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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生于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的百年人生，被浓缩在苏州美术馆三个不大的展厅里。
从入口到出口，墙壁上的贝聿铭渐渐从黑白变为彩色，从静态变成动态，从模糊变得清晰。他的眼角渐渐下垂，头发变得稀少，在最后一个展厅，他的脸上已经满是褐色的老年斑，手里拿着拐杖。但自始至终，他都穿着笔挺的西装，领带系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
这张东方面孔曾经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旁边的大标题写着“贝聿铭的魅力”，也曾经出现在美国总统肯尼迪、法国总统密特朗、首次访美的邓小平身旁。他65岁生日宴会的举办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主办人是当时中国的两位副总理。
贝聿铭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把自己设计的建筑种在了4个大洲、10个国家的土地上。在他百岁生日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故乡。
苏州美术馆往东不到两公里，如今游客熙攘的狮子林，100年前曾是贝聿铭祖辈的宅邸。上个世纪30年代，他随着银行家父亲到过广州、香港、上海，十几岁的贝聿铭在苏州度过了三个夏天。
在苏州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之后，17岁的他赴美国求学，从此远离故乡。站在巨大的“柯立芝总統号”上，看着岸上站着几十个前来送行的亲朋，他并不伤感，只是觉得幸运，“有机会亲眼目睹一个新世界”。
巨轮渐渐驶离外滩港口，他万万没想到，下一次踏上故国的土地，将是40年后的事了。
194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他的本科毕业设计是为战时中国建一批简易的书报贩售亭，上面写着“国魂”。他在东西方两股文明力量之间游走，事务所合伙人亨利·考伯称他为“文化意义上的男扮女装者”。
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建筑也在悄然进行着革命。建筑师们开始拒绝古典建筑繁复的理念，倾向于清新简约的线条和成本低廉的材料。贝聿铭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格罗皮乌斯是德国包豪斯建筑派系的创始人，他鼓励并倡导年轻建筑师设计一种具有社会意识的建筑，相信这种低成本的住宅将改变19世纪以来人们拥挤的生活，并将随着工业化迅速普及全球。
这种建筑理念是贝聿铭事业的起点。上世纪80年代，他将一个玻璃和金属结构的金字塔带到了巴黎卢浮宫，也将光线引入原本昏暗陈旧的宫殿，当代的阳光重新照在了千百年前的藏品上。
然而，当他把金字塔的设计方案提交给当时的“历史文物古迹最高委员会”时，对方直接对他进行了羞辱：“贝先生，你这个东西是什么破玩意儿？它看上去很丑，像一颗很便宜的钻石。”身边的翻译噙着眼泪，甚至无法完整地传递对方的意思。几乎所有的法国主流媒体都在讽刺这个中国人为卢浮宫带来了“一个毁灭性的巨大装置”。幸运的是，法国总统密特朗对他表示了完全的信任和支持。他明白，只要这个人支持自己，方案最终就能存活。
从开始设计到最终完成，用了13年。开幕后，参观新卢浮宫的人绕着拿破仑庭院整整盘了两圈。
为了让人们从金字塔内向外望时景色不会变形，他几乎找遍了全世界的玻璃材料，工匠说“没有那种材料”，他总是说“再找找”。在建造美国国家美术馆东楼的时候，工人们从未造过尖角型锋利的楼体，建议他削掉锐角，保持墙体稳固，他笑眯眯地说：“我想试试。”
在后来回到卢浮宫进行一场讲座时，他说：“建筑师要坚持自己，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成功，就再试一次。”说完从容地笑了，眼睛在圆圆的镜片后面眯成一条缝。
在承接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项目时，选址四周是棕红色的落基山脉，为了让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贝聿铭日夜在外考察，通宵进行设计，但前15张手稿都不尽如人意。
有一次，行走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佛得角的一座顶部平整的山上，他意外发现了13世纪印第安人的建筑遗址，这些建筑的形状和颜色与周围的环境浑然一体，整个环境就是建筑物的一部分。
回到项目工地，他马上安排工人把附近山中开采的石头压碎，加入混凝土中。然后手工敲琢墙面，暴露其中的沙石，使其与周围山色和谐一致。从远处看，这座建筑已经与背后的山脉融为一体。
