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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公元467～499年），北魏王朝第六位皇帝，原名拓跋宏，后改为元宏，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史称孝文帝。孝文帝即位时年仅5岁，公元490年亲政，亲政后进一步深入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改革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迁都洛阳、制定官制朝仪、推行鲜卑族汉化政策。孝文帝的改革，对北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各族人民的融合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吏治为先
北魏前期，地方官吏不论政绩优劣，一律任期六年，而且没有俸禄。这使得当时的吏治非常混乱，各级官员贪污现象相当普遍。官吏贪污不仅影响财政收入，同时也加深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威胁到政权的稳定。
孝文帝登基后，首先整顿吏治。公元484年，下诏实行俸禄制。规定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供百官之禄。即由国家征收统一的租调，筹集禄银，按级别高低发给官吏，不许官吏自筹。同时将班行俸禄与严惩贪赃紧密地联系起来，规定了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的严厉惩治措施，即官吏贪污超过一匹绢就要处死。颁俸禄这一年，因贪赃而处死的地方官达40多人。
孝文帝实行的俸禄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整顿吏治、惩办贪污等措施，使北魏吏治状况开始明显好转，巩固了封建国家统治，为北魏政权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局面，成为推动北魏王朝走向兴盛的重要因素。
破旧立新
基于有利的政治局面，孝文帝便开始对原有的一些制度进行变革。在经济方面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抑制了土地兼并，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租调制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国家收入增加。租调制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为配合均田制的推行，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户口管理上推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三长制使许多农户成为国家直接掌握的编户，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
在百官秩品议定上，将官员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公元495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移风易俗
孝文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出身的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抛弃狭隘的民族偏见，大力推进鲜卑族的汉化进程。公元494年，以“南征”为名从山西大同迁都到河南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也改姓“元”，并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又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汉化改革使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得到较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
孝文帝的改革，实现了北魏统治由“武治”向“文治”的转变。孝文帝的改革整体上顺应了北魏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改革后，大大提高了鲜卑族的封建文明发展程度，促使北魏完成了封建化的发展历程。
这也给我们现在的制度改革留下借鉴，只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终究会取得胜利。孝文帝先政治后经济、文化的改革方式，对比我国现在的改革，有些许相似之处。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历经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许多问题也日益突出，只有深化改革才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治本之策。
从轰轰烈烈的“打虎拍蝇”反腐败，到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立规矩”的“八项规定”，到“建章立制”的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从描绘宏伟战略蓝图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这些政治变化的内在逻辑，即是为社会稳定团结，快速发展而奠定基础
一切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政策方针都是为社会的进步发展保驾护航的。而今我们就更需要立足创新、革除积弊、深化改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迈进。
（编辑：沈仲义）
吏治为先
北魏前期，地方官吏不论政绩优劣，一律任期六年，而且没有俸禄。这使得当时的吏治非常混乱，各级官员贪污现象相当普遍。官吏贪污不仅影响财政收入，同时也加深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威胁到政权的稳定。
孝文帝登基后，首先整顿吏治。公元484年，下诏实行俸禄制。规定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供百官之禄。即由国家征收统一的租调，筹集禄银，按级别高低发给官吏，不许官吏自筹。同时将班行俸禄与严惩贪赃紧密地联系起来，规定了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的严厉惩治措施，即官吏贪污超过一匹绢就要处死。颁俸禄这一年，因贪赃而处死的地方官达40多人。
孝文帝实行的俸禄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整顿吏治、惩办贪污等措施，使北魏吏治状况开始明显好转，巩固了封建国家统治，为北魏政权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局面，成为推动北魏王朝走向兴盛的重要因素。
破旧立新
基于有利的政治局面，孝文帝便开始对原有的一些制度进行变革。在经济方面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抑制了土地兼并，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租调制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国家收入增加。租调制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为配合均田制的推行，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户口管理上推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三长制使许多农户成为国家直接掌握的编户，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
在百官秩品议定上，将官员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公元495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移风易俗
孝文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出身的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抛弃狭隘的民族偏见，大力推进鲜卑族的汉化进程。公元494年，以“南征”为名从山西大同迁都到河南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也改姓“元”，并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又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汉化改革使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得到较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
孝文帝的改革，实现了北魏统治由“武治”向“文治”的转变。孝文帝的改革整体上顺应了北魏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改革后，大大提高了鲜卑族的封建文明发展程度，促使北魏完成了封建化的发展历程。
这也给我们现在的制度改革留下借鉴，只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终究会取得胜利。孝文帝先政治后经济、文化的改革方式，对比我国现在的改革，有些许相似之处。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历经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许多问题也日益突出，只有深化改革才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治本之策。
从轰轰烈烈的“打虎拍蝇”反腐败，到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立规矩”的“八项规定”，到“建章立制”的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从描绘宏伟战略蓝图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这些政治变化的内在逻辑，即是为社会稳定团结，快速发展而奠定基础
一切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政策方针都是为社会的进步发展保驾护航的。而今我们就更需要立足创新、革除积弊、深化改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迈进。
（编辑：沈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