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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都称得上是现代主义小说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正如英国大诗人奥登所言：“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1]。作家在《在流放地中》通过不同的意象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本文将从作品里的部分细节中简要分析矛盾颠倒、非人性、狂热迷信以及对自我的不自知，以此映射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遇到困境。
关键词：矛盾颠倒;非人性与非正义;狂热迷信
正文：
这篇小说大概讲述了一位旅行家来到热带地区的一个流放地。流放地的司令官邀请旅行家列席一次处决，那是一位履行法官义务的军官对一个罪犯所做的处决。一架处决机器用于执行判决，它是流放地以前司令官发明为了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在十二小时处死犯人的机器。军官向旅行家解释机器的运转情况，还在最后请求旅行家在新司令官那里为这台机器说好话却遭拒绝，于是决定就让这架他过去热情拥护的机器来处死自己。但机器恰恰在他被处死的过程当中没有按规定运转。到了军官这里，这架机器失灵了。他被机器杀死。旅行家离开了流放地。
一、面对事物间矛盾冲突的无奈
作者卡夫卡在小说的开头刻画了一个矛盾。犯人被指控的罪名是：“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但这里说到：“顺便提一下，这个罪犯看起来简直就像一条听话的狗。”如此卑躬屈膝的人怎么会不服从上级呢？又由于预先刻画了犯人的这种状况，那作品中讲的给犯人戴上的系列镣铐就变成了一个矛盾且多余的程序了。其次作品中写道：军官检查机器和做些辅助工作而这些操作使军官感到“格外疲倦”，但前面写到过，军官爬上爬下，关于机器的每件事都亲力亲为，他对机器充满了热情。为人们节省劳动是任何机器的目的，在这里却反过来，机器使人筋疲力尽！这里机器的彻底意义颠倒。军官从犯人那里得到两条手绢来减轻自己浆硬的军服领子的压力，流放地处于热带地区，但军官穿着不合适的厚重的整套制服。当旅行家提出对制服建议时，军官回答：“当然是的……但它们（制服）对我来说就是家乡;我们不愿意失去家乡。”这里又生成了一个反面的矛盾对立，这种对一个表面的、在新的环境下对完全不适合的符号的坚持，显著地显示了无家可归的无依之感。
作品中的矛盾颠倒指导着这篇作品的思路线索，这些矛盾冲突的双方即本雅明所说的“从卡夫卡夫人形象世界的中心”能发现其作品的预言性，而支撑这座预言大厦的“构件”就是表现人类基本生存的“姿态”[2]。作品中的矛盾双方所遇到的冲突可能就是人类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系列困境。人类把生活规定为矛盾，生活才是矛盾。正是这种把生活看作矛盾的概念摧垮了人的精神，使人的生活处处为困境。
二、人性和正义的丢失
当我们到作品中寻找人的形象时，却只发现了一些物件。我们想在其中寻找一种预设的人性观，却发现在这篇“独特”的作品中，人是无关紧要，人无非可以为那台处决机器效力，或被当作那台机器的食物。人的本质这般颠倒，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谈论一种极端的非人性化时，对正义的反常才是有可能的[3]。犯人所受的十二小时的撕裂折磨没有被视作某种非人道的东西，而这架处决极其容易被弄脏反到成了“它的唯一缺点”。犯人被描写成一种几乎动物的状态，而看守的士兵几乎比这个犯人更无人性。士兵突然在铁链上一拖，使犯人倒下来，这时候，士兵表现出极大的快乐，及犯人和士兵对军官的自取灭亡表现出来的粗鄙的快乐……都表现出一种非人性。
“旅行家一看到犯人，他只是问道：‘他知道自己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说，急于继续做他的解释，但旅行家打断了他：‘他不知道对他所做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继续重复道，他停住了片刻，仿佛是要旅行家进一步说明一下自己的问题，接着又说：‘根本没必要告诉他，他会从自己身上得知的’。旅行家不想再问什么了，可是他发觉犯人的目光转向了他，似乎是问他是否赞同这样荒唐的做法。本来他已经靠在椅背上了，这样一来，他又把身子往前探了探。进进一步问道：‘但他一定知道自己被判决了吧？’‘也不知道’，军官答道，朝旅行者笑了笑，似乎在等他说一些不可思议的话。‘不知道’，旅行家说，一面揩揩前额，‘那么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辩护是否有用了？’‘他根本就没有辩护的机会’，军官说道，同时把目光转到一边，免得旅行家听到对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解释觉得不好意思。‘可是，他总得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吧’，旅行家说到，而且从椅子上站起身来”[4]。
这段是小说描写中的渐强符。不论在何人看来，卡夫卡这段的描写都实在荒谬。军官的法律观很明显属于非法的。正义的判决是对触犯法规行为惩罚，法官有权对犯人实行控告，但犯人也有权为自己辩护。双方都具有发言权，判决才有根据，量刑尺度也才有合法性。假设旅行家被震惊的是：人的存在可能遭受何等的反常化军官的态度乃是一种颠三倒四的唯心主义。一种如此毫无抵抗力的人的存在，最终只能成为另一个狂热迷信者的牺牲品[4]。且在作品结尾，旅行家不让犯人和士兵随他离开小岛时，他也已传染上了非人的野蛮特性。作品中，流放地中的所有刑罚都是死刑，这更投射出一种非人性的、非正义的存在。作品中的种种生存“姿态”正是生活中现实生存状况的映射，而身处于其中的人也可能常在种种经历中丢失了人性和正义。
