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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离开，低调告别世界
告别世界的方式，通常体现着一个人的品性。
1995年，文学家夏衍弥留之际，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人员对他说：“我去叫大夫。”听闻此语，夏衍突然睁开眼睛，艰难地说：“不是叫，是请。”随后昏迷过去，再未醒来。
更多的时候，许多名人在离别之际，主动要求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告别。
1935年，被俘后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留下一份长长的《多余的话》，详细剖析自己的思想历程，和对这美丽世界的感情。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文章最后，他竟云淡风轻地来了一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不久之后，临刑之际，他又留下简单的四个字：“此地甚好。”
1958年，柳亚子先生留下的遗嘱中这么写道：“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最后一句，足见决心。
“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1984年去世的哲学家金岳霖，在留给“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的遗书中，轻描淡写地说“我可能很快结束”，并提出“交党费”的要求，又接着写道：“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
至于一向以生活朴素著称的钱锺书先生，则在去世前明确立下遗嘱：“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形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并非偶然的是，2016年去世的楊绛先生，也在生前亲笔写道：“我去世后，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2003年去世的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则为自己的身后事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表达。他说：“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按照党的要求，用相声，用笑声，为人民服务。”并反复强调，“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在自己的丧事上，马三立先生的诉求则极为简单：“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
视死如归，彼岸便是理想
“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8年，“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被捕前这番话，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为中国进步而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留下了无数这样激昂的挽歌。
1905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留下了一份感人至深的《绝命书》：“诸君更无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彼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字里行间，他想表达的是，以一己之性命，“使诸君有所警动”。
在这方面，巾帼亦不让须眉。1907年，文风铿锵有力的革命家秋瑾女士，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即将被处死的事实，挥笔写下这样的遗书：“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她写下“巾帼英雄”的匾额。
抗日英雄吉鸿昌算得上“视死如归”的楷模。这位变卖家产组建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者，在写给妻子的遗嘱中这样说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行刑前，吉鸿昌更是写下这样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正气凛然纸上，时为1934年。
中国共产党人中，向来不乏这样的仁人志士。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留下的篇章早已写入民族的精神史。
曾写出《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留下了一份长长的遗嘱。在其中，他反复表达拥护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态度，并写下“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这样铿然有力的决心。同样让人感慨的是，他看待生死的超然：“我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与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我们是共产党，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
为国牺牲，成为许多革命者不可动摇的选择。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的火车。预感到即将牺牲，她在车上向警察要来纸和笔，写下给孩子宁儿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永不凋谢的生命力。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第四个“念”字方一出口，著名演员张国立便泣不成声，后撤一步，掬了一把泪。人们在人气很高的电视节目《见字如面》看到的这一幕，在网上得到上千万次点击。 张国立所读的，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生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无限深情地畅想着与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在一起的“痛快极了”的日子；又交代，即便再爱女儿，妻子也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忌我”；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他真情的流露，以及一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1942年5月，写完信3天后，左权将军被炮弹击中头部，不幸殉国。那年，左太北刚刚两岁；40年后，她第一次读到这封信，放声痛哭。
寄语世界，留下谆谆教导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世界的责任心与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让许多人在生命停止之前，贡献出最后的光与热。
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表达了对死的淡然，和对生者的无限牵挂。那是1911年，林觉民参与广州起义前，写下这样的句子：“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时光荏苒，黄花岗永载他的功绩，遺书永载他的似水柔情。
曾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的蔡锷，在1916年病逝于日本之前，留下了简单的遗嘱，其中包括“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以及“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这样的谆谆教导。
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启蒙人物严复，则在遗嘱中总结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其中有云：“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到了1940年，曾经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时，仅留下“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两句遗言。但这两句话，浓缩了他一生的教育主张和思想，就连“美育”这个词，都由他亲自翻译引入国内。在北大校长这个位置上，蔡元培立下丰功伟绩，冯友兰赞叹他“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而被中国人民高度赞扬的白求恩大夫，也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一份让人感怀的遗书。在这封信里，他不但事无巨细地交代了把自己的衣服、家具等送给相应的中国同事与友人，还不忘交代：“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他对八路军医疗事业的关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停歇。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遗书的最后，白求恩这样深情地写道：“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