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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低收入问题是制约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和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农民的低收入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命题，对此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提出相关理论。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民收入增长
一、概述
（一）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性
自1982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始终以“三农”为主题，足见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三农”问题具体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问题。小农经济的现状、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是阻碍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农村问题突出表现在户籍制度问题。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文化水平、经济发展的差异。农民问题说的是农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始终是制约农村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大难题。
（二）研究农民收入问题的意义
一方面，08年经济危机以后，我国经济面临出口增长幅度下降，迫切需要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需求，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宏观环境背景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寻求长期、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然而土地面积有限以及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的存在，我国农业因小农经济严重不规模化，土地随人口增加分割细碎而无法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理论界迫切需要研究我国国情下农村居民家庭收入问题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一系列命题。
二、国外代表性理论研究
国外的研究，主要从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角度以农业发展为主线对农民收入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
（一）农业保护主义：V.W.拉坦认为，获得持续生产率增长涉及到初始资源禀赋和积累的动态调整过程。当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由于食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需求变化对供给变化滞后将导致农业价格和收入的急剧下降。因此农民强烈要求政府干预，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二）重工轻农的思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只要把农业资源尽快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可以加速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普雷维什和辛格尔的“贸易条件恶化”（剪刀差）观点指出只有争取国际经济环境改善条件下实现经济发展，才能提高国民包括农民的收入。
（三）农业发展论：舒尔茨“理性小农说”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后，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费景汉和拉尼斯对二元模式的改良指出，应当使农业和工业平衡增长，而且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必须高于总人口的增长率。
三、国内相关研究
（一）我国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出发，郭正模认为耕地及其它土地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首要约束因素。陈艳通过研究得到结论：中国农民的教育水平较低制约其收入的增长。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接受的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他们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较低，使农村居民的就业渠道受到限制。王一涛、陈吴平和王敏娟等学者则持有观点：在传统农业生产阶段，农业投入、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而农民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关系。
从农业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角度，邵宗明等指出，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陈耀邦认为农业结构调整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注意保护粮食生产能力；处理好政府和农民的关系。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农民，结构调整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和经营自主权。
从农村和农业相关的制度角度进行分析，陆学艺认为，中国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胡鞍钢则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安排和延续，不仅导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且也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过于悬殊。张英红认为，国家制定和运用包括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十多项具体制度，并通过“挖农补工”和“剪刀差”获取工业化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原始积累资金，重点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质上是国家对农民利益和权利的严重剥夺，是农民长期陷入贫困的一个重大的制度根源。
（二）农民收入增加政策研究
基于对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理论界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许多观点：农民利益保护论、城乡统筹发展论、结构调整论、就业优先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市场化带动论、城市化推进论等。
对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增加财政对农业投入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目前不应该对农业进行直接补贴，而应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就是用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为中心开展新农村建设运动，既可以启动农村广大的存量消费需求，又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现代化。
从城乡统筹发展角度，陈锡文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封闭在农村的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包括加快推进中国的城镇化，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使得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到一个新的前途。
从农民就业角度，樊纲提出，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民的非农产业化”，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使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更有效率，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吴敬琏认为，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必要的条件。
从农民权益保障角度，迟福林认为应该给农民全面的国民待遇。包括改革农业税收制度，尽快统一城乡税制；全面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要真正使农民工享受同等的劳动权益和就业机会；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农村和城市居民同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创造条件使城乡居民逐步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等。
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王乃学认为，农民增收、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最终出路在于打破小生产，按照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探索现代化道路。要变革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建立股份合作公司，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优化配置资源。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民收入增长
一、概述
（一）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性
自1982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始终以“三农”为主题，足见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三农”问题具体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问题。小农经济的现状、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是阻碍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农村问题突出表现在户籍制度问题。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文化水平、经济发展的差异。农民问题说的是农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始终是制约农村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大难题。
（二）研究农民收入问题的意义
一方面，08年经济危机以后，我国经济面临出口增长幅度下降，迫切需要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需求，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宏观环境背景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寻求长期、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然而土地面积有限以及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的存在，我国农业因小农经济严重不规模化，土地随人口增加分割细碎而无法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理论界迫切需要研究我国国情下农村居民家庭收入问题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一系列命题。
二、国外代表性理论研究
国外的研究，主要从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角度以农业发展为主线对农民收入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
（一）农业保护主义：V.W.拉坦认为，获得持续生产率增长涉及到初始资源禀赋和积累的动态调整过程。当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由于食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需求变化对供给变化滞后将导致农业价格和收入的急剧下降。因此农民强烈要求政府干预，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二）重工轻农的思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只要把农业资源尽快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可以加速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普雷维什和辛格尔的“贸易条件恶化”（剪刀差）观点指出只有争取国际经济环境改善条件下实现经济发展，才能提高国民包括农民的收入。
（三）农业发展论：舒尔茨“理性小农说”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后，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费景汉和拉尼斯对二元模式的改良指出，应当使农业和工业平衡增长，而且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必须高于总人口的增长率。
三、国内相关研究
（一）我国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出发，郭正模认为耕地及其它土地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首要约束因素。陈艳通过研究得到结论：中国农民的教育水平较低制约其收入的增长。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接受的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他们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较低，使农村居民的就业渠道受到限制。王一涛、陈吴平和王敏娟等学者则持有观点：在传统农业生产阶段，农业投入、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而农民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关系。
从农业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角度，邵宗明等指出，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陈耀邦认为农业结构调整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注意保护粮食生产能力；处理好政府和农民的关系。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农民，结构调整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和经营自主权。
从农村和农业相关的制度角度进行分析，陆学艺认为，中国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胡鞍钢则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安排和延续，不仅导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且也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过于悬殊。张英红认为，国家制定和运用包括户籍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十多项具体制度，并通过“挖农补工”和“剪刀差”获取工业化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原始积累资金，重点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质上是国家对农民利益和权利的严重剥夺，是农民长期陷入贫困的一个重大的制度根源。
（二）农民收入增加政策研究
基于对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理论界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许多观点：农民利益保护论、城乡统筹发展论、结构调整论、就业优先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市场化带动论、城市化推进论等。
对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增加财政对农业投入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目前不应该对农业进行直接补贴，而应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就是用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为中心开展新农村建设运动，既可以启动农村广大的存量消费需求，又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现代化。
从城乡统筹发展角度，陈锡文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封闭在农村的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包括加快推进中国的城镇化，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使得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到一个新的前途。
从农民就业角度，樊纲提出，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民的非农产业化”，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使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更有效率，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吴敬琏认为，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必要的条件。
从农民权益保障角度，迟福林认为应该给农民全面的国民待遇。包括改革农业税收制度，尽快统一城乡税制；全面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要真正使农民工享受同等的劳动权益和就业机会；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农村和城市居民同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创造条件使城乡居民逐步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等。
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王乃学认为，农民增收、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最终出路在于打破小生产，按照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探索现代化道路。要变革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建立股份合作公司，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优化配置资源。