三、理性思考的缺失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处决的前一天，这儿就满坑满谷都挤满了人，都是来看热闹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多么醉心神迷的观察受刑者脸上的表情呀，我们的脸庞又是怎样的沐浴在那种终于出现又旋即消失的正义的光辉中啊！”这种盛大的观刑具有的全民性、仪式性。“刑罚”作为暴力合法化的形式，使围观的人们从中得到了释放和发泄阴暗人生的快感。这样的公开处决重振了统治者的权威，制造了一个将权力“下放”的假象：仿佛人人都可以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对犯人进行宣判，正所谓“公开的酷刑和死刑应该是引人注目的，应该人所有人把它看成几乎是一場凯旋仪式”[5]。但其实就围观者而言，他们在非狂欢式的生活中所经历等级分层正好在狂欢中能够得到了变更与调整。民众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是因为那虚假的权力下放。行刑结束时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那短暂的“权力持有”的消失，他们要重新跌回没有权利的普通人。
狂热迷信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将现实生活中的荒谬掩盖、把不可能的事情装扮成有可能。但其一旦消退，带给人可能是无尽的落寞之感。
总结：
“流放地”是一个人类丢失了自己诗意栖居的家园的荒凉之地。军官被机器而奴役，犯人像狗一样没有尊严，士兵则就是被军官操控的另一架机器。各种颠倒的意义扰乱了人的思维，不断发生冲突的矛盾摧垮了人的精神，迷信狂热掩盖了事物的本真面貌。这样的社会被海德格尔称之为“贫瘠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人人都变成军官那样的人，身处荒诞时代而不知，在无意识中一步步走向荒谬的消亡。面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困境，最重要的是要认清事物的本真面目，只有寻找到其本质才有可能走出其困境。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2] 【德】.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 陈永国，马海良，编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卡夫卡文集》第一卷，叶廷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4] 【德】瓦尔特.比尔梅《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孙周兴、李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
[5] 转引自【德】扎东斯基：《卡夫卡与现代主义》，洪天富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关键词：矛盾颠倒;非人性与非正义;狂热迷信
正文：
这篇小说大概讲述了一位旅行家来到热带地区的一个流放地。流放地的司令官邀请旅行家列席一次处决，那是一位履行法官义务的军官对一个罪犯所做的处决。一架处决机器用于执行判决，它是流放地以前司令官发明为了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在十二小时处死犯人的机器。军官向旅行家解释机器的运转情况，还在最后请求旅行家在新司令官那里为这台机器说好话却遭拒绝，于是决定就让这架他过去热情拥护的机器来处死自己。但机器恰恰在他被处死的过程当中没有按规定运转。到了军官这里，这架机器失灵了。他被机器杀死。旅行家离开了流放地。
一、面对事物间矛盾冲突的无奈
作者卡夫卡在小说的开头刻画了一个矛盾。犯人被指控的罪名是：“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但这里说到：“顺便提一下，这个罪犯看起来简直就像一条听话的狗。”如此卑躬屈膝的人怎么会不服从上级呢？又由于预先刻画了犯人的这种状况，那作品中讲的给犯人戴上的系列镣铐就变成了一个矛盾且多余的程序了。其次作品中写道：军官检查机器和做些辅助工作而这些操作使军官感到“格外疲倦”，但前面写到过，军官爬上爬下，关于机器的每件事都亲力亲为，他对机器充满了热情。为人们节省劳动是任何机器的目的，在这里却反过来，机器使人筋疲力尽！这里机器的彻底意义颠倒。军官从犯人那里得到两条手绢来减轻自己浆硬的军服领子的压力，流放地处于热带地区，但军官穿着不合适的厚重的整套制服。当旅行家提出对制服建议时，军官回答：“当然是的……但它们（制服）对我来说就是家乡;我们不愿意失去家乡。”这里又生成了一个反面的矛盾对立，这种对一个表面的、在新的环境下对完全不适合的符号的坚持，显著地显示了无家可归的无依之感。
作品中的矛盾颠倒指导着这篇作品的思路线索，这些矛盾冲突的双方即本雅明所说的“从卡夫卡夫人形象世界的中心”能发现其作品的预言性，而支撑这座预言大厦的“构件”就是表现人类基本生存的“姿态”[2]。作品中的矛盾双方所遇到的冲突可能就是人类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系列困境。人类把生活规定为矛盾，生活才是矛盾。正是这种把生活看作矛盾的概念摧垮了人的精神，使人的生活处处为困境。
二、人性和正义的丢失
