工作，这就意味着我国构建主流价值文化面临着两大任务：其一，从理论层面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价值文化，并在新的时代精神和实践需要基础上吸收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获得公众认同、能在工作中贯彻落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以此成为引领和指导国内其他价值文化的主流价值文化。其二，在实践的层面上要使具有广泛影響力和强劲竞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由理论观念转变为现实，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结合先进的理论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及价值文化建设，成为指导当前工作的科学的方法论。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国情贴合，因此值得纳入借鉴的考虑范围。
二、哈贝马斯两大重要民主理论
1.交往行为理论。民主和法治的关系是内在的，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相比于哈贝马斯对这种关系更清晰客观的认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倾向于自由方面，强调个人权利和法治原则；而卢梭式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倾向于民主方面，强调整体和人民主权。在后两个派别的理论中，自由和民主之间有一种不可共存的紧张关系，都只是强调了一个方面，存在很大的弊端。哈贝马斯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冲突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尤其是针对自由和民主的问题格外突出，因而其理论力图克服自由和民主的这种对立。依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交往行动即个人自由平等地参与讨论、商谈，没有个人的自由参与决定，就不能达成真正的共识，遑论民主意愿。除此之外，哈贝马斯还认为整个社会需要权力的制度性调整，制度作为被赋予合法性的行动规则，调节了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关系，比如我国民主制度中的选举制度，甚至行政管理的制度，都充分吸收了民众的声音，再上升到制度层面进行落实，保障了民众权利与制度协调的实现。
2.话语民主理论。当代社会结构愈发复杂，很多上层决策不能面面俱到地照顾民众的本意，实现民主参与显得日益艰难。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为缓解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个参考：民众依旧可以在公共领域参与重要问题的商谈，利用互联网等便利的现代科技进行政治参与。通过这样的新途径，话语民主可以成为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反映合理诉求与观点的重要方法，也是政府决策的思想来源；此外，将政治过程的一部分转移到公共领域，可以减轻政治系统所需承担的压力。话语民主理论完善了传统民主理论，使得政治从低级的利益之争，上升至需要尊重理性权威的更高层面。但从实际实践来讲，话语民主理论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主要还是起到规范作用，因而需要政治文化与它相适应，对公民的政治素养也提出更高要求，例如理性思考、服从理性权威而非权力或金钱等等。公民需要达到一些即使在当代西方国家也是难以达到的要求，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困难更大。例如，一些公民可能缺乏参与的兴趣，也难以改掉一切策略行为都根基于自身利益等习惯，在网络的庇护下倾向于做出不负责任的决定。
三、中国主流价值文化建设的弊端及重要性
新中国历史应当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为分界点，按照政治局势和文化特点、经济水平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前禁锢的解除带来了文化的突然繁荣，单一的文化格局被打破，更多文化元素几乎未经仔细辨别就涌入国门。同时，经济改革的不断向纵深推进和国门的打开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带动政治也在新起点上重新出发。然而，历史的发展向来都是在曲折中前行的。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一方面为普通公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化领域内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思想的解放朝着多样的结果和方向发展。曾经的主流价值文化受到空前的挑战，亟待做出积极的调整，否则，就有根本丧失影响力和主流地位的危险。而对于仍然需要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长期努力奋斗的中国人来说，通过公共权力引导并最终形成一种足以范导社会大多数人的行为，并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主流价值文化仍然是极为必要的。
四、如何利用民主理论完善主流价值文化构建工作
首先要严控价值文化思想入口，不排斥更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种类进入中国国门，但必须经过由公众民主选举产生的组织严加审查，以防个别极端危险、与主流价值文化相悖的思想观念鱼目混珠。这与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并不冲突，都给予民众选择和发表诉求的权利，但在原则性、方向性问题的抉择上，必须由民主选举的公共部门代为执行，以降低民众共同参与决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其次，网络为民众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提高了主流价值文化受冲击的风险。现阶段我国公民政治素养依旧处于上升期，与西方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是总体上来看也具备基本的政治意识。中国幅员辽阔，在如此广阔的疆土上实行完全一致的文化管理显然不可行，也远远跟不上网络传播的速度。这就需要政府对网络上的敏感问题加强监管，允许多样文化传播，但绝不可以多元。利用网络途径积极宣传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大其群众接受度，同时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政治熏陶，这才是稳定主流价值文化的可行之道。
五、结语
任何国家和政体都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观念指导，哈贝马斯的理念与现阶段中国国情相符，也与中国现行的一些政策制度不谋而合，中国借鉴这些理论，有助于主流价值文化的构建和强化，对于政治经济建设也将大有助益。
参考文献：
[1]陈炳辉.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2：103-110.
[2]王晓升. 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48-52+125-126.
[3]杨礼银.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06.
[4]王卓宇.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述评[D].兰州大学，2007.
作者简介：袁林（1986-），男，重庆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