从那以后，他再次从现代主义的故乡出走，并且脚步坚定。“我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投入任何建筑运动。”贝聿铭说。曾与贝聿铭共事过的中国建筑师林兵回忆，在设计苏州博物馆时，他曾经让大家在一大片灰白色的模型中寻找已经设计完成的博物馆，如果没找到，就证明他的设计成功了。
“建筑风格的国际化是有限制的。世界各地的气候、历史、人文和生活各不相同，而这些因素应该是建筑表现得很重要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人原本就很不一样。”贝聿铭说，“建筑就是真正的生活。”
这种异乡人的疏离感让他在建筑界显得特立独行。曾跟他一样获得过普利兹克奖的美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在纽约“四季烧烤馆”举办过几百次宴会，和其他建筑师一起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但从没想过邀请贝聿铭。
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罗伯特·斯特恩说：“他从来不合作。他这人很冷漠。对于任何有争议的观点他从来不表态。贝聿铭给人的感觉是，他总是坐在那里盘算下一步该做什么。”
跟随贝聿铭几十年的助手说：“贝聿铭交游甚广，但他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包裹得严严实实，能透过层层围墙、重重密室真正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即使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对贝聿铭一无所知，虽然我与他相识已有30多年。”
中美关系缓和后，他终于在1974年回到了故乡。在中国各个城市之间访问时，每当他和美国建筑师代表团进火车站，人们总是一边让路一边齐声鼓掌。
回到上海，贝聿铭发现原来的上海俱乐部变成了海员旅店，国泰饭店变成了和平宾馆，英国领事馆变成了友谊商店，贝家原来的豪宅变成了一家医院。老的国际饭店还在，在他中学时，每天放学后他都要呆坐在粗壮的法国梧桐下，看当时24层的“远东第一高楼”是怎么建起来的，那是他梦想的起点。
贝聿铭再一次成为异乡人，这次是在自己的故土上。
当时的中国建筑大多是千篇一律的筒子楼，只有三四层高，没有卫生间和厨房，楼道里经常烟雾弥漫，每天早晨上厕所要排队。陪同参观的中国官员解释说：“一个挣扎着要为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提供居所的共和国根本没有时间考虑精致的建筑设计。那些奢华、富有特色的建筑还不是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所能承担的。”
“中国的建筑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建筑师无路可走。庙宇和宫殿的时代不仅在经济上使他们可望不可及，而且在思想上不能为他们所接受。”贝聿铭在之后的采访中说，“我希望能尽力找到一种新方式，那是形成一种崭新的中国本土建筑风格的唯一手段，是中国建筑复兴的开端。”
“建筑必须来自人们的住宅。”他认为中国园林建筑中院落与室内空间无法回避的相互渗透，观赏路线从幽暗僻静到豁然开朗的布置，都是中国建筑应该继承的精髓。
如今的苏州博物馆，人流均匀地分布在各个角落。人们经常把镜头对准建筑本身，而不是展品。有人一直对几年前看到的一幕念念不忘：那是一个深秋，透过一扇六角形的窗子看出去，一颗成熟的石榴即将落地。
在过去的100年里，他的建筑承载了太多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生活。从二战结束、种族暴动、冷战，到城市复兴、商用航空业兴起、现代大气科学诞生，再到新中国崛起、新加坡建国、肯尼迪遇刺、中国香港回归、德国统一……他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生活了，100年来，他被不同的生活裹挟、感染、浸润，然后用玻璃、钢筋、线条、艺术影响着更多人的生活。
如今，故乡早已留下了他的痕迹。美术馆的最后一个展厅里放着一个透明的盒子，装满了写给贝聿铭的明信片，上面除了生日祝福，更多的是感谢。几公里外，苏州博物馆与狮子林相距不到200米，共同构成了苏州的文化心脏。甚至再往北，越过灰色和白色的旧城区，在通往高楼林立的高速路旁，一块巨大的房产广告牌上也写着4个大字：贝氏领衔。但他清楚地知道，那魂牵梦绕的三个夏天，早已成为回不去的故乡。
如今，贝聿铭老了。他的衬衣领口很少用领带束紧，出行也大多依靠轮椅。他住在灯火通明的纽约曼哈顿，路人行色匆匆，没有人停留。远处是他为这个城市设计的广场、航站楼和酒店，日日夜夜，承载着像他一样的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