当我们到作品中寻找人的形象时，却只发现了一些物件。我们想在其中寻找一种预设的人性观，却发现在这篇“独特”的作品中，人是无关紧要，人无非可以为那台处决机器效力，或被当作那台机器的食物。人的本质这般颠倒，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谈论一种极端的非人性化时，对正义的反常才是有可能的[3]。犯人所受的十二小时的撕裂折磨没有被视作某种非人道的东西，而这架处决极其容易被弄脏反到成了“它的唯一缺点”。犯人被描写成一种几乎动物的状态，而看守的士兵几乎比这个犯人更无人性。士兵突然在铁链上一拖，使犯人倒下来，这时候，士兵表现出极大的快乐，及犯人和士兵对军官的自取灭亡表现出来的粗鄙的快乐……都表现出一种非人性。
“旅行家一看到犯人，他只是问道：‘他知道自己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说，急于继续做他的解释，但旅行家打断了他：‘他不知道对他所做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继续重复道，他停住了片刻，仿佛是要旅行家进一步说明一下自己的问题，接着又说：‘根本没必要告诉他，他会从自己身上得知的’。旅行家不想再问什么了，可是他发觉犯人的目光转向了他，似乎是问他是否赞同这样荒唐的做法。本来他已经靠在椅背上了，这样一来，他又把身子往前探了探。进进一步问道：‘但他一定知道自己被判决了吧？’‘也不知道’，军官答道，朝旅行者笑了笑，似乎在等他说一些不可思议的话。‘不知道’，旅行家说，一面揩揩前额，‘那么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辩护是否有用了？’‘他根本就没有辩护的机会’，军官说道，同时把目光转到一边，免得旅行家听到对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解释觉得不好意思。‘可是，他总得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吧’，旅行家说到，而且从椅子上站起身来”[4]。
这段是小说描写中的渐强符。不论在何人看来，卡夫卡这段的描写都实在荒谬。军官的法律观很明显属于非法的。正义的判决是对触犯法规行为惩罚，法官有权对犯人实行控告，但犯人也有权为自己辩护。双方都具有发言权，判决才有根据，量刑尺度也才有合法性。假设旅行家被震惊的是：人的存在可能遭受何等的反常化军官的态度乃是一种颠三倒四的唯心主义。一种如此毫无抵抗力的人的存在，最终只能成为另一个狂热迷信者的牺牲品[4]。且在作品结尾，旅行家不让犯人和士兵随他离开小岛时，他也已传染上了非人的野蛮特性。作品中，流放地中的所有刑罚都是死刑，这更投射出一种非人性的、非正义的存在。作品中的种种生存“姿态”正是生活中现实生存状况的映射，而身处于其中的人也可能常在种种经历中丢失了人性和正义。
三、理性思考的缺失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处决的前一天，这儿就满坑满谷都挤满了人，都是来看热闹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多么醉心神迷的观察受刑者脸上的表情呀，我们的脸庞又是怎样的沐浴在那种终于出现又旋即消失的正义的光辉中啊！”这种盛大的观刑具有的全民性、仪式性。“刑罚”作为暴力合法化的形式，使围观的人们从中得到了释放和发泄阴暗人生的快感。这样的公开处决重振了统治者的权威，制造了一个将权力“下放”的假象：仿佛人人都可以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对犯人进行宣判，正所谓“公开的酷刑和死刑应该是引人注目的，应该人所有人把它看成几乎是一場凯旋仪式”[5]。但其实就围观者而言，他们在非狂欢式的生活中所经历等级分层正好在狂欢中能够得到了变更与调整。民众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是因为那虚假的权力下放。行刑结束时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那短暂的“权力持有”的消失，他们要重新跌回没有权利的普通人。
狂热迷信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将现实生活中的荒谬掩盖、把不可能的事情装扮成有可能。但其一旦消退，带给人可能是无尽的落寞之感。
总结：
“流放地”是一个人类丢失了自己诗意栖居的家园的荒凉之地。军官被机器而奴役，犯人像狗一样没有尊严，士兵则就是被军官操控的另一架机器。各种颠倒的意义扰乱了人的思维，不断发生冲突的矛盾摧垮了人的精神，迷信狂热掩盖了事物的本真面貌。这样的社会被海德格尔称之为“贫瘠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人人都变成军官那样的人，身处荒诞时代而不知，在无意识中一步步走向荒谬的消亡。面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困境，最重要的是要认清事物的本真面目，只有寻找到其本质才有可能走出其困境。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2] 【德】.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 陈永国，马海良，编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卡夫卡文集》第一卷，叶廷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4] 【德】瓦尔特.比尔梅《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孙周兴、李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
[5] 转引自【德】扎东斯基：《卡夫卡与现代主义》，洪天富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